【01周报社论】五岁临临何辜　 莫让悲剧重演

今次案件广受社会关注，一方面固然因为其案情令人震惊。根据控方在法庭上透露，临临的八岁兄长向警方提供的口供指，有人曾把临临举高，将她的头部撞向天花板十多下，而在圣诞节期间，兄妹二人只获供应少量食物，又被着令睡在地板但不给他们毛毡，甚至一直被人用藤条打四肢、拖鞋打面及用剪刀“笃”心口等等。在一个文明社会，任何人都不应遭到如此对待，更何况无辜的稚子。

最令人愤怒的是，一个小生命不幸离世后，公众看见的不是涉事各方的懊悔和反省，而是没完没了的推诿。例如临临兄长就读的兴德学校，校方曾指去年11月已发觉他身带伤痕，并将此事“转介”到政府相关部门；惟政府反指校方只是向社会福利署“查询”而并非“转介”，而原来何谓“转介”根本没明文规定，只是“惯例”要填表后才会开档案处理，后来校方有否再为此追问社署亦成疑。一个小朋友失去性命之后，一班大人和官员竟在忙于推卸责任，尽现官僚文化的冷漠与荒谬的极致。

不少人因而联想到1980年代另一宗轰动社会的虐儿案，当时年仅六岁的女童郭亚女，疑被患有精神病的母亲长期幽禁在家，时任社会福利署署长陈方安生决定引用《保护妇孺条例》，由警方和消防人员破门入屋救走郭亚女。当时不少社会人士斥责陈方安生拆散别人家庭，但时至今日，社会大众慨叹假如今天政府官僚，也有着当年陈方安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在事情仍未至于无法挽回之前，就派人救走临临和其兄长及继姊，很可能阻止一场惨剧的发生。

不过这种想法恐怕亦不太现实，因为陈方安生当年处理郭亚女事件的手法破格、大胆，而事件更充满难以复制的偶然性。现时本港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人口接近百万，要保障他们免受伤害，需要的是一个涉及数十万个家庭、数以十万计教师、社工以及执法人员的庞大保障体系，不可能期望依赖一些个人或偶然因素，就能够令这个体系持续有效运作，必须从检讨整套制度入手，才可以让儿童免受伤害。

虐儿案背后反映社会问题

事实上，临临疑遭虐杀既是一个个案，亦反映出虐儿的系统性问题。不少研究显示，不同的虐儿个案背后其实都有近似的背景。根据社署的统计，本港虐儿问题较严重的地区，包括屯门、元朗、葵青、深水埗等，而临临生前正是与家人居于屯门，但这真是一个“巧合”吗？

假如从另一个统计数据来看，这个现象并非单纯的“巧合”，上述虐儿问题较严重的区份，同时也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地区。只要以常理分析，不少居于这些地区的基层市民，每天要面对挤迫的居住环境、工时极长但收入严重偏低，生活费用高昂更令家计捉襟见肘，这种疲困劳累、令人焦躁不安的生活，正正是诱发虐儿问题的危险元素。因此要遏止虐儿问题，第一个切入点是要设法在茫茫人海之中，识别风险较高的家庭。

现时政府虽有针对虐儿问题的识别机制，但都是在不幸事件发生后才介入，而非作出及早预防。例如警方设有中央家庭暴力资料库，载有过去三年发生涉及家暴、虐儿案件的资料档案，只能当事后孔明而未能防范未然。相比之下，不少国家都设有预防虐儿的识别机制，例如对有滥药或暴力倾向纪录、低收入及年轻父母的家庭等，派遣社工长期跟进其需要。就以临临的个案来看，她的父亲只是刚刚二十出头，便已经有分别八岁及五岁的孩子，这类在青少年时期就已为人父母的个案，正好是一些外国社福制度的重点关注对象。假如香港也有类似制度，更主动地找出这些家庭，适时为他们提供各种生活上以至情绪上的协助，不少家庭悲剧并非不可避免。

除识别机制外，一个清晰的举报机制亦至关重要。早在2013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已建议港府加紧采取措施，打击凌辱、忽视、暴力以及不当对待儿童，包括向在工作上会接触儿童的人员，例如医生、教师、社工等，施加强制举报怀疑虐儿个案的要求，以及设立专门热线。

虽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惟多年来港府仍未按联合国建议，订立虐儿事件的强制举报机制，由于谁应举报、如何举报虐儿缺乏明确的权责界定，正是造成学校与社署就此不断斗耍太极的底因。就如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所指，不少国家早已规定，如果教师及社工等接触到怀疑虐儿个案，有法律责任按机制向相关政府部门呈报，知情不报者会受法律制裁，令怀疑受虐的儿童得到适切的救助。若香港也依照联合国的建议订立有关机制，像今次学校与社署就所谓“转介”问题的争拗，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竞投方式招聘小学驻校社工？

由于虐儿强制举报机制令学校和前线社工要负上更大的把关责任，政府在订立此制度的同时，亦必须提供更充足资源。现时本港小学与幼稚园的社会服务支援机制，早已为人诟病，例如中学学校社工是常规职员，小学却是实施“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名义上是让小学自由招聘社工，但说穿了，其实只是又一个恍如外判清洁工的机制。小学驻校社工几乎都是以价低者得的方式竞投，而且最多每三年就要换新合约，假如竞投失败，驻校社工和教职员建立的工作默契、和孩子及家长之间的信任又要推倒重来，何况当社工本身也要不断面对低薪、失业的压力，却要他们为孩子解忧，是否强人所难？更甚者，受政府资助的幼稚园，资助金额中竟然连聘请社工的开支也没有。

教育界和社福界多年来都促请政府按照中学的做法，在小学实施“一校一社工”，将驻校社工变成常规职员，今次惨剧之后，政府也应为资助幼稚园聘请社工提供相应资源。特首林郑月娥在上任之初，提出每年增加50亿元的教育经常开支，当中涉及36亿元的新措施已经展开，余下的14亿元，要应付小学、幼稚园增聘驻校社工的开支，理应绰绰有余，政府应该将此列入下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之内。

事实上，上述建议并非什么新猷，而是社会各界已争取多年，只是政府却一直拖拖拉拉、未有认真落实而已。对于临临之死，其刑事责任固然有待司法程序厘清，不过本港保护儿童制度不彰、“制度杀人”却是不争的事实。位居政府要职的衮衮诸公，还请正眼看着临临的遗照抚心自问，你们从政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一份薪高粮准的工作？还是为了好像临临的小朋友，创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和有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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