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岂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李波事件”中央欠港人清楚解释
正如当年的香港警队亦存在不少害群之马，甚至与黑社会同流合污，急需进行改革；中国公安今天也同样需要彻底的改革。如果能将政治生态转好，就像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香港警察发生的改变一样，在符合科学治理的体制内，个人的良知更能得以彰显。
“李波事件”表面上“尘埃落定”，实际上并没有。在过去一段日子，这件事让香港笼罩在“被失踪”、“被绑架”、“被认罪”的阴霾下，人心惶惶。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实在有必要给关心此事的港人一个清楚解释，把事件的真实状况说个明白，以缓解关心“一国两制”的香港人的焦虑。如果有些人以为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是最糟糕和愚蠢的处理方法。“李波事件”处理得不好，将会让中港之间本来就日益脆弱的“互信”雪上加霜，带来谁也承担不起的、不愿意看见的、持续恶化的信任关系。
“依宪治国”为第一要义
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应该认识到香港与大陆的差异。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过，针对历史事实而制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不容动摇，他还强调了“依宪治国”的重要性。《基本法》是中国宪法的关键组成部分，《基本法》保障香港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第一要义。宪法的尊严与“一国两制”的重要性远大于任何大陆的官僚作风及香港执法部门的被动态度，也不可能妥协于一些官员惯于蒙骗过关的陋习。在“李波事件”上，中央政府应该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将事件原委公诸于世，既服香港人的心，更可让大陆官员和整个社会上了一堂“宪法课”；相反，越是隐瞒，就越会招致更多的揣测，既打击了香港人的信心，更触动了大陆人民对“依宪治国”的质疑。
《基本法》第18条明文规定：“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凡列于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而附件三所列载的全国性法律，亦只限于国防、外交和涉及中港关系的法律。李波事件是否触碰到了“越境执法”的事实，它的结论将挑战“一国两制”的核心精神，更违反了中共提出的“依宪治国”底线。这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大陆的一些部门和主管存在一种误解，在“回归”的大背景下，以为中港之间已无区别，这是对“一国两制”的严重误解。这些部门和主管应该认真学习《基本法》，了解香港在中国作为“特别行政区”的独特地位，才有可能避免重蹈“李波事件”的覆辙。
“一国两制”在诞生之日起，就肩负重大的政治使命，它既是用来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的“定心丸”，也影响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三地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任，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中央政府和回归的信心。同时，“一国两制”作为重要的政治构想，《基本法》作为中国《宪法》的事实延伸，同时影响着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信任。中共作为执政党，应知历史上不少事件，例如文革、六四等，都会影响人心向背。“李波事件”在香港人心目中，是一次极重大的信任危机，处理时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香港自回归以来，市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一国两制”的落实。换言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影响到对“一国两制”的承诺。公道自在人心，中央切不可失信于民。
搞清楚对象 放李波一马
不过，在追查“李波事件”真相的过程中，香港媒体不应该将受害者当成“责任方”。李波是新闻当事人不假，但一些媒体对于李波本人的追问，乃至指摘其“帮助中共隐瞒事实”或“不负责任”，显然已经超出李波需要承担的责任。有很多话，李波如果可以说，他当然会说，而他不愿意说的，背后也会有其难言之隐，一味地逼问李波，把镜头对准李波没有意义。一些舆论甚至要求李波“站出来”，这显然是过分的要求。李波不过是一名平凡的“禁书”商人，开书店、出版书籍，他不是政治人物、不是革命家，更没有义务扮演“烈士”的角色。既然香港是坚持言论自由的地方，那么“禁书”商人也应该与普通市民无异，在媒体面前，他没有多于普通人的责任。媒体的强力追问，或令李波在不经意间讲出对他及他的家人不利的话，结果或许会令媒体销量增加，多卖一些广告，满足了某些人的好奇心或情绪，却不一定是公义的行径，更可能侵犯了李波及其家人的权利。如果是这样，公权力或舆论对李波的伤害又有什么分别？所以，追查事实原委应该，但对李波咄咄逼人只能是五十步笑百步，跟公安的做法没有太大分别，或许媒体应该放李波一马。
在任何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升斗小民是无力的。正如作为媒体不应该赞同年轻人在旺角事件中对警察扔砖，也不应对个别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批斗式”口诛笔伐一样。媒体的对手不是个别的弱势群体，而是“当权者”，不论是主导社会体制的政府，或者是在某一瞬间在街头占据有利位置的示威者，只要在不法、无理、不公的情况发生就不应受到鼓励。媒体更不应该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进行采访报道，媒体的职责是建立有效掌握事实的理据，尽可能尊重当事人，特别是对待受害者的方式，将事情向公众说明，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李波事件”是个契机
对“李波事件”的处理和解读都不可以简单化，更不可一刀切，媒体应该帮助社会了解事件背后复杂的政治议题。中国的执法部门过往有不少拙劣的前科，这是事实。有些人为大陆官员辩护，认为大陆官员还有不少是廉洁的，不应该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当然不对，然而，用抽象的评价去掩饰局部事实就更不可取，最荒谬的是企图对违法腐败行为高举轻放。官员或许应该以更诚恳的态度接受群众的监督，就算指责有些过火，也应该理解。他们应该意识到，相比之贪腐官员让人民所受的委屈，官员的这一点“委屈”又算得上什么呢？
中国的权力部门确实有劣绩昭彰的名声，甚至存在不少“半个黑社会”式的人物，人们应该记得当年重庆的打黑运动，演变成不同势力在抢地盘的戏码。正如当年的香港警队亦存在不少害群之马，甚至与黑社会同流合污，急需进行改革；中国公安今天也同样需要彻底的改革。如果能将政治生态转好，就像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香港警察发生的改变一样，在符合科学治理的体制内，个人的良知更能得以彰显。
“李波事件”挑战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最大的“输家”其实是中央政府。中港之间的关系，早已呈现出“陆强港弱”的局面。作为“强”的一方，必须主动展现出最大的气量与善意，才能促进更有效的互动。只要处理得当，“李波事件”可以不成为香港人认识国情的“负面教材”。
大陆一直强调经济要从“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型，其实大陆的国家治理同样应该从过去的“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型。于是，中央政府更应该将“李波事件”彻底清查，将事实原委公之于众，有错必纠，扭转人们对中央政府的误解，深化改革、加快转型。从这层意义上说，“李波事件”或许可以是一个契机，中央政府应该把握，而非逃避。能否转危为机，则考验当局的政治智慧与管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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