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城巴车祸血的教训 莫以“人手不足”掩饰问题
这一次城巴的夺命意外反映出一个残酷的现实:与其说是劳动力不足导致车长要长时间加班,不如说是巴士车长收入不合理地偏低,单靠底薪无法维持一个成年人的合理生活需要,必须长时间加班才可以养家活儿。港府不能对劳工身处的艰苦环境毫无认识,亦不能对香港交通产业的经济作用毫无认识,否则必将无法处理香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
城巴车祸会与劳动力不足,甚至输入外劳政策扯上关系,因为政府断错症对错焦,认为这是香港整体劳动人口不足所致。车祸发生后,有城巴管理层承认车长人手不足,但他同时解释是车长本人要求加班。然而,车长要求长时间加班显然是“身不由己”,希望藉赚取加班费改善生活。事实上,大部分服务业从业员都面对同样问题,这是香港人所共知事实,亦是香港平均工时“世界第一”的主因之一。
香港工人的劳动工时结构非常不合理,如果将这种不合理现象,片面地解释为劳动力不足,根本是利用劳动力不足的借口,掩盖收入不足的事实。不少机构不时抱怨人手不足,而补救方法往往是通过雇员不断增加工时,雇员的配合除了为保住工作,更是为了增加收入,这种做法虽然暂时纾缓劳工不足,但更是将潜在的危机延后,这一次车祸很具代表性。车长希望增加收入,向公司提出加班,巴士公司通过这种方法压低整体工资成本,大家一拍即合,甚至已经成为行业的常态。如果公司招聘足够人手,没有加班机会,车长只能赚取微薄的底薪,生活就会陷入入不敷支的困境,很可能逼用其他方式增加收入,例如下班后做其他兼职,结果依然是疲劳驾驶,同样的车祸恐怕会继续出现。
车长待遇差 营运效率低
就以涉及今次意外的城巴为例,巴士车长的底薪只有约1.2万元,远低于1.62万元的工资中位数。但驾驶巴士既讲求体力,更要极之集中精神以应付复杂的路面环境,在保障乘客安全之余又要提供舒适稳妥的乘车体验,有时更会沦为恶客的出气袋,遭到挑衅谩骂以至恶意投诉,一份对体能、驾驶技术以至待客态度都要求极高的工作,如此薪酬水平显然极之不合理。
而巴士车长要赚取更高收入,为自己和家人改善生活,就只得不断主动提出加班、加班再加班,直至逼近每天工作14小时、最多驾驶11小时的指引上限。但即使大量加班以多赚一点“补水”,巴士车长每月薪水仍只有约1.8万至1.9万元。在这样的高压工作环境和未如理想的待遇条件之下,巴士公司为何会长期缺人,答案已经相当清楚。
这正好解释,巴士公司所谓的“人手不足”现象是如何产生。事实上,根据运房局曾对巴士行业人手问题所做的研究,按照政府估算,专营巴士车长总就业人数大约1.4万人,而香港政府发出的专营巴士有效驾驶执照,即行内俗称的“17牌”,截至今年7月共有24,630张,从数量上,今时今日的香港本来就有足够的巴士车长。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何巴士公司无法吸引上万持有相关执照的合资格车长?只要看看巴士车长的工作环境、薪酬待遇水平,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出答案。
由此可见,巴士公司请不到足够车长,以至巴士车长长时间加班沦为常态,所谓的劳动力不足并非主因。香港作为一个商业社会、巴士公司作为一家商业机构,而劳动力市场上的合资格巴士车长亦相当充裕,解决办法相当简单,就是改善巴士车长的薪酬待遇,提高底薪、降低工时,只要条件合适,足够吸引,巴士公司不应该有人手不足的烦恼。
为什么巴士公司必须改善车长待遇,这不单是因为巴士业的人手问题已经影响到它的服务质素,更因为它们的专营权,本来就保证了必须向市民大众提供适切、安全的巴士服务。政府亦曾解释,巴士专营权长达十年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劳工密集的服务行业,年期较长的专营权,有助为员工建立更稳定的工作环境,足见专营权的制度初衷,既考虑到乘客的权益,也顾及了包括巴士车长的劳工权益。如果这种安排已经无法满足今天的经营和服务要求,或许政府应该全面审视专营巴士的经营实况,责成巴士公司向车长提供合理薪酬,从而招聘足够车长、减少加班、保证行车安全和服务品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改善巴士服务、提升营运效率,并不是巴士公司简单提升车长工资就能完美达到。巴士服务作为香港集体运输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天接载近400万人次,如何提升巴士公司整体运营效益,同样影响整个行业和社会的需要,政府对此亦责无旁贷。
或许有些人会解释,政府在改善巴士服务方面并非完全懒政无为。例如在2013年的施政报告,政府就曾提出一些巴士服务路线重叠,部分使用量偏低,会推出如优化路线、加强接驳功能、改善转乘安排等措施。而在过去几年,政府和巴士公司陆续为各区巴士路线重组进行地区游说,根据政府数据,2013至2015年的路线重组,已令驶经中环、铜锣湾、旺角等繁忙交通干道的巴士流量每天减少逾3,800架次;近年政府亦在多个地区设立巴士转乘站,一定程度提升了巴士的服务效率。
可能政府的措施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但却远远不足。例如在巴士路线重组的问题,往往遭到地区人士的批评和区议会的阻挠,他们反对削减或合并巴士路线,这除了是因为一些区议员为免路线重组得失当区选民,更根本原因是政府缺乏全面的数据和理据支持,与居民代表缺乏充分的讨论基础,结果变成“口同鼻拗”,在重组巴士路线时碰得一鼻子灰。
类似问题其实并非香港独有,而是国际上不少大城市都面对的城市病。例如新加坡政府就透过分析大数据,指挥巴士车长埋站速度与间隔时间,减少挤塞;而下一步,新加坡政府将开发一套全新的大数据分析系统,模拟公共交通网络的乘客流向,更精准地推算运力需要,从而提升当局规划公共交通路线的能力。
相比之下,香港政府虽然在2014年已提出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构想,但本来能够善用大数据技术的公共交通领域至今仍乏善足陈。就算新科技新技术需时间掌握,一时之间急不来,但要从传统的道路和灯号设计上改善巴士服务,在国际上亦有不少先例可循。例如韩国首尔在参考路侧巴士专线的车辆争路情况之后,引入了中央分隔巴士专用道,在繁忙街道的中央划出巴士专用的行车线,改善巴士行车情况,令班次更准时,运作更具效率。新加坡亦有巴士优先行驶灯号、在部分巴士站树立强制让路予巴士出站的路标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想尽办法令巴士在路上更加畅通无阻,减少巴士堵路的情况,令车辆、人力资源的运用更有效率,现实上亦减轻了招聘巴士车长的工作压力,又能提升专营巴士公司的经营效益。
不宜“跳步”谈输入外劳
假如有一天,巴士公司已经开出了非常吸引的待遇条件,香港政府亦已用尽了各种提升巴士服务效率的可行办法,本港的巴士服务仍然面对人手不足问题,到时再讨论是否要输入外劳就相对合理。
但以现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但巴士公司尚未改善车长收入不足的情况,政府亦在提升巴士服务效率方面未够积极进取,如果现在一下子跳到讨论应否输入外劳,根本是在回避巴士服务效率未彰、巴士车长待遇不合理的事实。如此,输入外劳只会延续问题,袒护巴士公司的利益,助长官员的不思进取,这种做法绝不可取。
当然,从宏观角度看,本港劳动市场紧张,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本港失业率低至3.1%,不少行业都有“工求人”的现象;而本港劳动人口在明年达到365万人的顶峰之后便会持续减少,此预示香港劳动力吃紧、各行各业人手紧张的情况势将持续加剧,除了可能拖慢经济发展,一些攸关社会民生的服务亦难免受到影响。
类似情况并非香港独有,例如日本正是因为人口老化引致劳动力减少的典型案例。日本政府其中一个应对方法,就是放宽工作签证、申请居住权的条件,吸引外国人到当地工作。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对移民政策保守非常的日本,亦要透过输入劳动力解决问题,香港本身是移民城市,人口老化问题亦日益显著,在可见的将来亦可能要面对是否要输入外劳的抉择。
然而,输入外劳的客观结果,必然影响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对雇员求职以至薪酬待遇的改善,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议价能力本来就不高的基层打工仔,更将首当其冲。既然如此,在输入外劳以前,香港政府必须首先回应为什么工人不足,但薪资却没有相应上升的扭曲情况。无论从社会利益,又或雇员本身的利益来看,在本港劳动市场的待遇水平未有合理提升之前,香港政府绝不应考虑引入外劳。
所谓民生无小事,一宗巴士夺命车祸,一次过揪出了香港劳工保障差劣、交通政策不善、科技发展落伍等连串深层次问题。如果将城巴夺命车祸的讨论集中在应否输入外劳,显然是对错焦、文不对题。这个血的教训,绝不应换来政府再一次的头痛医头,官员应该好好记住死者家属的哀哭声,他们既为痛失至亲而哭,更是对百病丛生的香港的强烈控诉。官员必须时时刻刻紧记,为官不单是一份“薪高粮准”的工作,更肩负着领导这个城市不断进步的重担,一旦有丝毫怠慢,可能就会有人无辜送命,更可能会断送了香港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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