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iPhone十周年　见证香港的蹉跎岁月

苹果公司（Apple）在上星期推出新一代iPhone X智能电话，香港社会一如既往，最关注是新iPhone能否再掀炒风，又如何抢购而从中分一杯羹。十年前，苹果公司推出iPhone，带动了全球智能电话革命；十年后，它又推动手机科技突破。反照之下，香港在创科业不进且退，一而再的错过了直接参与科技产业范式转移的良机。香港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领导者，应该深刻反思，推动官场问责，扭转香港呆滞的产业发展，迎头赶上。

今次苹果公司一口气公布三款新iPhone手机，其中iPhone 8和8 Plus已在上周率先开卖，但由于这两款手机只是上一代的“小改款”，新鲜感有限，外界的焦点都放在10月底才接受预订的iPhone X，因为这部纪念iPhone十周年的特别版手机，应用了不少新科技，例如超大屏占比的OLED荧幕、容貌辨识技术Face ID，以及扩增实境（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等。即使这款手机的高阶版售价高达9,888港元，对这款手机充满兴趣的除了iPhone的忠实客户，还有这些年来靠炒卖苹果新手机牟利的广大“果农”。

当社会的焦点都放在iPhone X的炒风到底会有多么热炽的同时，有一个现象可能更值得香港人深思，就是苹果公司在2007年推出第一代iPhone之后，这十年来全球科技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彻底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生活面貌，不论是通讯、娱乐、工作、购物等日常生活的需要，智能电话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器官”。

可是，即使智能电话如何改变世界，有一件事却雷打不动，就是香港社会的投机炒作风气。自从苹果公司在2008年将第三代的iPhone 3G正式引入香港市场之后，多年来香港的讨论焦点，都是炒iPhone有多少“水位”、如何各出奇谋抢购iPhone转售牟利。而除了炒卖之外，这一波全球科技产业革命所引发的业界洗牌、势力版图由西向东移，创造了多少新技术、新商机、新就业机会，香港政府竟然仿佛隔岸观火，只是站在周边空谈对策。

深圳蜕变成“中国矽谷”

苹果公司发展迄今，已是一家总市值逼近一万亿美元的“巨无霸”企业。之所以有今天的商业成就，是因为当年的苹果舵手乔布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于以创新的意念和技术，挑战诺基亚（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爱立信（Ericsson）等当时雄霸全球手机市场的“巨人歌利亚”。而另一方面，这十年间，即使iPhone如何横扫智能电话市场，但挑战者仍前赴后继，当中更不乏成功案例。在在证明苹果并非不可能被撼动，欠的只是敢于迎难而上的创业家，以及义无反顾支持创业家的政府。

例如南韩的三星（Samsung），在十年前，只是手机市场上的二线品牌，直至2010年才推出第一代Galaxy智能电话，但如今三星已成为能够和Apple分羹的一线大品牌，其智能手机出货量更高于苹果。但更加应该令到香港人感到震撼的是，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以深圳为基地，也孕育出能够与苹果、三星两巨头分庭抗礼的国产智能手机：华为。

多个国际调查机构的资料都显示，现时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三甲，除了三星和苹果，排在第三位的是以深圳为基地的华为。过往不少香港人对深圳科技产业的印象，就是华强北路的山寨产品，是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同义词。但如今的华为手机，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以至品牌形象上，都稳占全球前列位置。华为的成功，主因之一是深圳市政府对发展科技产业的敢于承担，令深圳的科技产业由单纯的山寨模仿，逐渐蜕变成为今天具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矽谷”，而华为更在这一波智能手机的产业革命之中，成为赢家。

比起香港政府的无为，近年深圳市政府对发展科技产业的取态非常积极，例如其“十二五”（2011至2015年）规划中，便提出由政府着手推动科研、支援创业、协调国际合作的策略。具体来说，深圳市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支持，除了透过人才奖励计划提供资金、向创业者提供低息、贴息贷款之外，更重要是积极地为企业解决经营上的各种难题。有深圳的官员曾表示，只要是科技企业提出的合理要求，政府必定“马上就办”，让包括华为在内的一众科技企业，可以更专注地扩展业务、开发新技术，而不用把心力虚耗在与官僚怠慢的“太极推手”之中。

其中一个实际案例，是华为不少员工、特别是一些从外地招聘到深圳工作的专才，都为子女的教育问题而苦恼，结果深圳市政府特别设立了深圳外国语学校国际部，列为级别最高的国际类公立学校，主要向华为员工的子女提供优质教育。正因深圳市政府积极协助企业挽留人才，在当地扎根，纵使多次传出华为将会迁出深圳，搬到地价较低的东莞，但华为的总部至今仍留在深圳──因为无论科技企业本身，以至这些企业所聘请的专才，都得到设施支援，能植根深圳。

深港官员态度反差大

更加令人扼腕的是，香港本来有机会捕捉这些科技产业革新的机遇，结果却一再失诸交臂。自2008年起主政深圳、作为深圳科技产业主要推手的前市长许勤，其实曾在2001至2004年间，曾在香港理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博士，结果他在香港所学得的知识，却在深圳而非香港开花结果。而且这些年来，据悉有不少内地科技企业，尤其一些近水楼台的深圳科技公司，都曾经积极地评估过来香港开设分公司、从事科研与产品开发的可能性，但在经过一系列的评估之后，最终都未有成事。

个中原因，可以从腾讯主席马化腾早前来港出席论坛时所说的一番话中，看出端倪。当时马化腾表示，香港要发展创新科技，其实还有很多牌可以打，例如政府要更大胆地引入科技企业、实施配对制度允许聘用了香港科技人才的企业招揽更多境外科技专才，以至要在科技教育上作出变革，鼓励大企业将资金投资在教育之上。但最为关键的，是政府官员必须有所担当，假如未能成功招揽人才、拿不下项目，就应该要问责，因为官员要“有压力”，才有刺激有为的动力。

对于马化腾这番说话，坊间不少媒体都形容，当时马化腾是面带笑容，只是一番“笑言”。但是，马化腾曾当场透露，他曾经向特首林郑月娥当面提出这番见解。可见，他并非一时戏言，而且他在站台演说时，当谈到官员问责，他更是指着在台下的创科局局长杨伟雄重申这番话，这显示马化腾对香港政府在创科产业不思进取的表现，的确是有相当强烈的意见。近年内地官场“问责”风气日盛，不称职的官员被降职、撤职已是官场常态，甚至连副省级高官也可被“断崖式降职”为科级小吏。腾讯以深圳为业务基地、又在香港上市，马化腾与深港两地的官员都有打交道，自然更能够深深感受两地官员对科技产业发展在承担和问责的重大反差。

马化腾这番说话最值得思考之处，是在不少人的印象中，相比起内地官员的官僚散慢，香港的公职人员办事更加专业高效，而不少国际研究机构，都对香港公务人员的绩效作出极高的评价，认为香港的优秀公职人员团队，是造就香港竞争力的重要元素。本港公职人员大多廉洁奉公，的确是不争的事实，惟在推动产业发展，以至推动香港经济升级转型方面，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政府的领导阶层，却显然缺乏带领香港开创新局面的领导才能，令香港成为龟兔赛跑中的傲慢兔子，眷恋于往日的成功，终由领先变成落后。

港创科发展严重停滞

政府领导阶层必需问责，这在香港政府口中，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了。在2008年开始，政府推行高官问责制，各个政策局由问责官员，而非传统公务员担任。当年推行问责制的其中一个原意，正是要求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须为所作决定承担责任”。但时至今日，这种问责精神显然流于空论。例如，上届政府在2015年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其局长杨伟雄上任时曾经提出多个工作重点，包括推动智能生产、研究开拓以香港为基地的工业、鼓励私营机构投资创新科技、开设初创企业、建立人才库、鼓励青年人加入创科行业。但创科局至今已成立了接近两年，再工业化仍停留在纸上谈兵、科研开支仍仅达生产总值的0.73%，远低于邻近对手的2%至4%；所谓的创科人才政策，也没有见到显效。既然当天信誓旦旦提出的一系列工作重点，至今仍未见寸进，杨伟雄遭到批评问责，亦是相当合理。

可是，也必须强调，所谓的官员问责，并非动辄要为官者“人头落地”、随意摘下高官的乌纱帽以换取社会的一时欢呼。而是要下决心建立一种责任文化，令整个公职人员体系达到良性的新陈代谢，促使官员时时刻刻谨记，必须做好其职责所在的分内之事。例如，作为主管创新科技事务的问责局长，目睹香港创科发展在过去两年来仍严重停滞，即使不问责下台、另觅更合适人选，也应该深刻检讨本身到底有何不足，并着手改善创科政策的各种缺失。同理，负责土地政策的高官，不能只是年复年地就土地供应不足辩解；负责交通政策的高官，不应放任港铁年年加价“加到尽”；负责医疗政策的高官，不可对医疗资源紧张装作无可奈何。凡此种种，为官者都必须拿出具体办法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就应该问责。

iPhone推出十周年，不但象征十年来香港迷失于一片投机炒作风气，也象征了香港社会在多方发展的迷失，而当中是错过了智能手机革命所带来的科技发展的机遇。当下，要令香港重回正轨，必须有更多敢于为香港的未来有所担当、敢作敢为的政府领导人才。香港十年蹉跎岁月，是时候醒过来，正视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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