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有行动力并不足够　施政需要价值核心

李家超班子上任已半月有多，看起来政府并没有沉浸于所谓的蜜月期，而是雷厉风行地推出不少新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一口气成立了四个工作小组针对跨代贫穷、土地房屋供应、公营房屋及地区关注议题，同时提出将成立特首政策组负责宏观地研究香港、国家及国际形势，以辅助决策。另外，李家超又建议每月在立法会举行厅前交流会，每次会派一位司长连同五至六名局长与立法会与议员交流，以促进行政立法机关的良性沟通。李家超上周亲率六位正副司长出席首次交流会，不少议员反映会面气氛良好且具建设性。

除了这些组织上的变革外，李家超班子也有直接表现。上周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便落区探访了四间㓥房和板间房以了解基层生活，又承诺会到各个在兴建中的公屋地盘视察。此外，政府亦提出了多项新的防疫措施规划，例如建议参考内地做法，增设“红黄码”机制去控制疫情传播；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同时表示，为了方便跨境人员交流，政府正在研究缩短访港客检疫日数，有可能从现在“7+0”缩短至5日或更短。

以上种种都说明李家超及其团队可称作行动派，对比以往多讲少做的官僚文化有其值得欣赏和肯定的地方。不过，香港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改革，只有行动力并不足够。《孙子兵法》所讲“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会战胜的军队先计划好战胜的方法并为此做足准备，然后才付诸实行，一般人只看到他们战胜，其实背后做了很多功夫。反之，战败的军队往往没有准备，抱着“上了再算”的心态，临阵才想如何战胜，结果自然不理想。

历史上就有不少行动派因欠缺周详计划而得不偿失。汉朝的王莽有崇高的理想和目标，他篡汉自立短短十多年间，推动多种复古政策，岂非一个彻头彻尾的行动派？然而王莽新政开历史倒车、违反常理，终究失败。推翻清廷的袁世凯也是个行动派，不过最后却败于复辟称帝。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以行动力见称，其施政往往如忽发奇想，想起什么便马上付诸行动。这些都正是孙子所谓的“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只知道行动但却欠缺周详计划，最后只能失败收场。

警惕各司其职沦为各自为政

李家超强调“以结果为目标”，但缺乏计划的行动很可能走上冤枉路，从结果论来说不一定比不行动来得好，香港并没有多少光阴可以继续虚度，我们当然希望李家超班子走的不是冤枉路。然而，观察新特首近来在一些场合有关于其施政的说法，我们不得不担心新政府的行动力未必能得出好结果。近日，李家超在回应施政提问时，强调他的团队会各司其职，他本人不打算做15名局长的工作。面对议员与传媒的政策提问，他亦屡次指会交给各司局长思考，这令人觉得他似乎打算依赖各司局长由下至上建议去制定政策方针。

李家超的话固然有一定道理，特首并非完人，不可能样样皆精，在施政方面自然应该多倾听各级官员或专家的意见。然而，施政不是拼图游戏，不是左一块、右一块地拼起来就可以顺利运作。事实上，各种问题环环相扣，就好像防疫政策不只是公共卫生的科学问题，也是社会经济的问题。如果部门之间只是单纯的“各司其职”，那政策之间就可能出现自相矛盾、互不配合，甚至是“各自为政”的情况。就好像中国自南北朝之后将宰相权力一分为三，设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封驳、尚书省负责执行。三者理论上是各司其职，但实际上却可能出现中书花很多时间起草，门下却总不过审，又或是中书门下认为可行的政令，到了尚书省发现根本无法执行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朝廷最终设了议事堂，让三省共议政令，确保大家能互相沟通。

破除利益固化需要价值支撑

太过依赖司局长自己去制定施政方针，施政就易会首尾不顾。而统筹司局之间的政策，正是特首的工作。特首当然不可能凡事亲力亲为，但他要订立一个总体的施政纲领和目标，让其他官员依着目标去思考如何制定政策。就好像国家中央也是先有国策目标，再让地方政府依着目标去做，而不是请地方政府各自想想应该怎么施政。

李家超曾提过在上任百天内会为政府和管治班子设立“关键绩效指标”（KPI），其实也应慎思相同的道理。设置KPI要真的能考核政府和官员是否能达到政策目标才有意义，不然轻则变成敷衍了事的冗赘行政工作，严重则将时间白忙于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例如，前政务司长张建宗出勤纪录良好，但司长不是保安，单是出勤并不能满足政策目标，那自然不能将出勤定为KPI的考核点。到底要如何定政府或官员的KPI，就需要特首仔细思考。

那么，特首又应该如何统筹香港的施政目标呢？政治是一种取舍的学问。因此要有一个好的施政纲领和目标，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搞清楚要取什么、舍什么，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有一个施政的价值观，搞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庆祝回归二十五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到希望香港能“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以令“经济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香港当下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全面改革，这番话正点出了香港改革应该朝往什么方向。

我们已多次讨论过“利益固化”是香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之一大重点。既得利益者掌握经济结构向他们的利益倾斜，既不合乎社会整体利益，也令阶级流动性降低，终成社会问题。固化的经济结构也令经济欠缺新的创意及增长动力，发展停滞不前。月初，立法会议员郭伟强提问对解决“利益固化”有何计划时，李家超只能笼统地回答这是“团结整个社会共同贡献和努力的问题”。对一位管治者而言，如此笼统的答复远远不足够。李家超如果想确保自己的行动用得其所，就应该思考各司局具体可以为此做些什么，并按这些标准去制定他们的KPI。例如，发展局及房屋局如何才能令年轻一代从置业的压力中解放，教育局如何可以通过教育去创造阶级流动，劳福局又如何阻止跨代贫穷等问题。

只有搞清楚方向与价值，特区政府的施政才不会迷失方向、白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