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内地推进治理改革　香港也需第五个现代化

上周一至周四（10月28日至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后宣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这个概念时，部份海外舆论认定只是中共惯用的“虚词”、“空话”。六年过去，纵使仍有诸多不足，但内地确实在反腐、军队、司法、制度建设等领域取得不少坚实成绩，令人耳目一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比外界理解的更深刻，涉及更高层次的改革，对中国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自鸦片战争以来，志士仁人无不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安乐，但过程中却饱受挫折。如果说中共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终于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并凭借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成功在物质层面实施现代化，如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第五个现代化”——在继续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同时，把改革扩展到“形而上”层面，旨在促成体制、人文、精神领域的现代化。

内地按部就班推动改革，香港人或许五味杂陈、患得患失。有些人肯定会继续嘲讽内地专制，批评习近平“定于一尊”；另一些人则充分认识到，不断改革的内地在很多方面确实比香港更有朝气、更有活力。但正如《香港01》多次指出，香港拥有不少“家底”，毋须妄自菲薄，只要我们在内地推动“第五个现代化”时见贤思齐，自己也来一次深刻而全面的价值重塑，透过思维创新带动政策创新，香港未尝不能摆脱社会困局，重新出发。

许多人谈论中国改革成就时往往陷入一个误区，以为只是源于庞大人口和廉价劳动力，断言随着中国人口逐渐老化，经济奇迹必将后劲不继。“人口红利”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聚焦“低端”产业的年代。然而，上述说法严重低估了另一因素，亦即“改革红利”的关键作用。

人口红利仅为表象
改革红利才是关键

回顾历史，内地曾在1983年至1988年、1991至1997年，以及2002至2011年经历了三次“经济狂飙”。但这三次“狂飙”并非纯粹源自所谓“人口红利”，改革本身亦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第一次是基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实施有利释放生产力的政策；第二次是源于邓小平在九十年代初重启因“六四事件”而停顿的改革进程；第三次则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体系而出现。

不难想像，只有人口而欠缺改革，中国肯定会继续一穷二白，起码不会发展至今天的体量。只要参考印度的例子便可知端倪—这个南亚大国同样拥有庞大人口，而且比中国更早推行市场经济政策，但至今无法获得类似中国的成就，原因是它在推动改革上欠缺中国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外界不应夸大“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才是促成中国强势崛起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改革这么重要？因为若非如此，便难以回应瞬息万变的时代诉求。就以上文提及的“低端”产业为例，随着人口老化和成本上升，有关产业势必难以持续，假如北京欠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更广泛的深化改革的意识，便难以找到新的增长点，经济便无法继续成长。

新阶段出现新矛盾
新治理才创新格局

回顾中国近代史，如果我们看不到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改革为中国带来的实质改变，那就难以真正认识“第五个现代化”对中国的意义。事实上，如何实现现代化是历代中共领导人念兹在兹的目标：毛泽东在建国后苦思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且逐渐形成“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目标，可惜他却以“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天马行空的行动来实践，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邓小平汲取了毛泽东的教训，他在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时，得出“解放生产力”的结论，并且利用“改革开放”的东风，推动“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回应了人民对物质生活的向往，但毕竟有其局限，而“第五个现代化”的内涵更为复杂。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际上牵涉两部份—前者是指与国家机构、管治体系有关的制度设计，后者则泛指官员干部在制度中发挥的作用。

中共之所以要在上述两部份推动现代化，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令中国经济结构出现深刻变化，过程中必然产生新的利益格局，矛盾亦随之激化。倘若没有相应的“第五个现代化”，社会进步肯定会备受制约。因此，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旨在通过发展生产力，借以帮助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第五个现代化”则是通过优化“上层建筑”，消除“四个现代化”进一步发展时面对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相比“四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更能体现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近年中国国力大幅提升，不少人称之为“暴发户”，指摘它并未为提升社会集体的生活品质而作出贡献。平心而论，一个国家工业强大、物质丰盛固然重要，但远非社会生活的全部。假如欠缺回应新时代民众需求的制度设计，无法更有效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便很难称得上完整。如今中共推动“第五个现代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它不是要做暴发户，而是要做一个发财立品的“有钱人”，无论在物质、制度，还是精神上都是富裕的，实现中国社会的共同繁荣。

西方和港台舆论过往经常批评中国的制度充满人治色彩。中共努力推动各种制度的“现代化”，说明它确实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没有盲目地对西方经验“照单全收”，而是立足现实条件，通过常年的经验积累和持续实践，建立适合自身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五个现代化”绝不等同西方化。

香港缺欠改革共识
内地经验足可借鉴

四中全会公报出台后，香港各界乐此不疲地寻找“天机”，希望得知中共对香港时局的最新取态，忽略了内地“第五个现代化”的参考价值。中国一直在变，而这种“变”源于其对改革的重视和坚持。香港曾是内地推动“改革开放”的老师，如今形势逆转—内地已由原先的一穷二白，蜕变成一个富裕的物质社会，并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更高层次的“第五个现代化”。这种实事求是、适时而变的态度，难道不值得香港学习吗？

当然，正如内地不会照搬西方那套一样，香港亦毋须照搬内地一套，因为这违背“一国两制”，而且不符合香港的现实，但内地对改革的执念，特别是其对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改革的灵敏度，确是香港必须效法的。应当强调的是，香港并非没有条件推动改革—除了拥有“一国两制”优势，还坐拥庞大财政储备，有力推动社会民生改革；香港市民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足够专业品质实现改革，更不用说我们在法治、金融、专业服务等传统领域依旧拥有明显优势。

对内地来说，“第五个现代化”切合时代需要，可丰富“改革开放”的内涵，而随着时代演进，将来甚至可能有“第六个现代化”。对香港来说，我们也需切合时代需求的改革，只要管治精英带领市民凝聚改革共识，摒弃源自港英年代、早已不合时宜的“大市场、小政府”思维，仿效中央政府主动进行全面改革，不断自我完善，香港并非不能再创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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