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贤佛院被逼迁　住持去年烧手抗议　今每日中联办前念经苦修

由6月开始，如果经过中联办门口，你会看见一名中年汉顶着烈日静心念经，念的是《不动佛心咒》。中年汉背后，竟放着自制观音牌位、国军先烈牌位，以及指控西贡区议会逼迁佛院的横额，挂在中联办门口外的铁马上。一头雾水吧？
这个人叫刘建国，是普贤佛院的负责人。去年6月，地政处收回宝琳南路的旧调景岭警署，而普贤佛院一直租用旧警署，于是他不惜烧手抗议。一年过去，刘建国左手臂的烧伤大致痊愈，但仍要穿著压力衣保护。现在，他将佛门清静地搬到中联办门口，风雨不改。

中联办门外的佛院

有60年历史，位于调景岭的普贤佛院，曾见证国军遗族在港历史，也是香港首间开山建庙的藏传佛教寺院，它分别在1996年和2015年遭遇逼迁。最近一次搬迁，是因为佛院承租的旧调景岭警署，最终成为西贡区议会的社区重点工程“风物资料馆”选址，用以展示将军澳的历史与发展变迁。

于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唯有跑到中联办门口。

炎热的下午，刘建国没有像一般人一样，跑到商场避暑，而是继续苦修。期间两位警察到场，走过来向他查询几句后，便远远站在一旁看著。虽然位于旧警署的佛院被地政处关闭多时，他却一手一脚，将“佛院”搬迁到中联办门口。而在此之前，他也曾到过政府总部、旺角菜街、在七一游行现身，或许你也曾经见过他。

他说，要不是今天有记者采访，他会坐在门口念经。“阳光太毒热了，不怕吗？”记者问。

“这是佛院被收回后，我的苦修方式之一。”刘建国说。

旧调景岭最后的见证：供奉国军遗族亡魂

自从1996年政府清拆旧调景岭寮屋村后，昔日被流放到调景岭的国军遗族，在几十年间兴衰交替，最后因为拆村而走出去，融入香港社会；当年团结一致，胼手胝足开拓调景岭的景象，已成历史。

而普贤佛院，是旧调景岭村的最后见证。

“普贤佛院既是香港为数不多的藏传佛教寺院，更供奉当年在调景岭身故的国军遗族。”宗教意义加上民族先烈，刘建国希望中联办正视这段历史。“当然我明白国共政府立场相左，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政府，她有责任了解这段香港的独特历史，协助保留佛院，不负当年牺牲性命，保护国家民族的先烈。”

他一边与记者交流的同时，不少中联办职员进出，对那些牌位与横额见怪不怪。

国军遗族曾经的精神寄托

调景岭普贤佛院于1956年建立，来自蒙古，曾跟随章嘉活佛学法的吐登利嘛上师，有感国军被港英政府流放到荒凉的调景岭，生活不便，便率领弟子进去协助。

吐登利嘛上师原也是受局势影响，南下香港的藏传佛教高僧，他曾经在北京、河南、广州等地修行，抗日战争爆发，辗转来到香港。由于是藏传佛教，普贤佛院没有供奉佛像，而是让信众参拜30多幅，吐登利嘛上师从北京雍和宫带出的唐卡，绘有不同佛教神像。

刘建国说，佛院供奉的是绿度母，藏传佛教中观音的其中一个化身。而佛院当年每逢观音诞、佛祖诞，必定大开筵席，让居民吃上一顿好的，即使后来佛院资金紧绌，上师及其弟子亦会四出筹措。

国军二代的成长史：调景岭是故乡

刘建国是国军第二代，1958年出生，他记得父亲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国军，“共产党入城前夜，我父亲从军旅偷走，回到济南家中找祖母道别，祖母边流著泪，边著他赶紧离开。”

与家人一别就是一生，这是所有调景岭国军的写照。“调景岭许多国军为避祸而隐姓埋名，也无亲无故，他们死后，由佛院代为供奉灵位。”

刘建国的母亲是藏传佛教信徒，他两岁左右便皈依上师，成长年代在佛院帮忙点灯、上香。“当时大人要外出工作，最近的地点已经是九龙城，早出晚归，所以普贤佛院也权当作社区托儿所，由吐登上师的弟子照顾。”

他说，当年除了普贤佛院，也有不少基督教与天主教团体赠衣施药，它们都是建设调景岭社区的一大助力，居民互助，下一代亦承传这份情怀。“国军被遗弃到调景岭，自生自灭，直到第二代，我们之间仍有联系，调景岭是我的故乡。”

曾沈迷酒色财气   母亲：“你是时候回来了”

刘建国虽然年少时出入佛院，长大后却不完全受宗教薰陶。他中三因家贫被逼辍学后，打过不少工，以后更成为一个酒色财气无一不欢的商人，行走中港两地做生意。“直到1996年，政府清拆旧调景岭寮屋区，母亲跟我说：你是时候回来了。”

家园消失，任何人都不愿意见到，他与家人挡不住收地的政府人员和警察，20年前的他选择从屋顶跳下抗议，误伤一名警员。“20年后，我不希望重蹈伤害别人的覆辙，选择自焚手臂抗议。”而就在拆村以后，他留守佛院，藏传佛教成为他的精神寄托。

1995年，城规会批准佛院在旧警署重建，刘建国说：“拆村后，我放弃了政府提出搬到市区公屋的安置，留在佛院生活。同时着手准备资金，注册成慈善团体，符合政府批准将旧警署改建成佛院的条件。”

岂料到了1997年3月，地政总署却发信通知他，驳回重建申请，理由是佛院为新成立的团体，不具备财力应付重建工程，于是，刘建国在同年4月向申诉专员公署投诉。

去到11月，公署回复指投诉部份成立，地政总署遂与普贤佛院以短期租约形式租用旧警署，定期续租，这个安排却埋下去年普贤佛院被逼迁的伏笔。

2013年政府推出社区重点项目工程，拨款一亿予各区区议会，拟定发展项目；西贡区议会相中旧警署，将其活化作“风物资料馆”，“区议会方面第一次联络我的时候，就声言协助佛院另外觅地重建。不过区议会没有直接批出土地的权力，我怕再次被骗，于是提交一份方案，让佛院与资料馆共同使用旧警署，又被区议会拒绝。”

20年前后的因果，促使刘建国坚守佛院，绝不迁出。政府不予续租后，佛院终被地政总署收回。

“是不是我们都必然变成消失的历史？”刘建国诘问。

现时他靠综援维生，自言下半生不做其他事，“只为普贤佛院讨回公道。”他也坦言，自去年起被逼迁，他只有一个人抗争，外界不了解佛院的历史，“我听过不少意见，说佛院只承租政府土地，不获续租就应该主动迁出；又有朋友劝我不要太固执，我亦一度自问，是否我真的应该放下？”

“但我更想问自己的是，为什么调景岭人如此多灾多难？从大陆到香港，从离乡别井到被政府流放到荒芜之地，再到佛院逼迁，是不是我们都必然变成消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