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社区治疗令”　立法强制精神病患者治疗

西环观龙楼火警及堕楼案引至4死，涉嫌纵火的独居老翁有精神病纪录，其中一名死者亦患有抑郁及焦虑症。事件令社会关注在社区居住的精神病患者及康复者，各界再次讨论应否推行“社区治疗令”，强制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疗。
数年前，多名立法会议员曾提出“社区治疗令”立法，但食物及卫生局只回应称，相关的立法建议需考虑患者和社会多方意见，例如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医护人员的权力范围等方面，仍须详细研究，未有公布研究结果。

2014至15年，香港有约21.7万人接受精神科专科服务；14年仅有约1.4万人住院，估计逾9成人散落各社区之中。政府倡议社区精神健康服务，着重病人康复和融入社区。不过，近年本港发生过数次与精神病患者有关的惨剧后，社会及立法会曾讨论应否立法“社区治疗令”。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网页介绍，“社区治疗令”（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是一个具法律效力的指令，强制住在社区中的精神病患者接受药物、治疗、辅导、管理或复康服务等。主管医生给予病人一个毋须留在医院、可在社区接受治疗的环境；一旦病人没有遵从某些治疗指令，医生及相关公务人员有权将病人强制带回医院。

目前有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已就“社区治疗令”立法，但每个国家的细则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比如，加拿大尊重病人意愿，“社区治疗令”须经病人自己同意才可实施在他们身上；有些国家则是仅凭医生的诊断已可申请、经法庭判令后即可执行。

“其实社区治疗令立法与否，争论的，就是如何在病人人权和保障社会间取得平冲。”

“社区治疗令”关键在法律效力

精神科医生曾繁光指出，本港医疗程序中其实已有“有条件出院”机制，其理念与“社区治疗令”相近，两者最大分别是立法与否。在“有条件出院”下，病人如果没有遵守相关“条件”，院长同样可以召回病人；但如果病人坚拒再接受治疗，公职人员在法律上无权将之带走，只能劝吁。“其实社区治疗令立法与否，争论的，就是如何在病人的人权和保障社会间取得平冲。”

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则认为有需要就“社区治疗令”立法：“虽说现在也有‘有条件出院’机制，但现时公立医院的覆诊轮候时间长而疏，公职人员也无权将违反条件的病人强行捉回医院。好像2007年，天耀邨精神病母亲将两子女扔落街后自杀身亡的惨剧。该名母亲在事发前一星期才刚覆诊，但整个过程仅5分钟。”他认为病人私隐不能凌驾于社会安全之上，这只是政府部门官僚拖延的借口。

新生精神康复会专业服务经理（社区服务）黄宗保表示，社联工作小组亦曾讨论“社区治疗令”立法。他们建议，一旦立法，应加入让病人上诉、拒绝接受治疗的机制；另外，法院应定期检视个案，若病人已康复，应解除法令。现行的《精神健康条例》，相关程序须由家属或社工主动提出申请；对独居患者来说，较难应用。

社区设计与邻舍关系

曾繁光医生认为，近年缺乏公共广场空间的城市设计，不利建立良好邻舍关系。要改善邻舍关系，可有助尽快观察出社区中有不稳定情绪的精神病患者。“十多年前，精神科社区治疗队经常收到邻居的报告，近年愈来愈少；可能因为以前公屋户都不关门的，邻舍之间都彼此认识很久。”他建议市民，如果察觉到有精神情况不稳定的邻居，可致电社署综合健康中心求助，如住公屋亦可告知屋邨办事处经理。

今年3月，台湾4岁女童“小灯泡”在街头遭遇精神病汉的“无差别杀害”。她母亲于事发后说：“希望一切能从根本，从家庭、从教育，让这样子的人（凶手）消失在社会上面。”立法与否，其实只是程序上的争议，曾繁光医生认为，让患者“融入社区”能有助他们变得快乐、改善病情；而政府应透过公民教育令社会大众消除歧视，学习与之适当相处。

近年引起社会讨论“社区治疗令”的重大事件

16年7月
西环观龙楼，两户邻居因嘈音问题素有积怨。有精神病纪录独居老翁及另一户的母女葬身火海，男户主堕毙。警方将案件列作纵火和凶杀案。
10年5月
葵盛东邨盛国楼及盛安楼地下管业处，凶手疑出现幻听后情绪失控，手执军刀“见人就斩”，造成2死3重伤。两名死者分别是其邻居及大厦管业主任。最后凶手承认误杀及蓄意伤人，被判入惩教署辖下精神病中心接受无限期精神治疗。
07年10月
天水围天耀邨，一个领取综援的新移民家庭，丈夫患上鼻咽癌在医院留医，患精神病的妻子照顾丈夫及一对子女，疑不堪压力引致病发。她用绳索捆绑分别12岁及9岁子女的手脚，先后将两人掟落楼后再跳楼自杀，3人当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