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人社区猪】捉猪、绝育、放猪　香港创先例？

野猪在香港并非受保护野生动物，渔护署多以狩猎方式控制其数量。但近年社会开始认识这种香港原生邻居，加上民间组织倡议，署方逐渐减少猎杀，改为“捕捉、放回”。
在“捕捉”和“放回”之间，野猪关注组认为可多走一步，加插“人工绝育”一环。连外国都未有先例，香港可以吗？

要求全面统计数量

想平衡人与野猪生活圈重叠的议题前，应先要作一次全面的野猪数量统计。但渔护署现时统计野猪数量的方法，关注组干事Roni则认为太过粗疏。“署方主要靠设置于野外的红外线自动相机拍下经过的野生动物，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Grid Square）统计某物种的出现次数，再按比例推算全港各区的总数。”

他建议渔护署可考虑较科学化的方法，例如在野猪体内植入追踪器，以GPS技术侦测牠们在郊野出没的路线，有助了解牠们的聚居、分布和生活习性。

“假若我们可制定一套全面的动物友善政策，根本不需要牺牲动物的天赋生育权利。”

野猴绝育　亦是香港首创

即使在动物权益较先进的国家，亦鲜有对野猪进行相类似的统计和调查，英国和澳大利亚狩猎野猪被列为合法，地方政府也多以猎杀来控制数量。

没先例可循便不能推行？其实香港的野猴绝育方案也开创了先河，证明这城市有条件成为全球先例。“绝育放回，是在缺乏系统化方案的大前题下的倡议。假若我们可制定一套全面的动物友善政策，根本不需要牺牲动物的天赋生育权利。”

关注组正积极推进这建议，但政府的初步回应是方案的成本和难度很高。“与其每年花费十多万元公帑在野猪狩猎队上，倒不如把资源投放在研究和教育方面。所谓成本效益的逻辑正是出于‘管理’的思维，野猪是香港的‘原居民’，牠们的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我们应将这放在核心价值观内，单从成本考虑并不合理。”

“社会对野猪的认识和关注增多，传媒报道手法亦转向较为中性。不过，只要有一宗负面报道，就足以抵消之前的正面新闻。”

传媒用字决定野猪形象

政策尚未完善，关注组现时可做的是与渔护署保持沟通，署方每次捕捉到野猪，关注组都会跟进放回野外的进度。署方亦尽量减少猎杀，每次收到市民投诉，都会先派员到现场调查并提供建议，在防范措施不奏效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通狩猎。

这方面又关乎市民的基础意识，如我们接受野猪为香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野生动物，是否每次发现都要大惊小怪，动辄出动回顾传媒的报道，以往报道倾向“妖魔化”野猪，用字颇负面。近年野猪在媒体出现的频率已提升至与猫狗接近，市民也接收到更多关于野猪的资讯，对牠们的负面观感也有所改变，甚至开始有正面评价。“无疑，社会对野猪的认识和关注增多，传媒报道手法亦转向较为中性。不过，只要有一宗负面报道，就足以抵消之前的正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