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权㓥房户是如何炼成？ 丧母堕单身队 轮候三年又三年上楼无期
白饭、蒸合掌瓜和枝竹的味道盈满㓥房单位，郑小姐（Lily）其实不特别爱吃合掌瓜，只是妈妈没牙后常常煮，贪瓜蒸熟后淋软，妈妈可用牙肉细嚼慢咽。妈妈走后，煮合掌瓜成了习惯。“她喜欢吃印尼小吃，香口的、浓味的。红烧鸡翼，加洋葱、栗子，她次次看见就开心。”Lily说。
与妈妈轮候公屋的日子一眨眼过了五年，妈妈等不及“上楼”便去世，剩她一人住入90呎㓥房。轮候公屋日子的计算方法有变，要再延长。40多岁的她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屈身于房屋政策的幽暗角落，“你承诺三年上楼，我等了。妈妈走后（等近六年），我还是等。那时我还存希望。”
摄影：郑子峰
你承诺三年上楼，我等了。妈妈走后（等近六年），我还是等。那时我还存希望。
“有时会把厨具放马桶上”
这个长沙湾㓥房单位月租5,000元，未计水电，占Lily收入近半。厨房和厕所合一，厨房只有放一个细小锌盆和电饭煲那么大。“空间不够，有时会把厨具放马桶上。厕所细好定锌盆细好？我宁愿后者。”Lily倒入白米和水，把𩠌菜垫高在米上笑道。“在香港，不是愈小的单位愈便宜，愈小的单位一样贵。”她说。
2013年申请公屋 “那时我还相信政府”
她以前在商业公司上班，后来因为兴趣使然转职学校慈善工作，月入万多元，加上80多岁妈妈的高龄生活津贴和关爱基金的照顾者津贴，生活还算可以。那时她听到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承诺三年公屋上楼，有了排公屋的念头，于是2013年3月和妈妈申请“天伦乐优先配屋计划”，“当时梁振英说三年能上公屋，我还信的。”甚至为了符合公屋条件，曾向校方主动提出减薪。
轮候公屋的日子，Lily和妈妈两人租了另一个300多呎的太子单位，初入住时月租5,000多元，后来业主年年加租，直到最后一次过加幅1,800元，最终月租达8,000元。“你租就租，唔租就罢的态度。”妈妈那段时间刚患脑退化，她怕老人家适应不了搬屋。
这样一等就是五年多。梁振英常强调房屋政策是“重中之重”，但“3年上楼”的承诺成了空话。截至去年底，全港有150,200宗一般公屋申请。单身申请者是另一条队，有约117,400宗配额及计分制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一般申请者平均等5.5年才获派公屋，除非你是长者——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2.9年。那段时间，朋友追问她何时才有屋住，但她想乖乖等总不会出差错，直至妈妈某晚突然晕倒，不久去世。
没有因为三年上楼承诺不达标而处理我，就把我扔到单人队伍，难听点说就是重新再排啊。我没想到政府根本没体会轮候的人排了多久、面对什么处境，到底是否政府失职？这些事情，没人跟进。
等五年公屋 妈妈过世后跌入单身计分制
妈妈走前，受认知障碍影响，短暂记忆很差，但从没忘记过女儿。那几年，Lily上班时把妈妈送到日间长者中心，下班接她回家，每日如是。带母亲去看医生，某次医生突然叮嘱她：“她喜欢什么，你就给她吃吧。”
“以前他没说过这种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妈妈过世之后，我慢慢回带，开胎发现有些预示告诉她差不多要走了。是很不舍得，但妈妈一定也想‘好死’，她怕痛，这样走是最好的。”Lily抹去眼泪，说是那份学校工作帮她度过那段日子。有人批评她自己选了人工低的工作，没得怨，但她觉得有些事不能用钱衡量。
她忙着处理妈妈后事，适应单身的生活和哀伤，并没为意自己被房屋署归类至配额及计分制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直至2017年尾她才知原来一切推倒重来。“我问房署这种情况有酌情处理吗？他们答说没有。”她曾经写信去房屋署陈情自己的情况，但没收到回复。“没有因为三年上楼承诺不达标而处理我，就把我扔到单人队伍，难听点说就是重新再排啊。我没想到政府根本没体会轮候的人排了多久、面对什么处境，到底是否政府失职？这些事情，没人跟进。”
记者就情况向房屋署查询，发言人指并没有备存由家庭申请转至非长者一人申请的个案数字，而有关申请会即时被纳入配额及计分制内，按申请人于该申请获登记时的年龄计分，而其于家庭申请的轮候时间会全数计算入其非长者一人申请内；又提到轮候时间与选择地区有关，比如选择居于市区需要轮候较耐。
等三年和等五年相差很远，妈妈也等不到了。你做不到早点说，我可以返转头，但我现在40岁、50岁了，如何再做楼奴？我乖乖地一路行，你愈将我退后。
“我是基层中的夹心人”
“我是不是信错了政府？等三年和等五年相差很远，妈妈也等不到了。你做不到早点说，我可以返转头，但我现在40岁、50岁了，如何再做楼奴？”她抖擞精神说：“但那不是我的错，是政府令我以为可以安居乐业却没兑现承诺，加上我的不幸所导致。”以前有议员建议她跟妈妈切割关系申领综援，她哇地一声哭了，“我乖乖地一路行，你愈将我退后。我是基层中的夹心人，有能力、单身，也有交税的。如果要我隐瞒什么才能上楼，我宁愿不要。”
我是基层中的夹心人，有能力、单身，也有交税的。如果要我隐瞒什么才能上楼，我宁愿不要。
以前不热衷政治 选择信政府
Lily后面，甚至有一波没能置业、也没信心轮候到公屋，干脆放弃的人潮。非长者一人申请的公屋配额较少，若申请人于18岁开始申请公屋，苦等30多年才“够分”（截稿前为419分）。2018年，房屋署调查发现，非长者一人申请在过去5年锐减近六成，由2014年的2.4万宗跌至2018年的1.06万宗。
一个人生活，重心也慢慢转变。她以前不热衷政治，她知道菜园村逼迁，不解政府为何拆别人的屋，也知道政府卖地，但从没深究背后原因。“以前觉得不关自己事。”忙着照顾妈妈已经够累，她选择相信政府，是业主最后一次加租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难道身为租客便完全没保障？坊间很多人说业主大哂，实情是这样吗？”
为什么没有租务管制？业主现在不忧没人租。为什么卖地表中不勾出土地起公屋？为什么填海而不用使用率低的军营？愈来愈少自然区域，可以不碰就不碰吧。
逆权师奶：从政治冷感到走在游行前线
于是她向摆街站的“关注基层住屋联席”查问，甚至加入街坊小组，隔周开会讨论房屋政策。Lily成了一个不断问问题的街坊：“为什么没有租务管制？业主现在不忧没人租。为什么卖地表中不勾出土地起公屋？为什么填海而不用使用率低的军营？愈来愈少自然区域，可以不碰就不碰吧。香港愈来愈不公平，偏向有钱的一方，以前的房屋楷梯，因为政府不去做某些事而堵塞了，住屋环境变得病态、失衡、不公。”
她在长沙湾物色㓥房，心里的底线是要有阳光就好，月租5,000元左右。至于没有预想过的湿焗和虫蚁就是后话了。“穷人所谓的穷，是生活达不到基本标准，而他的穷是因为政策或环境转变令他愈来愈穷。愈知道政府的体制运作，愈无力和失望。”
我朋友的仔女，或是他们的孙仔女（面对住屋情况）是最惨的。单身没有包袱，做到为何不做？
Lily也没想到自己今天成了记者招待会的发言街坊，走在反对明日大屿计划的游行队伍之中，在要求政府收回粉岭哥尔夫球场的街站中收集5,000多个签名。“我以前政治冷感，还在安乐窝嘛，我也觉得too late了。我在水渠街看着来来往往低头的人群，我想，他们就是以前的我啊。”
她说，开初参与小组的确是为了自己的住屋权利，后来觉得都这把年纪，又无儿无女，为何不走出来争取下一代更好的房屋条件？“我朋友的仔女，或是他们的孙仔女是最惨的。单身没有包袱，做到为何不做？街坊在社会有义务，也有权利，你沉默、不行动的话，就会失去权利。”
安居乐业说的是一个窝，对我来说，是工作累了可以回去，再让我出去周围飞的地方。我对这里没有归属感，毕竟只是个暂住的地方。
“香港这环境怎组织家庭”
吃着饭菜，她掩嘴低声说：“不是想吓怕你，但香港这环境怎组织家庭……”
总是带着笑，不卑不亢的一个㓥房户女子，只有提起过世妈妈才眼眶发红。住在狭小单位，梅雨天要一个人应对墙上的霉菌、蛇虫鼠蚁和合一厨厕，她总有方法克服，又自得其乐。比如剪开一个十蚊洗衣袋，贴在不能打开的窗户当作装饰。比如在角落吊起信仰的金句，将丁香放在窗边驱虫，每天把地板清扫得干干净净。
“既然要这样生活，空间没得变，内笼总可以变。人总得花点心思，有些要求。”她看窗外的苏屋邨，说道：“安居乐业说的是一个窝，对我来说，是工作累了可以回去，再让我出去周围飞的地方，是自己的，有归属感的。我对这里没有归属感，毕竟只是个暂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