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惩教员︰监狱很高压 职员打人不出奇 工作与内心矛盾终辞职
Harvey喜欢看警匪片，他小时候的世界，是黑白分明的。直到长大当上惩教职员，就在监狱中迷失于黑白之间。
工作两年多，他有两个自己。一个是读社会科学、抱人文关怀，当惩教是为了让囚犯感到被爱被尊重的自己；一个是在监狱当二级惩教助理，见过犯人惹事生非，因而接受职员对他们施以掌掴的自己。
他30岁，三年前辞职，开初仅以为是工作沉闷，出来后静静反思，忆起离开因由原是工作与心底产生强烈矛盾，“我最大的交战，是在入面，分不了是非黑白、谁对谁错。”
学堂被凶致绝对服从 做惩教先学做“犯人”
他入职原因基于从小到大的使命感，“儿时看警匪片，见坏人逃之夭夭十分生气，长大后想当纪律部队，‘攞正牌’捉坏人。”他大学入读社会科学学科，毕业后，朋友都说惩教工作严厉而黑暗，他便更想到监狱看大场面，渴望与在囚者对话，让他们感受安慰与鼓励，得以重生。
初入学堂，他首先目睹的是，洗脑式指令如何令相异个体变成有规律的团队。成为职员前需受训大半年，每天跟指令做事，“学员回答问题反应不及、答错问题，都会被大声反问‘你哑㗎？’，然后马上做掌上压和跑圈。每天阿sir会检查床铺，少许不整洁就会被骂‘无嘢呀？要我教你呀？咁大个人考得入嚟，唔系连摆枕头都唔识呀？’，那些指令和语气让人受压，即使认错，都要受罚。”
他坦言受到喝骂式对待时，纵然作为准职员，感到自己竟也如同犯人，并深感训练是洗脑过程，大家心知，不听命令是有后果的。但他的心态后来转化，从害怕指令变为发现服从的好处，“服从会令到件事加快程序，一班人能够快速完成某件事”，如是他自我修正，感到如同犯人的心情只维持了两星期，加上教官严厉程度下降，很快就从不适应过于规律与高压的生活，变为渐渐习惯。
虽然他不认同所有指令都是对的，还是觉得咽一口气，就可以进去看另一个世界。在他看来，监狱的程序和规则是一条黑白分明的界线，因此有定律的训练有助适应日后高压环境。同时，他也一步步内化了一种直接、少有自由意志、强调要跟程序和指令而集体行动的做事模式。
他喜欢寻根究柢。同学间不时道听途说，谈起各种打犯故事，他不断问长官传闻真确性，却没得确实回应。他引述沙展回应，一般都是说没亲眼看过，未能求证，但强调每个职员都可以自己选择怎样做事，建立一套惩教方式，不用跟前人做法。
得不到真切答案，传闻成了迷思，如是监狱变得更为神秘。一方面，他幻想入面是否真的如“监狱风云”，住满各个黑社会，龙蛇混杂，期盼自己的关怀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他带著必须跟足程序与听从命令的思维，走进一道道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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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是大人与细路的角力：我自己也想证实同僚有冇打人
他的工作是负责准时开关仓房大闸、看守与押送犯人到不同的活动地点。两年多下来，平淡的狱中场景教他失望，他自言如活于一个平行时空。“看电影《同囚》、网上评论与报章报导，才首次听到种种被虐情节。我一直没见过职员打人、犯人开大片互殴。回想起来，的确有种遗憾。”他以遗憾形容，并非嗜血，而是出于一种好奇，“一直听到很多似是而非的传言，大家各执一词，自己好想证实，唯最终并没机会。”
曾见证过犯人被虐打的前少年犯麦以马说过，相对少年劳教中心，成人收押所简直是“天堂”。
Harvey不愿透露自己于女监或男监工作，唯指“也许是少年与成人监仓的分别，在当值的监狱没有见过同事作出言粗口语言与肢体暴力”，他不相信自己工作的监狱有打犯之事，但从各种传闻与犯人自白，他认为在同一时空下，其他狱牢是有可能发生凌虐情节的，正如他曾在学堂追问教官，出名打犯的“沙咀”与“壁屋”有没有虐打情况，唯得到的回应都是“无从稽考”，于是他结合环境与经验作出推论。
他没亲眼看过，但在入面两年多，即使没见过大场面，还是能以亲身感受过的高压环境运作逻辑、每天看值日官使用各种高压怀柔与离间并存的手段、在囚者挑衅的面目与职员要不容有失地控制主场的角力作出推理，最终倾向选择相信，如果其中一个元素处理不来，就会爆发临界点，继而发生打犯情节。“开初在学堂求证不了，会保持中立，不信任何一方。但后来入监仓工作，会懂得推断，我倾向相信是有的。但程度去到哪里，实际打犯的原因到底是谁先挑衅谁而引起，我也会留有质疑。”
他形容，监狱是一场大人与细路的角力，“很多犯人从前在出面是话事人，入来要听规矩，自然出现‘点解我要听你讲？’的对抗性。曾听过所员（在囚者）说职员‘你只是看更、是狗来的、一世都留在这’，听到就愤怒。我明白他们无处发泄，但又深受言语凌辱。如果是我睇场，可能动手打了。”他回忆当时的值日官没有回以侮辱言论，只任由他们挑衅，而他也只在内心感到阵阵厌恶。
面对众人的不稳情绪，角力来了。“职员作为看守者，如果视此为终生职业，就要有效地告诉所员，个场是我管的。一个沙展看一个场，如果遇上麻烦所员，不劲点去话你，好难让其他人知道，这是我主场。”
他说，住在里面的不是普通市民，而是谋杀者、毒犯……那种千丝万缕的权力关系，让惩教成为面对最深层矛盾的纪律部队。
职员以分化、高压怀柔手段达至安稳状态
“职员要在监狱中保持稳定位置，就要施以不同手段。”
曾经，一个大仓大佬没跟从指示，令沙展不能维持秩序，便在派饭时先派给另一个仓，令到大仓所员纷纷怨言大佬，叫他难堪，“沙展会用不同分化手段，撩起内部矛盾，令自己的位置能达至安稳状态。”
每天，所员都会被分派到不同“期数”（工作场所）做事，狱中指引犯人于工作时必须穿衣服，但夏天的厨房太热，有主管便‘只眼开只眼闭’容许他们不穿，该主管便较易受到爱戴；相反，曾有主管不允所员脱衣，结果在太平绅士巡视时，有囚犯突然故意脱衣，令该职员受到问责。
他觉得在管理犯人这课题上，很难拿捏：“基本上所员都知规矩，太平绅士来巡，都会畀面不举手投诉。但如果职员不懂以各种手段与所员共处，令之间出现拉扯，就难以确保自己工作顺利。最tricky的位，是他们的手段时而收、时而爆。”
后来他发现，很多事都有某种合理的理据，没有单纯对或错，一方面，所员要在牢狱维持“话事权”以在群体间继续生存、另方面，职员又要在混杂各种背景的场所内紧掌控制权，双方便唯有时软时硬，才能把彼此放置于能够共存的管治关系中。
两个自己：理解在囚者 也明白职员
渐渐，他生出两个自己。他明言，无论是坊间流传职员会对罪犯施以拳打脚踢、迫令当众自渎吞精、打手板脚板，他都不能接受，但问及对犯人施以惩罚的底线，内心也有犹豫，“我想‘打巴’（掌掴）已经是最大让步、最后底线。如果‘自渎吞精’的虐待属实，那职员已到了病态的地步。但其他职员是否都袖手旁观？我又会质疑。”
他反思自己，即使曾遇过份挑衅的所员，也没有回以粗口或动手，最火起那次是“有个所员很麻烦，有搞串个party的态度”，他便大声回以一句“你无嘢呀？你系唔系咁呀？”他自言不曾以粗口回话，同时又指“老实讲，讲粗口是社会常态。其实所员之间也会用粗口沟通，职员对所员又怎会没有？其他职员以粗口对话总会有，但不至于暴力和凌辱的程度。”
记者问了几种对待方式，他不接受吐口水、扭耳仔、拳打脚踢，唯底线是接受掌掴，“当所员态度恶劣或令情况不受控制时，掌掴对我来说是一种最不侮辱的惩罚方式，却又能够有效拿回惩教职员的自主权。”掌掴无疑违反了惩教署的零容忍守则，他遵守指引之时，也会在心底思考若然情况失控，自己所能超越“界线”的位置与程度。
访谈期间，他多次表示在狱中从没见过同事作出违规行为，却又相信这些事情会在其他监狱发生，“人为了讨好一件事，可能什么都会做。如果职员为了讨好上司，证明自己能管到所员，可能会做些事。如果情况失控至临界点，职员是有需要处理安全问题、同时保住份工。所以我是倾向相信（虐待情节）的。”
他从小世界黑白分明，一心想做纪律部队展现使命感，教化“坏人”，直到他在里头看到种种灰色地带，明白各人基于现实考量而要保持权力，以手段把彼于磨擦于心理角力的关口。但由始至终，他没有完全忘记社会科学教过的价值，“不是所有犯都是坏人，听过有运毒的人，犯事原是要供养两个身体不好的母亲，虽然母亲从小没有照顾他，但他依旧孝顺。”
跟所员朝见口晚见面，他不时会跟他们聊天，曾有位毒犯被蛇头出卖，运送比协定时多出几倍的毒品，他会为其“冤屈”经历抱不平。他也会安抚初来报到的人，新来者无可避免地不习惯、睡不著或偷偷哭泣，他曾遇过一位因运水货被捕的单亲人士，在里面担心外头的儿子吃不饱睡不暖，便教所员写信找亲人、与福利官联络，对于刚进来不清楚程序的人，他予以陪伴。
回想当初，他希望以生命影响生命，“有些人的一生，没人跟他讲过你是被爱被尊重的，我是很想入去跟他们说这些话，于是与他们聊天。但有时又有种强烈感觉，很多时所员跟职员细说故事，到头来只是为了搏同情，或试探你的底线，让职员关照自己。”
他有两个自己，在跟所员聊天的时候，他愿意聆听与关注，但同时也会猜想对方诉苦念头背后所埋藏的动机。在充满利益与努力求存的氛围，他的思路受住环境影响而常变，处于前线员工面对的受压环境与自我价值观的拉扯之间，很多时都分不清楚两个人的交流，是出自真心还是互相利用，渐渐他视工作为工作，“本身有很多期望和想法，抱有百份之一尝试作出改变的机率入来，以关怀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后来还是退后到确保自己交更前相安无事就算，心态上只想尽快收工。”
分不清是非黑白 谁对谁错
访问期间，他会说“要让所员知这个场是我睇”、“想让他们感到被爱”、“感到所员与职员说故事是搏同情”。他的语调，不论是由上而下、还是以较为水平的角度凝望对方，脑海都有数种互相驳斥的声音。
他叹一口气：“职员生活与我十几年来的教育，是内心最大的交战。我明知他们犯事背后有值得人理解与明白的故事，但我又会为各种挑衅行为愤怒。我的身份是职员，要确保事情不能出错，入面的管治手法带有目的，但目的背后又有其他故事。”各种交叠，于他心头翻上几层皱折。
谈及最近的《同囚》电影风波，“如果少年犯所说的虐待情节属实，那一定要作出投诉和跟进”，但同时又说，“惩教署很难做，到底要用同情、教化还是极端手段？其实惩教署是否真的可以那么容易去承认有打人？一旦承认，整个制度会崩塌。惩教署不是简单的工作。每天面对整个社会都接纳不了的人，要去教化，但不能没有惩罚那部分，这件事让我出现各种矛盾，渐渐不能分清是非黑白、谁对谁错。”
在入面重复开闸、关闸、押送犯人的感觉会麻木，开初他以为自己离职仅是因为工作沉闷，后来回想，他发现处理不了内心拉扯才是最大因由，“有学员爸爸是惩教职员，工作训练让他惯于发出直接指令，回到家大声命令儿子做事，让他十分难受。一个职员下班，只能以同样严厉的态度对待家人，他不能有温柔的一面。职员的矛盾位，没什么人可以明白。”
问他有没有受到服从的重复性思维影响，他坚定答：“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现在还在入面工作。”他不愿成为这个模样的人，如是从看守监狱到别过铁栏。
（应受访者要求，Havery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