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解读】没23条立法就休谈政改 如何理解中央的底线思维
距离林郑月娥就任特首剩下不足两个月，公众除了关注她的组班进度外，更关注她在上任后，会否重新启动政改。惟林郑月娥应不应该重启政改，各方都有不同说法，而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早前则近乎斩钉截铁地说，未来五年、十年都不适合重启政改。虽然王振民的说法未在香港社会掀起太多讨论，但有观察者认为，王振民的说法相当程度反映北京对政改问题的一些看法，值得香港社会更多的关注。
王振民最近在公开场合相当活跃，除了4月22日在北京出席一个关于香港回归20周年研讨会，表示香港不能将未来五年、十年时间都花在政改上；上周他在香港，连续两日出席了有关基本法以至一国两制的活动，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绝对不能危及国家统一”，不能让国家感觉到因“两制”而带来很大麻烦；而维持“两制”的先决条件，是首先满足“一国”的基本要求，若有人以两制为借口威胁一国的安全，任何国家都无法继续两制的安排。但是，虽然王振民不断在公开场合亮相，他的言论在香港却没引起多少人留意。这或许因为在3月底的特首选举结束后，香港社会对政治新闻多多少少感到厌倦，而且在五一劳动节、佛诞连休假期前，没多少港人有心思关心政改、基本法、一国两制等严肃议题。
不过，有一些观察者认为，王振民近期连番亮相，特别是他在上周谈及一国两制问题的说法，对林郑月娥在未来五年应否启动政改，带有相当的启示意味，值得公众更多的留意。尤其是泛民主派普遍期望林郑月娥上任后重启政改，但到底重启政改需要什么条件？如何避免重蹈上次政改失败的覆辙？特别是怎样才能令中央支持香港实施特首和立法会的普选？王振民的说法，其实值得仔细、深入研究。
王振民的言论，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就是香港的政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议题，而是涉及整套基本法以至一国两制是否得到全面、完整落实的问题。王振民指，基本法构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整的制度”，而一国两制是贯穿其中的灵魂，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完整”这个概念。
对北京而言，基本法必须“完整”落实，具体而言，不能够只要求“普选”的权利，而不理“国家安全立法”的义务，选择性落实基本法不会被接受，更不能够23条立法就先易后难，普选却要先难后易，甚至一步到位，而两者的难或易，就端视站在两制的哪一制而言——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如果香港不落实对国家安全的保证，普选就免谈。
对于一些人来说，中央政府将普选问题拉上国家安全问题，这种担忧或许是过虑的。但是，中央政府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很可能是环顾国际形势，以至香港本身的实际状况，才得出的结论。
在国际环境方面，政制民主化既可以带来善治，但同时亦可能带来灾难。王振民在讲话中提过：“全世界那么多国家，把时间搞在这些民主上，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都像中东、像很多地方普选以后，结果都是内战内乱，天天都产生那么多难民到世界各地。这都是政改造成的，都是普选造成的一个结果。你希望香港是这样吗？”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前，香港是世界各国窥视中国政治的前沿阵地。回归之后，这种角色并没有改变；就算冷战之后，香港在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互动只是内涵改变了，但角色变化不大。相反，继1950年代美国提出的“和平演变”论之后，过去十年的“阿拉伯之春”也让香港有了另一种身份，就是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桥头堡。因此在香港的政制民主化进程之中，中央政府不可能不考虑到民主化附带来的国家安全顾虑，将本港政改和国家安全扣连起上来，是一个因应国际大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合理考量。
相比国际环境，加剧中央政府担忧的可能是近年香港社会的变化。大部分香港人认为，“民主化”政治改革要求绝不等同“港独”，更不直接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一些香港人往往先入为主地认为北京对香港充满敌意，客观上令中港矛盾更加尖锐化，故北京一些人亦认为香港的民主派就是借用“普选”来为“港独”铺路，甚至之后要“和平演变”内地，也不足为奇。
况且，2014年的政改讨论除了引爆占中运动之外，之后的事态发展，正正引起北京对国家安全问题更大担心，确确实实冲击北京对香港进一步推进民主化的信心。因为激进派以至港独，在过去两年多一度急速冒起，除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港独组织，在校园等地宣扬港独。去年的旺角骚动，本港的激进政治主张者以至港独组织，将一些偏激政治主张化为具体的行动；而打正旗号支持港独的梁颂恒与游蕙祯，更一度赢得立法会选举，借着选举制度走进议会。
而这些事例，正好反映着北京与香港之间对理解一国两制存在的落差。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非建制派可能认为宣传“港独”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中央政府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在内地，宣讲“藏独”或“疆独”是违反《反分裂国家法》中的分裂国家罪。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不可能接受香港一些人视宣扬港独是“言论自由”的观点，就例如梁颂恒与游蕙祯在宣誓成为立法会议员的过程中宣示港独主张，中央便以“释法”制止，而这种结果显然不会被中央认同是在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兼之，在思考香港的政制民主化的同时，更加要顾及国家安全的问题。
因此，对于北京而言，“一国两制”是以“一国”为前提，如果没有“一国”的“两制”就只是空中楼阁，故“一国”这个前提是要实实在在地兑现，而保护“国家安全”就是保证“一国”的现实存在的前提，因为没有23条立法，就没有“国家安全”，那“一国”也将会受到威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两制”亦势受严重挫伤——这一句话的意义就是，北京认为港独是一个实在的威胁，如果没有办法从法律上将这个问题彻底处理根治，令“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那么“一国”面对的风险将扩展到威胁“两制”的存续，包括香港的普选问题，亦只怕难有条件实现。
不少人说，白皮书显示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有着“底线”思维，也就是说，只要不逾越底线，什么都可以谈，甚至可以做，但只要一碰到这条底线，一切的政治空间或许就立刻烟消云散。而根据白皮书的说明，这条底线的一般定义应该是指“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责任。
其实，这只是底线的一般性理解，它既可以简单定义，更可以不断发展，它既是一种政策，也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在今天这个阶段，底线就会具体地包括全面彻底禁止港独，不论是政治言论或实际行动；和“国家安全立法”，尤其保证外国势力不能够参与或干预香港政治。
但是，在其他时候，底线思维或许还包括“行政主导”的政治制度设计，不会照搬西方模式的三权分立。而这是否可以解读为，底线其实是在不断“搬龙门”？其实底线是指政治底线，既然是“政治的”，那么他就会根据政治状况的发展产生变化，人们要将其理解为“移动的”也未尝不可。
这就是政治，一国两制是大政治，那就必然根据社会政治状况改变而发生定义边界的变化，这种变化估计香港的从政者，特别是非建制派的成员应该熟悉。然而，不论它如何“移动”，也不可能违反一些规律，规律主要包括“政治信任”。也就是说，如果有着“两制”之间的信任，“底线”也就不会被轻易“移动”；相反，若信任薄弱，“移动”就可能是常态的。就如为什么过往立法会议员任职前的宣誓并没有被行政部门司法挑战，而这一次却劳师动众地通过释法来强行应对？这就是当信任下降，“底线”就会产生“移动”。又如白皮书发表时并没有提到港独，那是否表示中央政府今天将港独视作触碰了底线，就是“搬龙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至于中央政府的“底线”，是对香港整个政治光谱所共有的，不分温和或强硬。特别是那些强烈支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温和民主派，虽然他们自己不赞同港独或其他违反中央政府底线的激进政治行为，但对其放任，或表现出中央所说的“虚无主义”，也会让情况恶化，因为这样会消耗中央对香港非建制政治力量的信任，也会直接影响香港的政治环境与政制发展。
王振民在讲话中不时强调了香港市民应该“尝试理解国家的逻辑和道理”，更加强调了如果香港不能自觉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就会让一国两制进入恶性循环，国家对两制就会有戒心以及疑虑。这句话的意思显然就是：如果一国受到威胁，譬如港独在香港生根，中央政府将会视其为一国两制的失败，或者失去了其存在意义，可以将其恢复为一国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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