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菡指打工仔有骨气弃福利　乐施会总裁撰文表失望：以偏概全

最低工资冻结4年后将于5月上调至时薪40元，但仍低于二人家庭的综援水平。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早前（1月14日）回应表示，打工仔上班并非只为赚钱，很多人很有骨气宁弃社会福利。一直争取改善最低工资的乐施会总裁曾迦慧今日（2月1日）在报章撰文批评有关说法“实在是以偏概全”，“对局长的回应感到失望”。

“最低工资”生效以来为人诟病水平偏低，就算即将上调至40元，但仍少于二人家庭的综援水平。对此，孙玉菡曾经回应指“综援是社会用作‘兜底’的保障系统，不能与最低工资比较”；他更认为“上班不止为了赚钱，上班对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健康都重要，香港很多人很有骨气，宁愿工作，不想拿社会福利”。言论引起广泛批评，乐施会总裁曾迦慧今日撰写《回应有关最低工资的迷思》一文，驳斥孙玉菡的“骨气论”。

曾迦慧批评“骨气论”犹如无视最低工资对基层工友生活保障的作用，并且强调社会不应该将接受低薪工作视为一种“骨气”，否则申领综援人士会被贴上负面标签。

对于以综援比较最低工资水平，曾迦慧引述社会福利署的“综援”定义“经济上无法自给的人士提供安全网，使他们的入息达到一定水平，以应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加上政府数据显示全港在职住户当中一名家庭就业成员平均需供养约一名无业人士，所以乐施会以2人家庭综援平均水平（10,962元）作为标准衡量最低工资水平能否“应付生活基本需要”。假如最低工资上调至40元，以一名全职非技术工人为例，当他每周工作达到工时中位数的49.7小时，月薪只有9,651元，较2人家庭综援平均水平还要低逾1300元。也就是说，即使基层希望自力更生，也未能获得合理回报、难以应付生活所需。

至于最低工资政策的实际成效，曾迦慧指出“最低工资”基本目的在于“防止工资过低”，而国际组织所厘定的目标则是借此扶贫工具让基层工友能够公平公正地分享劳动成果，但反观本港实施情况，自2011年推行以来，“制定工资水平时始终较为着重宏观环境，未能防止工资过低”，根本未能协助基层人士改善生活。曾迦慧引述政府统计处数据表示，最低工资生效时薪28元，当时有6.4%雇员（约18万人）受惠，直到2021年则仅0.5%（1.4万人）雇员领取37.5元的最低工资；然而，最低工资覆盖率下降并不意味基层生活得到改善，因为最低工资与工资中位数的差距已由46.6%（24.4元）进一步扩阔至50.5%（38.2元），而在2020年贫穷率仍高达23.6%，可见政策未有太大帮助。

曾迦慧重申，乐施会认为最低工资水平应考虑三大原则，包括能追及通胀、高于平均综援水平、能供养多一名非在职家庭成员（即“一养一”原则），故此应不低于每小时45.4元，并且一年一检，确保及时合理调整，以维持基层工友基本生活的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