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市民无视政府　政府无视市民　怎盖上骚乱潘多拉盒子

香港市民一直祈求香港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都市。然而，香港人不喜欢做梦，更不容易被广告术语所蒙骗，这种目标必须符合香港人对现代都市生活的要求。

现代都市一定不能穷，它必须是一个殷实的富裕城市，一定要符合民主自由的性格，拒绝专制，更必须是充满思想和智慧。

富裕的前提是公平公正，满足大家为都市内所有成员提供幸福生活的坚持；思想和智慧是指大家都能够尽情享受教育和学习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优越感。这个一流的现代都市是相对于世界而言，相对于中国而言，而且是相对于每一位市民而言，一个不能少。

香港今天的政治制度，相对于世界和香港市民的要求，并不现代，必须实行普及和直接的选举制。任何现代政治制度必须兼容并蓄、以理服人，任何违反这种原则的政治行为都将被拒绝。然而，现任行政长官的斗争思维却树立了坏榜样，激进反对派的暴力政治，更是摧毁香港价值的最关键错误。

香港的经济制度，相对于中国和香港市民而言，亦不现代，因为它过度放任，缺乏对市民生活的公平合理考虑，政府缺乏对责任的承担，权力结构上更偏袒既得利益阶层，它必须彻底反思和重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正义和理性的社会。

香港的法治体系，相对于世界、中国、香港市民而言，比较符合现代的标准，但它需要对香港社会的转型作出回应，而不是固步自封。包括立法、执法、司法部门，都应该思考香港的何去何从，如何通过社会大辩论，在法治层面，保护香港迈向世界一流的现代都市，为香港的未来提供牢固基础。

共同承担暴力冲突责任

年初一的暴力冲突事件唤醒了香港市民，大家必须共同承担责任，独善其身或隔岸观火都无法让香港成为一流的现代都市。如何理解这次骚乱，如何从这次骚乱找到认识挑战的方法，如何通过这些方法让香港摆脱无休止的冲突与撕裂，是香港重回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必然考虑。任何一个环节的判断错误，香港都要付出代价，勇于承担才是真正的“自己香港自己救”。认识不足、思考不够和计划不周，如何救？以为喊两句口号、掷两块砖头就能救，小孩子玩泥沙吗？

根据各种民意调查，大部分人认为骚乱分子必须首先对冲突负起责任，然后是政府，有一些调查认为政党也需要负上责任。对于后者，人们批评建制派只知道支持政府，不问情由；而泛民政党则只晓得反对政府，缺乏理性。两者都是撕裂社会的责任人。民意给政党政治的两个极端各打一巴掌，但巴掌背后却是悲哀，因为，两个极端竟然占据了政治光谱的大多数。香港的政党已经无法承担起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

大部分调查认为超过85%的民意反对暴力抗争，不少评论都相信，更具破坏性的暴力冲突或许会彻底打开香港暴乱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跳出来。如何处理这次骚乱，将直接挑战香港社会的生存、挑战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以及民意对政府施政的作用，甚至考验香港现存的社会机制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力，测试中央政府的耐性。简言之，香港正受到全方位的考验和冲击。

《香港01》认为：年初一的骚乱应该从三方面着手处理：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

须严厉处理违法骚乱者

首先，香港的制度优势是它的法治基础，暴力骚乱是违法的，必须严厉处理。对于个别人员，如果犯有煽动、领导、实施暴力骚动的，必须承担最大的法律责任。对于其他人员，如果只是一时冲动，愿意改过自新，承诺放弃暴力，或者有其他可以宽恕的证据，法律应该酌情处理，以包括缓刑在内的方法让其重新回归社会。法律既是作为守护社会价值观的最后防线，更是对错误行为的警醒。法律不是用来惩罚人，而是用来保护人和促使一些人重归社会共识的手段，更不是用来做报复的工具。

年初一的骚乱同时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结构的认识问题，但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香港政治存在三大缺陷：

一）它无法真实反映社会各个阶层合理的利益诉求。香港的行政机构（包括政治问责官员和公务员体系）和立法机构不但无法应对社会存在的极大撕裂，更成为撕裂的肇因和战场。就以这一次骚乱为例，香港警察只能被动地承担社会撕裂的后果，他们保护香港的能力已经受到不必要的怀疑。作为组成议会的各个政党，更无法摆脱原来的敌对状态，继续相互指摘，甚至出现是否“官逼民反”的辩论。将暴力冲突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是政治的悲剧，最后，议会沦为只制造问题而解决不了问题的场所。

二）“占领行动”之后，香港政治的可信任性受到极大打击。体制外占绝大多数的两种人都发生了变化，包括曾经不太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和将决策交给体制的一般市民。由于可信任性大幅下跌，年轻人选择激进和暴力的政治道路；原来袖手旁观、不发一言，将决策交给体制的人也开始表达意见，但意见是朝着两种对立的方向发展，除了反对激进和暴力的共同点之外，他们的政治立场呈两极化。也就是整个社会在不同层次上都变得更对立，而且是多样性的对立，结果是香港政治的可信任性继续下降，处理问题的能力继续被削弱。

三）香港在回归之后本应积极建立“港人治港”的机制，只有实现“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才算成功。然而，对大部分市民而言，“港人治港”只是在法律条文上实现了，管治香港的精英确实持有香港身分证，但这种“实现”是否就是“港人治港”却无法证实。这既是机制问题，更是治港团队管治香港的成效问题。

如果机制被普遍接受，市民就要承认这确实是“港人”治港，但是否成功，那要视乎市民如何作出政治选择。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治港团队可以用成功管治香港来证明其符合“港人治港”的实质，别人也不会认为这只是持有香港身分证的人在依法治港。以目前的社会状况评估，“港人治港”显然还未成功。既然还未成功，就需要深刻反思原因，推动改革，直到成功为止。

现行制度无法纾解民怨

特首梁振英指出，年初一骚乱的参与者主要是无业人士。他尝试改变学生是这次骚乱主要参与者的印象，但却暴露了大家以为香港不存在失业问题的另一个失误。从数字上看，香港好像几乎没有失业（政府公布的失业率是3.3%），但失业人数集中在某些领域，市民实质收入相对下降的现实，甚至就业不足的情况亦很普遍等，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失业率”变成社会动乱的火药引。

如果现行制度无法纾解经济困境与民间怨愤，甚至任由经济矛盾政治化，加上媒体与学界均忽略香港的深层次问题，社会冲突必然激化。香港的贫富差距属于全世界最严重级别，相对于中国大陆的0.469、南美哥伦比亚的0.535和法国的0.331，香港的坚尼系数达到0.537。富裕的社会表象背后是极大比例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下。它有全球最贵的房价，不少人却被迫住在狭小的㓥房中，常年不变的收入要支撑不断上升的生活开支，离地的经济学家和财金官员还不时吹嘘香港经济是世界最自由的，这就犹如烈火之上添干柴。

中央应促港府从善如流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都市，长期受到西方思想和文化影响，对于民主自由的向往，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符号；而在追求“去专制”、“去封建”的社会气氛下，更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坚持纪念六四的大都会，自由民主成为它的核心价值。然而，香港的僵化制度却无法适应这种价值观，甚至挑衅和阻碍对这种核心价值的追求。

梁振英上任后，社会冲突加剧，他不可能没有责任，至少是忽略了社会矛盾恶化和市民对核心价值的坚持。同样地，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他，也实在高估了他的权力。就以财政纾困的安排来说，财政司或财金官员的守财奴性格，就可以是梁振英的一道政策障碍。商界在立法会所占的议席成为既得利益阶层阻挠改革的代表，更是威胁特首连任的筹码。

中央政府出于希望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初衷，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施政，本属无可厚非。不过，支持并不能被当作对施政失误的视若无睹，更不能被人误解为是中央站在权贵一边，不考虑市民的权利和福祉，甚至将普罗大众的要求教条地视为被反对派操弄所致。香港人不可能活在“无政府”状态中，“无政府”更不只是指市民视政府为无物，还包括政府视市民为无物，今天的香港现实就是这样。中央必须责成特区政府在全社会展开全面及深入的讨论，兼容并蓄，从善如流，启动深刻的改革，只有这样，无政府状态才有可能消除，和谐才有可能出现。

撇除法律、政治、经济，对于执政者而言，上善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