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承担经济治理的责任｜于品海

【本文为《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先生在“香港01经济高峰论坛2021”的开幕致辞】

香港忽然之间好像不再懂得如何管理自己，面对无数问题，大家束手无策、相互指责，市民无所适从，对未来更无法统一认识。

我一直认为社会争论很是失焦，承担领导责任的精英阶层没有聚焦在治理。无论是健康码对接或飞机师是否应该获得豁免，开发“北部都会区”还是东大屿填海，先与内地通关还是先对国际开放，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审视，这些都不应该是两难的议题。

从学术角度观察，“两难”的假设隐藏着“二元对立”的态度，认为事物必然存在正反两面，不是对与错，就是好与坏。这个世界当然存在对错好坏，但是否所有事情都可以用对错好坏来判断？市民要有合理的居住成本，地产商要赚钱，有对与错吗？泛民要政制改革，建制要社会稳定，两者之间有好坏之分吗？政府要有产业政策，市场更适合去判断什么产业最符合经济规律，两种认识怎么会是对立的？

认识中国崛起从认识中共开始

经过十几年政治动荡，泛民的论述不再有用，没有人愿意再听到无意义的口号，民粹政客被彻底赶出政坛，汽油弹更应销声匿迹。年轻人在骚乱时期的乖张行为冲击了很多人的想像，一些人对大学生甚至不再尊重。建制被戏称为“忠诚的废物”，商界在骚乱和疫情面前不再昂首阔步，大地产商甚至忧心会否成为下次社会骚乱的对象。各个群体都为正在改变的香港感到焦虑。

我们当然知道，除了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之外，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同样有要求，试问，政府提出“北部都会区”有可能与夏宝龙主任的“告别㓥房”论述毫无关系吗？

香港人的困惑是明显的，最显著的是大家不知道在国内和国际之间如何平衡，赚美金还是赚人民币，与国内融合还是强调自己是“国际城市”，更重要的是香港突然成为落后经济体，贫穷好像无处不在。在这些无意义的困惑背后其实存在一个有趣现象，香港人，特别是精英群体，都开始想了解中共，这与香港社会对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实不奇怪，因为除了香港之外，美国亦有同样的困惑，无论是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与冲击国会山庄事件，左翼和右翼的撕裂，还是疫情害死接近80万人，都告诉我们这个老牌超级大国对自己亦失去了信心。他们不愿意相信问题是自己造成的，反而诿过于中国，甚至不知道中国经济帮助美国减缓了衰落的步伐。

这不是香港和美国唯一的相似之处。针对如何认识中共，香港和美国一样意识到自己的知识不足，大家都感觉到中国崛起对自己有影响，也知道中共是中国所有变化的主导者、责任人，但要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第一大政党，它带来的究竟是机遇还是威胁，香港和美国都有些人无所适从。

香港作为中共管辖的特别行政区，经济上深度依赖内地，生活上紧密相连，防务由解放军维持——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当然完全覆盖自己的领土。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为什么会有人担心内地对香港的影响力，甚至怀疑或轻视这一股影响力？至于美国，如果不存在相互之间的经济依赖，在国际事务无法不与中国合作，中国的军事力量更是直接与其共存，它又何需对中共产生如此大的兴趣？

事实上，了解中国崛起的唯一路径，就是从认识中共开始，而且是从它在经济治理领域的能力开始。然而，很多人不认为中共懂得治理经济，甚至认为这是笑话。这种不屑的评价我在过去几十年听过无数次，后来不再与他们争论，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只能一笑置之。

不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其实已经认同中共的经济治理能力，但对它的治理模式仍然感到陌生。最近，中共宣布反资本“无序扩张”时，在美国站出来支持的竟然是巴菲特和他的伙伴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Google原主席Eric Schmidt是美国政府委托思考经济创新战略的主导者，不久前他无奈地承认美国要考虑产业政策，而这是几十年来美国经济学家都批评的经济治理手段，香港政府前几年也依然认为香港不应该采取这种所谓干扰市场的政策。

解放思想推动治理改革

态度的改变不是偶然或零碎的，而是世界经济治理意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

要认识中共和它的经济治理轨迹，可以追溯到它早年的农民运动，很多人以为那只是政治和军事革命，其实它是彻头彻尾的经济结构改革，而且首先是经济思路的改变，同今天香港要建设“北部都会区”的意义没有根本的差别，都是针对土地权益，或者是如何改变土地和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具体政策。

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因为他知道中国贫穷的原因，他的农民政策既解决了农民的生活问题，亦确立了中共的政治地位，决定了革命能否成功，更扭转了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命运。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它首先是发生在农村的变化，是包产到户政策，让更全面的经济建设有了成功的基础。

有朋友表示担心，问“北部都会区”就是“土改”吗？我认为是，但将它与“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相提并论就是大错特错。

李小加先生近日提出“一港两制”，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认为香港不要被一些旧有行政习惯绑住自己的发展。如果担心“北部都会区”倡议会惊动原来的治理模式，政府可以学习中共，在特定领域使用特殊政策，如上海的浦东、深圳的前海自贸区，为“北部都会区”建立针对性的特殊政策，甚至立法，让一些曾经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与土地相关的，在“北部都会区”实施，减少制度阻力，加快发展步伐。李小加的意思是，香港可以学邓小平，不要担心改革，如果不放心，就将改革缩窄到一个较小范围，先试试，成功了，才将试点扩展到更大的地方。

邓小平在讲到“改革开放”时通常会先强调“解放思想”，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家都不敢想像国家应该如何发展，但他认为不应该讳疾忌医、固步自封。这就是中国今天为什么能够拥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制度弹性的原因，更加说明它的治理体系是科学的，而且学习韧力超强。“解放思想”这句话，对今天的香港同样有用。

十八大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转捩点，因为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倡议，我叫它做“第五个现代化”，它是中共八大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延伸。第五个现代化超越前四个的关键之处就是“治理”，既是治理体系，亦是治理能力，更是现代的治理。

从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开始，中共关心的就是中国的治理。治理有“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层次，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价值观，因此他们之间的“治理”方法亦完全不一样。今天的香港不是有着同样的情况吗？如果推动“北部都会区”只是方法层面，而不是要为香港找到公平正义的价值定位，“北部都会区”就只是一个口号，是另一个地产项目，解决不了问题，亦同“告别㓥房”无关，李小加提出的“一港两制”就更是对牛弹琴。中国推动建设雄安新区、浦东、前海，都是治理模式的尝试，深圳特区同样如此，“一国两制”更是破天荒的治理创新，而建设自由贸易区，给Tesla等外资在中国全开放经营，都是治理模式探索过程中的有意义尝试。

治理改革是为了满足特定价值观的追求，它不是抽象的。中共从进行土地改革，到实施包产到户、三来一补，之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推动第五个现代化、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等，就是要不断通过治理的提升及改革，让中国经济及社会更上一个台阶。很多西方政客都在说要这样做，但只有中共做到了，而香港的困局是：连讲都没有讲！我们办这些论坛，就是希望大家都讲多一些。

七十年代麦理浩在香港推动的改革同样是治理的改革，它没有改变香港的根本制度，但在制度之内实施了很多政策的改变。所以说，治理变化不一定需要改变根本制度，就好像“一国两制”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小加先生提出的“一港两制”亦只应该从治理的层次认识，我前几年提出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亦是同样意思，希望香港能够解放思想，推动香港特色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