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展2019】铜锣湾书店后禁书审查严谨　彭志铭叹小店夹缝中生存

今届书展将于下周三（17日）开幕，踏入会展场内，最大、最当眼的摊位必属“三中商”，即三联、中华及商务，尽管各种各样的新书目不暇给，却难再见到过往非常畅销、揭秘内地政情的“禁书”。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表示，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淫亵物品审裁处加强在书展开幕前检查书籍，此举亦令参展商未免麻烦而“自我审查”，主动收起“禁书”。
本港读书文化改变，小书店经营更是举步维艰。彭志铭直言：“书展的收益占我全年近7成，梗直是命脉。”于是，不论出版业前路如何崎岖，他仍坚持将有价值的好书推介给各路人，捍卫应保留的本土文化价值。

敏感“禁书”销售渠道受限

去年古德明写的《梦见习近平》、林匡正的《排华》及《反共》，乍看书名便容易被定性为敏感“禁书”，以至于主流书店均拒绝入货，二楼书店亦只把新书展示2至3个月，便静静收起。彭志铭无奈说：“古德明本书，我与编辑曾犹豫是否要改名，但既然作者敢写，我们就应该尊重。但这本书内容与习近平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担忧香港变得大陆化，以致每晚梦见习近平。”

说罢，他又替林匡正的书籍抱不平，“他更冤枉，《反共》及《排华》只是探讨共产主义，和世界各地出现的排华现象，都是历史表述。他们（书商）见到书名便有所联想，如果书名美丽但内容是反共，这又可以接受？”

今年漫画家尊子将历年作品，整理成辑《40年的中国》及《30年的香港》，由次文化堂出版。彭志铭笑说：“本港出版社早已被规边，都要听三中商。这些书只有我敢出，我不出，没有人会出了。”

少了主流书店的销售渠道，他只好透过网上平台出售时政书，却也只是杯水车薪。“虽然不满书展被弄得乌烟瘴气，但7日的书展收益，占全年总数约6至7成，简直是我的命脉。”

“书农”一年收成要看书展

书展期间，租一个9呎乘9呎的摊位，约为2至2.2万元。次文化堂今年租6个摊位，花费约12万元，彭志铭却摇摇头叹息：“赚来的钱也不够交付租金、运费、人工，都是亏损地做。”

他形容同路人是“书农”，一年的收成就看书展的7天，“如果有几日做不到生意，比如打台风要关闭，就真的是‘死得’。”早几年，贸发局未有向参展商提及天气安排，在他据理力争之下，如今合约会写上相关安排，保障双方利益。

连续参展30载书展的彭志铭，回想起初时多是50、60岁人士入场；其后配合漫画节举办，多了年轻人喜欢“逛”书展；90年代尾，则陆续有中学生加入。至近10年，他发现首日主要是家长带上子女“扫书”，晚上便是情侣来拍拖的高峰期，最后一日就像清仓促销场，“以前主办单位（贸发局）还会组织内地来港的购书团，但3、4年前已经没有了。买时政书的人也少了很多。”

每年书展都有不少新书出版，书商林立，却绝大部分书籍来自三中商。“时政新书大减，市道差好多。”彭续说，自铜锣湾书店事件，淫审处加强在开幕前检查各类书籍，一些参展商为免麻烦而“自我审查”，主动收起“禁书”，“以前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