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摆脱鸵鸟心态 香港是时候面对中国了
“是时候改变了！”这是2016年《香港01》周报的创刊口号，也是对当时社会撕裂的真挚回应。事实证明，改变一直在发生，在香港回归20年的2017年，改变更是朝着许多人想像以外的方向发展，当中“一国两制”的新形势愈来愈明显。然而，一般人都害怕这种改变，在身处转型变化的现实中，人心难免受意识形态桎梏的约束，进而衍生茫然、焦虑和不安；但正因如此，政局促使我们要勇于打破二元对立，说清问题本质，积极推动改革，拥抱2018年的变化。
“变”无疑是香港2017年的关键字，有些变化在意料之中，也有些变化是始料未及；有些变化显而易见，而有些变化则要循序渐进。中国共产党去年10月中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工作报告，当中提及的治港论述，为“一国两制”的新形势奠定了关键基调，强调“一国”先于“两制”。
而近日争论纷纷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一地两检”通关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通过《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国两制”的合作安排〉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亦折射中央治港态度，以及习近平早前强调，香港宪制基础由中国《宪法》及《基本法》共同构成的说法。
“一地两检”所突显的变化，不止是中港两地法制文化的落差，还预示了当香港需要积极配合并融入国家发展时，将会遇上各种《基本法》未能解决的问题。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早前提出，香港人在增强国家意识及国家观念的问题上，应该正确认识和把握“六对关系”，即宪法与基本法、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融入国家和自身发展、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港人办事、香港思维和内地方式、北京思维、以及“一国”和“两制”的关系。这些都值得港人反思。
面对这种新形势、新变化，有人认为，当初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承诺的“五十年不变”，如今已成为不少人的梦魇。根据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最新一次对一国两制的调查，结果显示有接近五成受访者指对“一国两制”没有信心。去年经历过多宗极具争议性的政治事件（见表），难免令港人怀疑，“五十年不变”是否虚有其表的糖衣？一国两制又是否仍然如习近平所言“不变形”丶“不走样”？
今年是一国两制堕落的一年，令更多人不信任一国两制，而选择相信一国两制以外的选项例如自决、例如独立。
民主党涂谨申做了26年议员，1991年立法局（立法会前称）举行直选，他以28岁之龄跻身议会，成为最年轻的代议士，一直做到现时的54岁。经历过基本法讨论之初丶回归前后人心未稳丶廿三条立法争议丶雨伞运动爆发，回归20年以来的大事，涂谨申从未缺席。
坚持一国两制是中港共同基础
记者要他比较这一年与以往的不同，他拍了拍桌子说，今年是一国两制堕落的一年，令更多人不信任一国两制，而选择相信一国两制以外的选项，例如自决丶例如独立。
“这一年是廿多年以来的缩影。”涂谨申回想，2003年百万人上街抗议廿三条立法，令中央担心香港人不爱国，2014年的大型占领运动又令中央惧怕香港会成为颠覆基地，如今中央对香港的态度及政策，已由过去的“畏惧”转化成“行动”。他以“杜绝”一词形容中央的行动：“中央是‘杜绝’一切有机会导致其‘畏惧’的‘行动’。”
对他而言，今年最常挂嘴边的是“一国两制”，惟背后连带的均是令大家有消极联想的负面字眼，例如“一地两检”丶“修改议事规则”。他解释，“一地两检”最大的问题，是强行以《基本法》为其护航，“一时话用第20条，一时又话用第6丶7条，牵强地引用基本法，像要用尽所有手段都去达成（一地两检），明明《基本法》写明不准内地人员在港执法。”
至于修改议事规则，对涂谨申来说，则是剥夺有民意授权的议员在议会内表达意见的机会。他形容，这是中央“以我为主”丶“你钟意唔钟意也好”的管治态度，是种近乎不讲道理的霸权；他又相信，如今中央的强硬举措只会迫使越多人背向“一国两制”，愈走愈激进，恐会适得其反。“本来梁振英不寻求连任是‘解结’的好机会，但（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却一意孤行送黄之峰等青年入狱，”他认为，此举无疑塑造了一个国际知名英雄，他们日后号召力只会更大，“本来支持我们这些‘一国两制’的死忠温和民主派的人，部分会转投他们，间接鼓励更多人不信‘一国两制’。”
有舆论分析，中央对港的管治权及控制权日渐收紧，记者问涂谨申，作为泛民主派，在议会内可以有何作为？他没有多想便立即回应说：“我们可做的只有坚持‘一国两制’，起码与中央是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中央）不能够一句说话便废除（‘一国两制’），仍可以逼中央要兑现承诺。”
然而，涂谨申所说的“共同基础”，又是否如中央所想的呢？
不能回避的是香港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可分割开来。如果港人仍然坚持不了解中国与香港之间的矛盾或互利关系，我们愈逃避现实，便愈没有生存空间。
需要认识中央对两制见解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特任讲师张楚勇认为，泛民与中央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对中央来说，‘两制’是手段，‘一国’是目的。现在中央领导层要发展丶要复兴中国梦，contribute（贡献）就是香港的任务。在中央眼中，两制的意思不是中央与香港各自各精彩；而泛民，甚至是主流民意对‘两制’的理解是，既然中央承诺了这种制度便要依照共同原则，即基本法，而基本法是regulate（管制）所有人，包括中央政府。一国是preserve（维护）两制的独特性；但从中央的角度，两制似乎是用以serve（服务）一国。”
张楚勇进一步解释，这些“一国先行”的概念一直存在，不过以往是禁忌，今年是愈讲愈直白。他以中共十九大对香港及“一国两制”的说明为例，“十九大中对于‘一国两制’的篇幅较以往多，当中提到‘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是首次将宪法与基本法拉在一起讲，明确指出宪法的凌驾性地位。”
而另一突显出中央控制的事例是今年的特首选举，在两个主要候选人中间，支持度较高的曾俊华任职多年财政司司长，但北京仍然不放心，“即使是很建制派的候选人也不要，反映出中央仍紧握香港的管治权，保证掌握香港特区管治权力不会落在其不放心的人身上。”虽然中央与主流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存有一定差异，甚至对立，但张楚勇表示，这两种的理解不是一定“火星撞地球”，虽有张力矛盾，但是也存有一定的基础，“就例如，一个威权社会也需要有一套规矩跟从，一个着重程序的社会在办事上也需要顾及结果。”
是时候结束各自各说话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阎小骏于《我为什么要写〈香港治与乱〉？》一文中提到，香港社会一直存在自说自话式的政治主张， 不同派别人士，不论泛民建制，对北京治港政策均有自圆其说的一套论述。而这种政治主张最后只会令北京与香港的信任度下降。
文章指出，中央在2003年“二十三条”立法、2010年政改及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等三件事上“让步”，使港人有错觉以为只要坚持立场，便可令中央“收回成命”。不过，从北京冷处理2014年“雨伞运动”的手法可见，香港过往的一套不能应用在新的政治时代。
故此，要如何走出目前与中央僵持的局面，是极需港人思考的问题。张楚勇点出目前香港的窘境，“不能回避的是，不论是政治上丶经济上、在国际层面上，香港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可分割开来。如果港人仍然坚持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与香港之间的矛盾或互利关系，是很危险的事。中国愈来愈‘大只’是事实，我们愈逃避现实，便愈没有生存空间。”
面对来年《国歌法》本地立法丶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廿三条立法，以及大大小小联系到中央的争议事件，或会令港人对香港的未来更为躁动不安。在回顾一年大事之余，更重要的是，港人如何藉回顾领悟到过去与未来的扣连，对以后香港的发展走向有更透彻的启示。诚如张楚勇所言，香港不能回避与中国密切的关系，也不能对于中国内地完全一无所知。只有越了解中央治港政策，才有更大空间保持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所享有的权利。张楚勇在访问完结前亦抛下一句，“我始终相信，香港多年来的优势，如公平制度丶程序公义等不会毁于一旦。”
“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让美丽香港，新添光辉年华⋯⋯这是我家”是庆祝回归二十周年的主题曲《香港．我家》，与十周年的《香港始终有你》比较，前者缺少一份叫港人一起拼搏，以打造更好香港的愿景。但这当中还有这么一句：“随年月变化，更显出功架。”—港人除了要认清当前香港的窘境之余，也要保存好香港多年以来的优势，不能自我矮化，才可令香港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面对“一国两制”的新变化，《香港01》多次强调，倘若我们只以“二元对立思维”来看待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难免会无限放大前者的负面影响，继而遗忘后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此自我矮化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中的正面地位和积极作用，最终恐怕永远只会看到“一国两制”的“矛盾”，而无法找到“两制”可以“结合”的共识。
上文节录自第9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月2日），原文标题为《珍惜香港 摆脱鸵鸟心态 是时候面对中国了！》，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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