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圈#MeToo】调查手记：“娱圈潜规则”是性侵者的免死金牌？
十月初《纽约时报》及《纽约客》揭发荷里活连串性侵事件，#MeToo风暴顿时在全球掀起。在香港，则要两个月后香港栏后吕丽瑶公开性侵经历，议题才得到公众注意。然而，一直未有港媒揭发同类娱圈性丑闻。
《香港01》上周的报道今次虽得CNN、BBC、The Hollywood Reporter及Variety等国际媒体跟进，却未见太多本地中文媒体关注。若香港娱乐圈与别处一样都都是“大染缸”，娱乐版记者又怎会没有收到一点风声？如果确有女艺员希望借新闻“博上位”，是否是应有不少人主动要求向记者“控诉”？
羞耻感重 当事人：因父亲已过世才同意受访
采访初期，受访者一般乐意向记者诉说事件发生的具体细节，但若要她们向公众透露身份和姓名，却是极难。华人社会中，归咎性罪行受害者的文化，是令她们噤声的最大原因，而做艺员的女性更加清楚揭露事件后，必需面对的各类不堪入耳的言语（“入得娱乐圈都预咗”、“唔想畀人搞就唔好上房”等下删一千字）。
不少被性侵的女性会觉得羞耻，认为自己“畀人搞过”。有女艺员坚决不愿受访，只因“畀人知道咗，父母以后点见人。”亦有女艺员指因为父亲已经过世，才同意受访。然而，这无疑十分可悲。
记者深明，所谓“娱圈潜规则”太过深入民心，面对性罪行的女艺员不会像港队女运动员一样得到公众同情，仿佛女演员一入行就必须接受“潜规则”，然而“潜规则”可以凌驾法律吗？这种心态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舆论为性侵者开脱，另一方面亦成为了性侵者自恃的“免死金牌”。
多方验证 证明系统性不当行为
调查报道不能只靠事主描述个案，而要勾勒出系统性的不当行为。例如机制失误、或有人明知故犯，而非个别事件。因此，报道必须集合多项具名指控、每项指控必须有独立验证。
在理想情况下，每项指控都要具名、或有访问录影，让读者知道指控并非凭空捏造。记者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唇舌，说服几位当事人公开姓名或上镜。
而调查报道跟“女星哭诉XXX”类八卦新闻最大分别，是指控必须有独立验证（corroboration），并非单方面说词。记者用尽办法确保报道中每项指控，除指控者说词外，均有至少多一个资料来源互相核实。
最理想是当事人持有官方纪录文件，如曾报警、诉讼。但由于受害人多不想把事情闹大，这类纪录并不常见。其次，如事发短时间内当事人曾向亲友投诉，该亲友必须能覆述当事人当时提供的一些事件情节或语气（如电话中哭泣）、或展示投诉的文字纪录（短讯、电邮）。如受害人从无跟任何人提及事件，那记者便会要求她们提供一些周边验证。例如，有司机向记者确认目击当事人曾到事发酒店，或有电邮纪录提及当事人于某日期试镜等。
调查报道要优越 法律团队不可缺
具名指控和验证除会提高报道可信性，但最重要的是减低报道的媒体反被告诽谤的风险。
在美国，控告诽谤的举证责任在控方。控方需证明报道内容损害其声誉，还需提出证据证明报道并非事实、并非一时出错、而是恶意诽谤（actual malice）。对于诽谤控方来说，这是很高的法律门槛；对媒体和公众，这是言论自由的保障。
在香港以及其他行使英式普通法的地方，情况则相反：举证责任在辩方。控方只需证明报道损害其声誉，不需证明报道出错，被控诽谤的媒体却必须证明报道属实。若报道验证不足、不具名的受访者不愿意在法庭作证，那被控方将难以举证抗辩。
《英国广播公司》近日一篇评论指出，自揭发韦恩斯坦事件后，不少美媒纷纷揭发其他性侵事件，却未见英国媒体有任何类似的侦查报道。澳大利亚《世纪报》亦有评论指出相同问题。美国荷里活并非丑闻特别多，而是英式苛刻的诽谤法令媒体和受害人双双噤声。
因此，要保障调查报道的自由和长远发展，媒体机构必须投放法律资源，确保报道出街前，经熟悉诽谤法的律师逐字逐句审阅文稿以及独立验证的资料。否则，一但有人控告诽谤，即使最终不成功，亦首先大大削弱公众对该报道的信任，媒体亦要在过程中负担昂贵的法律费用。熟悉诽谤法的律师为媒体把关，免除诽谤风险，方可让记者安心调查、报道事实，不需处处以“疑云”、“可能”等字眼“戴头盔”。
01侦查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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