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话医生．博评】本土主义萦绕医疗专业　不利社会发展

文：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唔识广东话，不如返乡下。”这是多年前一次广州民众集会的口号，抗议广东省政府以普通话为公共广播用语，限制粤语的公共使用。为保广府文化，有民众发起“撑粤语”行动，捍卫语言自由及多元文化，以地方民众语言（广东话）之小，对抗中央政府主流语言（普通话）之大。这种语言争议，正好因为官方语言（普通话）在地方常用语言（广东话）中属非主流，才会成为边陲对抗中央的抗争象征。

这种广东话与普通话的语言争议也在香港出现。近期有报章报导公立医院护士申诉在人手本已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需为不会说广东话的非本地实习医生翻译，增加工作负担，又不满这些医生成功通过执业资格试及实习考核，获取医生执照。有医生团体更进而表示医生不会说广东话会影响病人安全，要求医委会应该进行语言能力考核，强制应考执业资格试者须有基本广东话沟通能力。医者父母心，因应医生的广东话沟通能力影响到病人安全，要求医委会更改考核制度，医生对病人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诚然，医生如果不能和病人沟通，当然会危及病人安全。医管局日后在安排不会说广东话的实习医生于公立医院实习时，应该要顾及医院人手能否应付协助实习医生翻译的额外工作，确保包括实习医生在内的整个医疗团队能了解病人情况及作出适当治疗。至于医委会的考核制度应加入广东话测试，表面上看似合理，实则有必要详细讨论。

自从取消英联邦医生可直接来港工作的安排后，所有非本地培训医生若要取得执业资格，必须通过医委会的执业资格试及医院实习评核。执业资格试分三部份，包括专业知识选择题考试、英语水平测试及临床考试。除了英语笔试外，其余两卷可自选以中文或英文应考。资格试的目的在于评估应考者的医疗水平，因此应考者不会说广东话并不影响考核。通过考试者及后须在医院或医疗机构实习一年，以熟悉本港医疗制度和常见疾病。实习阶段评核的目的在于评估应实习医生能否掌握有关本港的医疗知识而不在于能否听说广东话。由此可见，整个资格试及实习的评核重点，都是关于医疗知识和能力而不是广东话的沟通能力。

相信没有人会质疑，在香港以广东话作为主流语言的地方，如果医生不懂广东话，可能影响对病人的诊治。因此在港工作的医生也理应懂得基本的广东话。作为医生最大雇主的医管局在聘用医生时，必定会按工作岗位所需，考虑医生是否必须懂得广东话。以往公立医院个别部门如麻醉科、病理科等也有较多外籍医生，他们都不会说广东话但仍能服务市民。

另外，不懂广东话的医生如果选择在私营界别工作，只说广东话的病人自然不会求诊，又或者这些医生的主要病人是操其他语言。由此可见，不会说广东话的医生要么不会被医管局聘用，要么在私营界别服务操其他语言的病人，两者都不见得对只懂广东话的病人带来什么直接影响。

医生团体基于“病人安全”认为不懂病人语言的医生就不应诊症，那么是否应该要求将考核制度扩展至印巴语、菲律宾语、甚或少数家乡话等，以免不会说广东话的少数族裔因未能与医生沟通，影响“病人安全”？

再者，硬要医生必须懂得说广东话才能在港执业，那么不少在港工作的外籍医生都不能继续工作，例如早前传媒曾报导的威尔斯医院日籍心脏外科圣手藤川拓也医生，及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港大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病毒学）裴伟士医生，甚至其他不会说广东话的医生也不能在香港执业、教学、甚或研究。

若说广东省政府以官方普通话力压地道广东话作为标准广播语言，是以大压小，那么要求以主流广东话作为医生评核标准之一，又是否以众凌寡，欺压不会说广东话的少数医生？

其实个别实习医生未能说广东话，对其他医护人员造成额外工作负担，只是小事一桩。不过有评论将此提升至生死攸关的层次，并扣连到医生不能和病人沟通会危及病人安全，又说要关注近年考取执业试资格的内地医生愈来愈多，似在暗示操普通话的医生在港工作是以“政治正确”犠牲“病人安全”，着实有点借题发挥。

这种论述正是明嘲暗讽操普通话的内地医生危害病人，无论这些医生和香港的医科毕业生同样已取得本地执业资格，也备受歧视甚至挤压。这些言论反映的，正是近年一直萦绕香港的本土排中心态，但凡来自中国大陆的都是“低端人口”，必须以本土思维抗衡甚至是打压。

过去和中国有关的任何东西，实在都令香港人有一种低等劣质、伪冒造假的印象。中国政府和香港社会之间的“中央对边陲”、“全面操控对自由空间”等权力及对立的政治关系，又令香港人对中国十分抗拒。久而久之，香港人对来自中国的人和事都不问情由地拒诸门外。

然而，不会说广东话的医生或只能说普通话的医生，就算已通过严格的评核后取得执业资格，是否也是低等劣质？看来，这种本土排中主义令香港愈来愈失却了理智和包容，更失却了发展的机会，香港也因此而固步自封。对中国低质的恐惧及政治高压的抗拒，令香港社会走不出自我设限的本土安全区。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早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香港大学医学院于今年九月加入“中国住院医师培训精英教学医院联盟”，希望促进中港两地专科医生培训的交流合作。梁院长更指出在现时大医学、大科学、大数据时代，医疗教学、研究及临床实践，必须要有国家级平台支撑，例如：参与内地大型科研平台或申请研究基金，甚至藉国家组成包括香港在内的医疗团队，参与海外大型医学平台等，才能达到较高国际水准。因此港大医学院应和中国在医学研究和教育方面有更多合作，甚至可能在未来令香港医生资历得到内地认可，为本港医科毕业生提供更大发展平台。

梁院长基于本港医疗界的未来发展，连结内地的精英医疗体系，期望使本港医疗水平攀上更高峰，亦使本地医生有更大舞台，及促进中港两地人才交流，本是理应为之。可惜此话一出，即时被医生团体质疑为中港医生资历互认铺路，向中央政府“投诚”。这事例正好展现了上述医疗界别中的“本土排中心态”。医疗专业人员抱持这种陕隘思维，能否发展更好的医疗服务以治疗病人？香港人因恐惧及抗拒而闭关锁港，不分好歹一概拒绝与内地交往，又是否有利于本港社会的未来发展？

翻阅梁院长的巨著《大医精诚》，见他引述千多年前唐朝的“药王”孙思邈对“大医”的理解，实在是对今时今日香港医生的金石良言：

……“大医”，应先要放下自己的偏见，对于来求医的人一视同仁：“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

相信“大医”对通过评核、有医者心肠、有行医能力、但不会说广东话的医生，也应不分“华夷”，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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