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逝世・采访手记】见证了一个早已写好剧本的死亡直播

一直认为，报道中国人权、揭露黑幕，是香港传媒的角色、使命和优势。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末期，到沈阳保外就医，6月26日消息传出，当晚便匆匆收拾行李，在一片争议声中飞去沈阳，与刚好在内地采访、知道消息后马上转到沈阳的同事会合。

出发前，想过很多可能性，例如突破重重封锁，看到刘晓波和刘霞，能说上几句话；或者能等到二人获准出国，在机场拍摄到他上医疗专机的身影；甚至被公安、国安拘捕，遣返回港；当然也有最坏的打算，是等待死亡的采访。

曾与摄影记者自问自答一个“一百万的问题”，若有维权人士突破封锁，把所有便衣拦着，让我们一班香港记者有机会进入刘晓波的病房，你会入去吗？他还在“保外就医”，这算是“劫狱”吗？

采访过程全程被便衣盯住

所有问题最后都毋须回答，换来的是司法局在网上公布死讯。那时我们正在医院附近，但身边全是便衣，我们被牢牢盯住。

连日来，跑遍医院，确定刘晓波的病房位置，却是无法接近。而刘霞及其他家人的身影，什么也找不到，更遑论跟他们说上几句话。在沈阳或香港，见面或用电话，找到中国和外国的医生，换来的都是一句“no comment”。

我们，一直在现场，但只能看着每日冷冰冰的通告，官方刻意流出的影片，和最后的死亡公告。之后荒诞继续，刘晓波的遗体速速火化和海葬，家属感谢党。

我们似乎在直播刘晓波的死亡，在直播“李波式专访”的记者会，在沈阳现场却没有更多采访空间。对，这次“他们”不驱赶记者，因为已把游戏参透，是球员也是球证，牢牢掌握每一个细节，一切都在剧本范围。

我们关注的，是一个人的自由

这是香港记者无法缺席的历史章节，却无能为力地，记录一个早有预想却最不愿看见的结局，记录这一荒诞。回港的飞机上，想到刘霞，眼泪再也止不住。这眼泪会否令新闻带有预设立场？我们关注本应无罪却得不到自由的“罪犯”家人，皆因我们是人，去关注另一个人的自由。

刘晓波保外就医直至病逝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是沈阳市的地标——中山广场，巨型的毛泽东雕像就在医院前。他没有敌人，但在共产政权最典型的代表雕像后病逝，到死前都未有得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