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忍政策“离地”脱节 青年参政能否改变社会？
特首林郑月娥在选举期间多次强调相当“重视年青人声音”，鼓励年青人与她共议政事。
70岁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亦同意政府应该广纳青年人，以补救老一代的盲点。
“他们最大的贡献不是设计出全新政策，而是能反映对现实不满的视野角度，这些都是较年老一代及既得利益者没有的思维。”刘兆佳道。
青年人愈来愈希望能够发声，“星之子”陈易希和1996年八仙岭大火伤者张润衡，都获上届政府委任加入咨询机构，他们认为自己在委员会内相对其他委员是较为“贴地”，能反映青年的意见。出任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的张润衡，称他提供一个青年人思考框架予政府考量。
上届政府在2015年4月成立创新及科技咨询委员会，成员总共30人。除委任航拍机领导者大疆创新创办人汪滔出任委员外，跟汪滔同样毕业于科技大学的陈易希也成为委员之一。该委员会已于今年3月底结束。陈易希形容自己是委员会与业界青年的“桥梁”，特别在与创业有关的讨论时，他会适时转达正准备创业及创业中青年的诉求和意见。在他眼中的委员会，是该行业的缩影。
青年事务委员会大部分委员年过35岁，前主席陈振彬接任主席时更已50多岁，一直被讥名不副实。属“80后”的华人置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刘鸣炜于2015年接任主席，该会仍不时被批沦为“青年拨款委员会”，对青年政策并无实际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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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培训工作的张润衡于2014年4月获委任加入青委会，并于去年再获委任续任。走入体制三年多，他这样总结体验：“坦白讲，我们的存在不是要改变政府，而是给政府一个思考框架，在他们决策的过程中提供从青年人角度出发的意见。”
对于被批评是“拨款委员会”，张润衡反问：“何以小看拨款工作呢？”他解释，所有拨款都是市民一分一毫交出来的公帑，委员的责任便是将其用得其所。这些工作对大众来说或许琐碎甚或无用，例如举办交流团丶青年大使等计划，“交流团不是交流完便算，后续有研究小组，是让香港参考其他国家青年政策的好机会。”张润衡表示，大至政策，小至回归20周年纪念品及广告的投放，青委会都参与其中。他指大政策因为有保密决定不能透露，但回归周年庆祝活动丶每年一次的青年高峰会及一带一路交流团等，他都有份参与讨论。
曾出任港大学生会会长的邓日朗和孙晓岚，也获上届政府纳入咨询组织。邓出任公民教育委员会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孙则获教育局邀请加入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邓日朗说，委员会工作包括给予意见和审批拨款申请等，他曾就如何向青年人推广基本法提出意见，建议可以用香港本土情怀和核心价值体现基本法，而非艰涩的条文。
青年人加入政府委员会是否花瓶，他认为委员会只是咨询层面，自己会争取每个机会发表意见，“花瓶还是炮手，我不强求，也不急于表现。”他认为政府应邀请敢言、无私、不是为笼络攀爬的青年代表加入，另外现时委员会偏向建制，所以应该改为更多元化，当局应考虑邀请更多来自民间或较激进的青年入，提供更多不同意见。
特首林郑月娥表明除中策组会聘请一批青年人之外，亦会增加各咨询委员会内的青年比率，但比率如何仍未知道。然而，青年人走进咨询委员会，政府究竟会真正听他们意见，抑或只是当他们是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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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查政府文件，每届特区政府均有类似建议。首任特首董建华在2000年施政报告中称，“已要求特区政府的数百个咨询组织，有系统地吸纳更多杰出的年轻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通过他们来了解更多青少年的心声。”其后共有88名青年人获委任为咨询和法定组织的成员，其中58人的年龄介乎26岁至35岁，其余的则在25岁或以下。2004年7月民政事务局对咨询架构的研究报告更提到，青年可通过在咨询及法定组织担任成员而为社会作出贡献，“是加强他们个人能力的一种方法”。但报告同时承认，当时青年在咨询及法定组织的参与程度仍然偏低，建议委任更多青年人加入，但当局没有订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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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特首曾荫权表明，把咨询委员会和法定组织“看作是公共政策的智囊机构和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并“会特别关注妇女、青年和弱势社群人士的参与机会”。但2010年政府公布全港近400个咨询组织中，只有25个有委任30岁以下的委员。上任特首梁振英亦称会在咨询架构内提高青年人的比例，但当局未有相关数据，未能与之前政府作比较。而且，政改一役后，政府与青年人的鸿沟愈拉愈阔，林郑月娥能否找到认同政府的青年人进入“热厨房”，特别是过往与政府曾有过“牙齿印”的一群，更成疑问。
上文节录自第69期周报（2017年7月17日），原文题为《青年参政不能沦花瓶》，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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