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赛德克‧巴莱”的部落 雾社事件遗族:我们没仇恨只懂分享

撰文: 黄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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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治时期1930年10月27日,台湾发生最惨烈的原住民武装抗日事件--雾社事件。赛德克族头目莫那‧鲁道饮弹自尽,战士宁死不屈,妇孺怕成负累,于是集体自缢。亦即2011年电影《赛德克‧巴莱》所述说的事件。
1931年5月6日,余生者则被日府强行迁至川中岛(今清流部落)。当中包括莫那‧鲁道的女儿马红‧莫那。
而她,玛姮‧巴丸(李淑珍),就是莫那‧鲁道的曾孙女。

(取自玛姮巴丸FB/黄名毅摄)

不像一般访问,拿著本子跟笔对坐,然后开始才对话。那天下午,部落孩子们在庭园玩得正高兴,记者跟玛姮坐在屋簷下乘凉,慢慢聊起来......尽管已经预备好问题,她分享的却远比我想像的多......

为了生存绝口不提的部落禁忌

当年抗暴六社的族人共有1236名,最后只剩下298名。他们不得返回原居,赛德克族从此与雾社隔绝。“可是日本人依然不放过,觉得还有勇士在,明查暗访下,找出23个人,借观光名义被带去埔里处死,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在那边挖到很多骨头,相信就是他们。”自此,部落对雾社事件只字不提。玛姮忆起曾问爸爸,他都不说,“不能让小孩子知道,因为他们很快会说溜嘴,说出去又有人死掉了嘛,就算已经在民国时代。”一个藏在盒子里的真相,却因为一部电影而被意外打开。2011年,魏德圣所执导的《赛德克‧巴莱》上映,才让世人了解这段悲壮的历史。

“不为自己的族人争取权利的话,那谁帮我们呢?”
玛姮‧巴丸

从抗议什么?到打前锋

在川中岛长大,玛姮二十六岁嫁到台北,在卫生所上班,偶尔还是听到别人叫她“生番”。在台湾,都市原住民被歧视的问题仍然存在。面对闲言闲语,她会适时回敬对方。“不能因为做基层工作就看不起,有些人说原住民都好懒惰喔,又爱喝酒,就睡在地上。我说你们的更多,看看台北地下街,而且都不回家。”矛盾浮现,可她却不认为两者有何差别。直至参与电影拍摄,民族意识擡头,她才惊醒该为族人付出。“之前原住民去抗议时,我还想说,抗议什么?有什么好抗议的?我们不是都过得很okay吗?我跟你讲喔,如果现在要去抗议,我可能会打前锋喔!”这句话,她坚定地重复一遍。

孩子们随著玛姮领唱古谣的歌声,在庭园里练习舞蹈。(黄汉儿摄)
孩子们透过吟唱古谣来学族语。(黄汉儿摄)

吟唱的曲 跳的舞 总带著哀伤

那天晚上,孩子们随著玛姮领唱古谣的歌声,在庭园里练习舞蹈。有点生硬,却是欢乐的。当他们都回家后,她坐在石壆,再次跟我说起故事来......“这个部落跟其他的不一样,甚么文化都被破坏掉,连曲子都是哀伤的。从小看爷爷奶奶们,女人都在哭,男人就不多话。”在愁云惨雾中慷慨悲歌,老人们总说因为人老了,动作才不大,可她却心里有数。“这地方总不能浓罩著悲伤的情怀,要往前看。”于是,在固有的曲调中,改写了歌词,舞步也变得轻快。“不讲,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孩子都是无忧无虑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事件而变得悲观。”夜阑人静,她缓缓道出千丝万缕的思绪。

曾经抗拒的族名-“玛姮”

玛姮‧巴丸这名字,是马红‧莫那所赐的族名。她一度排斥,是因为那代表著伤痛的过去,不愿回首。“为甚么我会回来?因为每一家都有自己对雾社事件的故事。这边说的是从玛姮‧莫那口传英雄莫那‧鲁道的故事。”有人质疑,为甚么英雄是莫那鲁道?说他是酒鬼,贪生怕死,只会躲在后头。为甚么不是歌颂开第一枪的人?“可是在玩车马炮时,将跟帅都不会站在前面。正如蒋中正跟毛泽东都不会站在最前啊。他(莫那‧鲁道)一直被日本人写在书上,一定有他的用意嘛。”从不同角度切入历史,她强调我们不能否定别人的认知。总而然之,她们口中的人,都是英雄。

左二为马红‧莫那(网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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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头目最大的责任,就是怎样让一个部落生存。”
玛姮‧巴丸

不管是亲日、中立、抗日都没有对错

雾社事件中,三个余群的角色不一,有亲日、中立和抗日。后人传颂先人抗日的英勇事迹,要是前人是亲日一方,该情何以堪?玛姮明白他们也不好受,想要把事件“去英雄化 ”的理由。至于中立的,因当年经历“姐妹原事件”的屠杀,早已剩下老弱妇孺,再没有决斗的本钱。“不管是亲日、中立还是抗日,都没有对错,只是要选择生存。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 ”日本自马关条约后,对原住民采取高压管治。赛德克族的原始信仰就是敬天地敬大自然,日本人却叫他们砍树林。猎场没了,那猎人要做甚么?就是当他们的苦工。族人深信纹面是回祖灵故乡的标记,日本人却严例禁止。种种压抑,让他们萌生“宁可一死,也不要苟活”的念头。

在权衡轻重后,各头目在无可奈何下作出最后的抉择。“回过头来,都是先人的经历跟记录。先人的确风风光光地打了一场胜仗,可之前必须考虑到很多方面。”

站中间的就是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身形魁梧,据说身高将近190公分。(网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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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没有仇恨的概念,他们不晓得甚么是仇恨。”
玛姮‧巴丸

一个从日本来访的女生

前阵子,有一个日本女学生来到部落,说论文要研究部落的历史和雾社事件。来之前,别人都提醒她,这边的人不易相处,结果“她来了,我们很开心的为她鼓掌呢。”战争、历史让民族情仇越加牢固,对立油然而生。“你们怎么都不一样?”女学生惊讶。玛姮带她四出探访,把九十几岁都搬出去的人都找来跟她说故事。结果她在台大硕士顺利毕业,也考上了日本跟台湾大学的博士。她再一次回到部落,穿著硕士袍跟族人拍照,还吃了烧酒鸡。“这边算是她第二个故乡啦,我们都把她当成一家人。”口传历史,不是要把仇恨无止境地循环,而是为了记录。“因为原住民没有仇恨的概念,他们不晓得甚么是仇恨。他们只懂得分享。”

没有ps4,他们随手拿来零食跟橡皮根玩游戏。

“我想你来之前也会惶恐吧?”她对记者说。无可否认,独自踏足只在书中阅读过的未知国度,多少有点胆怯。“其实不用多说,来了就会知道。像来到魔鬼的家,对吧?现在没有这样想了吧?”仅是一天的相处,已足够让我难忘至今。

“为甚么我们的小孩,要靠影音媒体来知道自己的历史呢?”
玛姮‧巴丸

传承部落文化“累到快抓狂”

《赛德克‧巴莱》非纪录片,当中少不免夸大失真。旁人如你我,单靠电影了解概括或许可行,但对族人而言,把文化历史相传却是举足轻重之事。由于部落的学校只到国中,孩子之后就要转去外面念高中,有些放假才回来。他们只懂得族语单字,能读到研究所的,几乎都不是在部落土生土长,对部落也有身份认同的问题。眼看渐要失传的文化,玛姮深感传承的必要。2013年,玛姮从台北回部落带小孩、办夏令营,培训新一批干部。2014年,她在这盖了玛姮原宿、办艺术团。台北中两边走,去年几乎都待在部落,她坦言“累到快抓狂”,也笑言自己“回娘家好像在走自家厨房一样”。

这些孩子们绝大部分都住在部落,他们都称呼玛姮为“团妈”。

纵然疲顿,可让她坚持著的,是为族人的一份信念,“我相信我后面有一个很坚强的后盾,就是他们。”那坚决的眼神,定睛在蹦蹦跳跳的孩子们身上。确实让记者为之感动。

口述历史,需要代代相传。那些不能磨灭的国恨情仇,未被平反的不公事件。我们每一个,都是历史的记录者,这是我们的责任。可现今总把历史科看轻,反正就是死记硬背。熟读过去,才好让我们笔录这世代的点滴,作时间之见证。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都是我们存活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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