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之间历史改写　美国总统曾决定香港命运？

如果有人在旺角行人专用区拉起横幅，白底黑字写着“强烈要求香港回归中华民国”，不少看官大概会一笑置之。然而，“回归民国”却在72年前差点成真。不过，一个美国人的一念之差使之顿成海棠残梦；而这个美国人从客观结果来看，亦是奠定香港经济转型起飞基础之人──他，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

（本文原载2017年3月13日《香港01》周报第51期B6-B7版，按此订阅周报）

所谓杜鲁门主义，是杜鲁门在任美国总统期间形成的重要外交政策纲领。具体而言，可以视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的国情咨文内容，为“杜鲁门主义”的核心。杜鲁门认为共产主义危害自由世界的安全，美国有责任援助自由世界国家的复兴，以及抵挡共产主义入侵自由世界。当时正值希腊内战，杜鲁门要求国会拨出四亿美元援助有赤化危机的希腊和土耳其政府，作为“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浪潮的回答”。美国国会其后通过杜鲁门提案，共产世界与自由世界两大对立阵营形成，正式开始扭转香港命运的冷战。冷战以外，较少人留意到，若不是杜鲁门，香港可能早在二战后，已回归到中华民国治下。

第一次前途危机

作为一个国际重要的资金、人才与知识转口港，香港从开埠至今，皆是国际政治的博弈之地，香港的历史进程与命运，不可避免的与各国有所牵扯。1945年4月12日，被视为华府少数对国民政府友善的总统罗斯福逝世，由其副手杜鲁门接任──相信当时的人不会想到，这位“冷手捡到热煎堆”的杜鲁门，竟然会为往后数十年的冷战格局一锤定音，亦是把香港回归推迟了52年与造就香港经济起飞的关键人物。

那杜鲁门如何令香港“民国梦断”呢？故事要从二战说起。1940年5月10日，法国在纳粹德国展开闪击战之后，不到两个月就投降，同时，中国孤军奋战已经接近三个年头。及至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以中、英、美及苏联为核心的同盟国成立。同盟国成立后，前有国军名将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大战，是为同盟国成立后对轴心国的首胜；后有国军入缅阻日救英，在仁安羌战役救出数万英军；蒋介石领导着这个内乱不断、经济与军事水平远远不及日本的国家，独力与日本周旋，把三分之二日军困在中国战场──中国的贡献不言而喻，从“理论上”中英两国亦变成“平等”盟友。

1942年10月9日，对国民政府亲善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宣称美国愿意放弃其公民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撤销美国在华租界，并表示愿意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签订新的平等条约；即便老牌殖民帝国大英帝国并不情愿，但也随之跟上。

同月28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ames Seymour）奉命与中国外交部开始就签订新约举行谈判，而香港的前途问题就出现在谈判之中──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主张废除英国与清廷签署的《展拓中英界址专条》，谓新界应在战后交还予国民政府。不过英国首相邱吉尔极力反对，称“新界问题”不应包含在“新约”之内，应于战后才“重新考虑”，否则英国会拒绝签订《中英新约》；宋子文同样在谈判中寸土不让，坚持要收回新界，双方就此僵持不断，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写到，“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另一边厢，日本在得悉中、美、英三国正谈判新约后，惟恐其威胁日本正在力推的“以华制华”（在不同的中国占领区成立傀儡政权，以南京汪精卫政权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为代表）之策，故在同年12月21日于御前会议决定“对于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殊的各种形态，应以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的精神为基础，设法尽速予以撤销，或者予以调整。”但又说“关于九龙租借地的处地，和香港一起另行规定。”

罗斯福坚定支持香港回归民国

1943年1月9日，日本抢先与南京汪精卫政权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销和废除治外法权之协定》──日本此一举动加速了中英的谈判进程，结果延至1943年公布，美、英取消在华的治外法权及租界，但对战后香港归属并无着墨。然而，有关香港战后归属问题却在1943年11月23至26日举行的“开罗会议”里有所变化。蒋介石与罗斯福达成一致意见，罗斯福表示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并将它变成国际自由港──据史家梁敬𬭚于《开罗会议》中记述，“……即香港地方，罗斯福亦主张应由英国交还中国，由中国宣布为自由港，委员长（蒋介石）同意将香港宣布为自由港，即请罗斯福向英交涉”。

时任（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参议杜建时中将在1984年在《忆开罗会议》时回忆到，蒋介石、罗斯福与邱吉尔三人在会议中谈及香港问题时有着以下一段对话，可见当时邱吉尔对香港问题的坚决──“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战后拒绝英国军舰驶入中国港口，取消英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收回租借地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蒋介石的意见”，罗斯福又问“你对香港有何打算？”话音未落，邱吉尔即大声疾呼：“你们请注意，香港是英国的领土。”蒋介石立刻驳斥，谓“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与清廷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概不予承认，战后随时可收回香港。”邱吉尔则随即抱怨，“盟国共同战胜日本，为什么英国必须像残暴的日本一样，受到被剥夺土地的惩罚？”香港前途问题在“开罗会议”中仍未有定论。1945年，二次大战接近尾声，香港前途问题再次浮上水面。2月8日，病重的罗斯福拖着病躯，千里迢迢远赴位于东欧雅尔达出席“三巨头”（美国、苏联、英国）会议，并且瞒着英国说服斯大林同意英国交还香港给国民政府，然后由中方宣布香港为自由港；4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远赴伦敦会见邱吉尔，要求英国按照《大西洋宪章》精神，放弃重新占领香港的企图。不过，邱吉尔态度坚决，并且提出抗议，香港问题继续“卡关”，不过在香港主权之争上似乎占着上风。罗斯福的逝世使“香港回归”成为梦幻泡影──这位中年因病瘫痪、在战时为美国以至全人类鞠躬尽瘁、长年位居“美国最伟大总统”三甲、甚至令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后把第一学府国立台湾大学的地址命名为“罗斯福路”的美国总统，就在指派赫尔利会见邱吉尔的七天后因为脑出血病逝。

罗斯福逝世，由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接任──但其实杜鲁门任职副总统的时间只有不到三个月，两人在任内没有开展过重要的合作，一些主要计划如曼哈顿计划（研发原子弹），杜鲁门亦没有参与。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决定以曼哈顿计划的成果（两颗原子弹）终结战争，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罗斯福猝逝、战争结束得比预期“突然”，受降问题亦因而成为焦点──中国战区内的日军要向合法政府国民政府投降，还是中共有权受降？战后香港该由英国受降，还是中国？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翌日（16日），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电告英国，香港位于盟军中国战区，应由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受降，英国没有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与麦克阿瑟之授权，不得进兵香港；然而，同日杜鲁门却电告英国，表示麦克阿瑟将安排香港由英国受降。17日，远东盟军统帅“麦帅”麦克阿瑟，在杜鲁门授权下，正式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曰：“中国（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之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军高阶司令官及所有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大元帅投降”──中英双方对此亦不满意，国民政府认为此令没有对“中国范围之内”的措词作明确交代，英方则认为香港乃英国属土，战区不能凌驾主权，香港日军受降权属于英国，并向杜鲁门抗议。此令一出，蒋介石急令驻广东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往香港进发，执行香港受降事宜；至于英国其实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即8月13日，由英国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决定，安排舰队在离香港水域不远的地区活动，以抢先接收。

蒋介石的痛愤：弱国无外交

根据香港史专家谢永光的说法，双方就香港归属不断拉锯，皆望能得到美国作为后援，为其主张背书。如果说罗斯福主政下的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是站在国民政府一方，那杜鲁门则是一改罗斯福立场，转而支持英国，命令“麦帅”要求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并电告蒋介石称其“不反对英方接收香港”，并希望蒋介石能同意他的看法。杜鲁门之所以一改前任总统罗斯福的立场，全因他的如意盘算是，纳粹德国投降后，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即已明争暗斗，而在这场事关美国切身利益之争中，美国需要英国支持，而香港问题与美国并无直接利益关系，没有必要在香港问题上得罪英国──美国因而“转軚”，支持英国。

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纵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元气大伤，但其实力是中国尚不能及，而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始终坚决，中国彼时没有与之作军事对抗的底气与国力；加上抗战胜利后，大量部队尚在西南的国民政府，亟需美国的海、空运输协助，迅速把国军东转至沿海以恢复统治，另外要北调国军至华北及东北，以防得到苏联扶植的中共，进一步接收侵华日军的军备，壮大实力，赤化中国。英国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加上“转軚”的美国杜鲁门支持作后盾，事已至此，中国屈服了──蒋介石发电杜鲁门，“日本在香港的部队应向我的代表投降，在受降仪式上，将邀请美国与英国的代表参加。在受降后，由我授权英国部队登陆并重新占领香港。英国不得利用任何借口，命令部队在中国大陆登陆。”

弱国无外交，英方连给国民政府留个脸子亦不愿意──英国坚持要由英军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以雪“3年零8个月”之耻。蒋介石就此问电杜鲁门，措辞极其强硬，不愿意在受降问题上让步；不过，杜鲁门仍然不愿支持国民政府的提议，并表示希望中方“同意我的劝告，与英国人取得军事协调。以便给予麦克阿瑟将军相应的命令，叫他部署香港日军向英国司令官投降的事宜”。蒋介石在8月23日与27日再发电报两份，称中国已经作“最大让步”，并在27日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如英国擅自受降，中国必予抵抗。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忆，蒋介石指“他从英国方面接到的每一通知，都带着武力威胁，这还不仅仅限于香港和九龙，而且还牵连到中国其他地区。委员长说，他认为英国的态度是帝国主义式的，表现飞扬跋扈，是与联合国的资格不相称的”──弱国无外交，蒋介石在其日记的每月反省录（8月）上悲痛的写到，“英国强欲重占香港，不许我接收，并拒绝我委派其英国军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愤不已！”

及后，中、英两国终于达成协议，中方授权英国海军少将夏悫在香港代表蒋介石与英国受降。8月30日，夏悫率领日本投降时停泊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英国皇家海军特遣舰队抵港，并在港九街头刊发英舰重新入港的号外。9月1日，夏悫刊宪，宣布成立由英军领导的临时军政府──不过，香港日军司令部迟至9月16日才正式在港督府向夏悫投降，原因在国民政府坚持香港的受降仪式不能在南京的受降仪式前进行。二战中的所谓同盟国“四巨头”，只有罗斯福主政下的美国对华亲善，但杜鲁门接任后，扭转美国对华态势，在失去这个强大的“朋友”之情况下，香港亦告回归梦断；作为民族主义之心极重的蒋介石，难怪在其9月1日的日记写到，“惟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

1946年3月5日，邱吉尔在美国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称“从波罗的海边的斯塞新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第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由此拉开了冷战序幕。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致美国国会的咨文中声称，美国有责任领导“自由世界”，有着“必须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命运”，对抗“极权政制的种子”之使命，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美国支持自由国家抵御极权政体”。此一主张，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向，其国际秩序与格局的影响不下于1823年的所谓“门罗主义”（时任美国总统门罗宣布西半球不再受欧洲殖民主义支配），并与稍后公布的马歇尔计划共同构成美国往后30年对外政策的基础，亦标志着美苏在二次大战中同盟关系的结束与冷战之开始。这场主宰了国际格局近50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影响着全球各个角落，身为中国的南大门，同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亦不例外。

冷战之初，神州色变，英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杜鲁门亦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不会防卫台湾”，杜鲁门大有放弃中华民国此盟友之势。彼时，美国对中共的基本态度就是防止其倒向苏联，美国对中共的贸易管制亦仅涉及军火与钢铁等战略物资（《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相较于苏联与东欧等“铁幕的那一边”要宽松得多；可以说，杜鲁门一如美国记者史诺（Edgar Snow）一样，视中共纯粹为一群“热诚的土地改革者”的一样，对中共并不了解，对其能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心存幻想。

厉行禁运 香港经济受重压

然而，杜鲁门这个幻想很快就实实在在地破灭──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韩战爆发；同年10月，中共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对中共的态度丕变，由限制贸易走向全面封锁（禁运）。同年12月3日，杜鲁门宣布，对中国大陆、香港与澳门地区的出口实行全面之许可证制度（以前只对战略物资实行许可证管理），明确要求“美国应当运用一切努力防止中国共产党人从非苏联的来源获得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资与装备”、“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甚至包括纺织品与废橡胶，对中国实行了实际上的全面禁运。此后，杜鲁门限令美国船只与飞机不得运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和澳门）为目的地的战略物资与重要工业原料。

杜鲁门主导的禁运，可谓铺天盖地、包山包海，务求在经济上迫使中共屈服。1951年5月，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进一步对中共实施军械、弹药、汽油与其他军用物资的禁运；同年10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巴特尔法案），凡是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如将“军械、弹药、战争工具、原子能物资、石油、有战略价值之运输器材，以及用于制造军械、弹药及战争工具之首要战略性物资”运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就“立即停止供给其全部军事、经济或财政援助”。

在杜鲁门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工党政府亦只能听命；港英殖民政府其时就祭出了一系列禁运法令，禁止出入口之指定物品接近200种，其中大部分为战略物资，但亦有汽车、一般钢铁产品，连“容量四加仑以上的汽油桶”、“纺织品及衣料”等生活用品亦在名列。同时，当时出口到美国的香港货品亦受到严格限制──由于美国政府担心中国货品冒充港货出口，华府对进口港货实施非常严格的检验，例如香港出口的“腊鸭”，美国就以鸭蛋来自大陆为由，一度拒绝进口；港英殖民政府则坚持鸭蛋是在香港孵化与加工，乃百分百之香港产品，双方几经商讨，最后才同意所有在港孵出的鸭子必须加上标记，才可加工成腊鸭，出口美国。

乱世尚能崛起 今日更应图强

二次大战前，香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外贸、银行、航运业为基础的转口港，转口贸易相当发达；战后，香港的对外贸易恢复迅速，中国大陆的进出口物资大量经由香港转运，转口贸易重新发展。及至韩战爆发，杜鲁门主导的禁运对香港的转口贸易造成严重打击──1951年，中国大陆是香港转口最重要的市场，香港对大陆的输出总额为16亿港元，占出口总额的36%，到了1952年，该输出额骤降至5.2亿港元，比上一年下滑了67%；五金、工业原料、花纱布、西药、洋瓶以及出口货等六大类主要进出口货物批价的总指数，1952年较1951年下跌了36%，香港进出口以至转口的贸易大受打击，这亦是香港从转口港转型为“制造业大港”，“Made in Hong Kong”（香港制造）起飞的关键时刻。

不论是冷战，还是“回归”，都可以见到香港早就成为大国博弈、间谍活动的“亚太中心”──时至今日，各国在港的情报、政治活动仍然没有断绝。众所周知，香港民主派与外国多个政府沟通密切，建制派与北京当局的关系更是摆在台面的秘密。今日一如冷战开始后，大国在香港棋盘上的博弈争斗从未断绝，香港人虽然无法实质影响大国的政策方针，但曾经在她们博弈的夹缝之中，成功利用政治与地缘优势，在内战、韩战引起的大乱世下，成功蜕变成重要工业城市。过往在乱世中求取的成功，实在值得我们反思，今日太平盛世下，香港为什么好像完全迷失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