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名记者林慕莲新书《重返天安门》　访当年人记录民运

六四事件至今已经30年，当年造成的伤口，在许多人心中仍未愈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阶新闻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资深讲师林慕莲（Louisa Lim）花数年时间，走访多名当年曾参与六四事件的人物，当中包括曾在天安门广场出现人士，近日出版新书《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书中她提到：“我写的是集体遗忘给一个人和一个群体什么样的代价，我还写了那些还记得住的人，他们为了记住六四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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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自1989年成立至今，30年来一直努力为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子女讨回公道，即使与国家观点相异，但这群母亲一直没有退缩过半步。不过，她们在过去30年承受的监控愈来愈严密，加入监视人员甚至年轻到连六四事件都没有经历过。组织成员之一的张先玲为了“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求看守一个老太太”，曾经向监视她的人派发六四资料，结果一个年轻的警察学院女学生知道事实之后，就因为不屑这种工作而放弃了职务。

书中记载，国家维稳机器并非没有“自我更新”，张先玲和丈夫试过收到“建议”，指由于安全部队太过分散，希望两人可以去旅行，由一名警官陪他们到云南，全程开支由警官负责，而且旅行期间，张先玲和丈夫为免警官难堪，曾向其他人表示警官是他们的朋友。

最出奇的是，2009年曾有一名低阶警察向天安门母亲查询，能否以个人，而非集体方式处理赔偿，不过她们很快就拒绝建议。张先玲认为，金钱已经将中国人的良知蒙蔽，他们花25年才找到200多名家属，如果政府把钱拿出来说是受害人的赔偿，六四被打死的家属可以获赔偿，受害人应该会如雨后春笋一样，冲出来承认自己有家人在六四中受害。

不过对于天安门母亲来说，最大的困难并非维稳机器，而是时间，下为《重返天安门》第五章－〈母亲〉节录：

天安门母亲的最大困难：时间

二十五年后，天安门母亲面临的最大挑战，大概就是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至少有三十三名成员——占总成员人数的五分之一——患有心脏病、中风、癌症和其他疾病。衰老、抑郁、必须照顾年迈的伴侣等种种磨难，蚕食了他们的时间，让他们寻找新成员的宝贵精力所剩无几。二十五年来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府的立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政府更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二○一二年，二十年来深重悲痛所带来的绝望，压垮了第一个受害者。七十三岁的轧伟林一直是忠实的共产党党员，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核能工业工作。他甚至给他的儿子取名为“爱国”。轧爱国是在与女友购物回家路上被士兵击中头部身亡。在那之后，轧伟林成了天安门母亲的积极参与者，签署了所有的请愿书，然后等待回应。但随著时间过去，他的希望破灭。

张先玲最后一次见到轧伟林是农历新年的时候，他过世前四个月。他当时阴郁消沉地问她，是否认为天安门母亲会赢得国家任何形式的平反。张先玲向他保证，这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便是她，听到这种这么多年来千篇一律斩钉截铁的答案，也已经觉得越来越空洞。然而轧伟林还是点了头，轻声低语地说：“你要继续活下去。”那个时候她没当一回事，后来才意识到，那可能是在求救。

到了二○一二年的五月，轧伟林已经好几天都梦见他的儿子爱国。他的妻子找到一张他写的纸条，上面写著他这二十三年来冤屈未得申雪，倍感凄凉。她清楚他的心境，但也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轧伟林向妻子告别，然后走下楼到自己住宅区下方新建的地下车库去。他在那里上吊自尽。轧伟林是该组织中第一个以死抗争的人，为了引发最大的关注，时间选在周年纪念日前不久。震惊又痛心的天安门母亲发表了一份群体声明，“我们欲哭无泪，欲诉无言。”

因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天安门母亲开始将自己的内部权力交接给更年轻的母亲们，例如死者的遗孀，而非其父母。想借由将她们推到前线，试图延长这个组织的寿命。

从民运人士到成功商人，再次送进监狱

六四事件之后，香港人曾发起黄雀行动，帮助被通缉的民运人士逃亡。张铭是其中一人，他于六四清场之后，通缉学生名单中排名第19位。他与其他学运领袖一样，于六四曾走到深圳边境，准备乘船到香港逃亡，但最终还是被警方拦住，带到监狱服刑。

出狱后张铭转行从商，希望从经济改变中国。他在商业上十分成功，曾经帮老板创立一间单计现金产值已经达45亿人民币的公司。可是张铭他的成功反而引起了注意，令他于2002年被捕，最初被控危害公共安全，涉嫌密谋炸毁一栋建筑物，其后转控“职务侵占罪”，在不公义的审判下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而这一次监禁，对他的影响直至今天都没有完结：

下为《重返天安门》第二章－〈留下来的人〉节录：

他第一次入狱那时，张铭唯一的策略就是设法活下去。这一次，他为了能提早获释而决定冒险。二○○三年十一月，张铭发起另一次绝食抗议。狱方还以颜色，把他绑在床上一百一十三小时，管子插入食道强迫灌食牛奶，然后不让他上厕所。那时，张铭做了关键妥协：他不吃任何固态食物，只喝牛奶，换取从床上解脱。后来，他一直只喝牛奶，体重少了四分之一，降至不到四十五公斤。

到了二○○四年六月，他的身体状况变得非常危险，有九名流亡的学生领袖 写了一份公开信，为他的处境提出抗议。 这封公开信谴责了中国当局政治迫害他们留在国内的同志，“他们即使刑满释放之后，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国家安全局的警察迟早总会找上他们，毁掉他们辛勤创建的一切。张铭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典型例子。”张铭认为，要不是这封信给当局施加了压力，他很可能早就死在狱中。

尽管如此，张铭在被保外就医之前，除了喝牛奶之外，又绝食了二十一个月。到了二○○六年，张铭的病情严重恶化，罹患心脏疾病，意识不清。二○○六年三月六日，当局担心他会死在监狱里，便通知他的父母前来领他出去。张铭以惊人的意志力活了下来，然而却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作为代价。

不过，他与其他狱友的最大不同是，他自发的绝食行动至今仍持续进行中。不管去到哪里，张铭总是带著一个黄色的布袋，里头装有六瓶撞得叮当响的小玻璃瓶。他直接跟农民买牛奶，然后自己在家加热。我们在谈话的过程中，张铭偶尔会将手伸进包包里，拿出一瓶牛奶小口啜饮。他的长期绝食与原则无关，他坚称这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可以吃东西，有时也会吃，但是他说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处理固态食物了。张铭深信，固态食物会让身体的许多毛病恶化，而且他喜欢禁食之后思路清晰的感觉。这要归功于正面思考的力量。张铭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是坐牢的意外收获，而非永无止境的惩罚。

作者：林慕莲（Louisa Lim）

林慕莲目前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阶新闻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资深讲师。父亲为新加坡华人，母亲为英国人，曾在香港度过童年。1989年时她在英国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研读当代中国研究，于2003年起先后任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与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派驻北京长达十年。

在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她应牛津出版社之邀写下此书。在北京撰写本书期间，她从不在电子邮件或电话中讨论本书，使用不上网的笔电写作，并把书稿锁在卧室的保险箱内。除了极少数的人，无人知道她的写作计划。

译者：廖珮杏

辅大德语系毕业。偏好人物、文化、社会议题的书。喜欢搜集故事，希望借由翻译，让读者看到更多各种人的样貌。译有《缅甸诗人的故事书》与《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

出版社：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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