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刘锐绍被招揽做小鬼队　被迫吃猪馊　如今想来骇人

1967年，我13岁，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左派阵营的“小鬼队”，可算是一张白纸第一次染上颜色，而且是政治的色彩。作为“小鬼队”，我负责通风报信及带违禁品。而各种玩具、棋子等“奖品”和叔叔阿姨的赞赏，成为我的动力。不过，有几项经历，让我从蒙眬中有点疑惑，逐渐与带领我的叔叔远离。

有一次，我们“小鬼队”到工会（不是电灯工会）表演，跟著留下来参加他们“控诉港英政府”的声讨活动。说实在的，我听不懂他们所说的内容，但却深深地被那种弱者的反抗和斗争的情绪感染。

这些内容本来已经够煽情的了，但还有更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哭诉和声讨之后，有人推出两个盛载食油的铁桶（那时候很普遍的容器），顶上的铁皮已整块被揭走，只用一块夹板盖著。当夹板被拿走时，马上传出阵阵扑鼻的恶臭，中人欲呕，原来里面装的是从茶楼饭店盛回来的冷饭残羹，也就是用来喂猪的猪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已不能供人食用的“厨余”。我从气味中感觉，那些猪馊至少保留了两三天以上，而且当年雪柜并不普遍，卫生条件差，猪馊十居其九已经变味，变质甚至变坏。

吃猪馊来忆苦思甜？

我当时不停在猜，叔叔伯伯把这些臭东西拿来干什么？答案令我极其意外，也感到不可思议。原来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之后，还要教育大家“忆苦思甜”。

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场各人都要吃点猪馊，一面吃，一面想像当年国民党统治的岁月，那就可以“忆苦思甜”了。

当时是不是所有在场的叔叔伯伯都吃猪馊，至今已忘记了，但至少有一人的表情告诉我，他吃得津津有味，还一面吃一面高叫：“毛主席万岁！”幸好我是小孩子，暂时不需享受“忆苦思甜的幸福”，才避过这一关。

如今想来，这种骇人的思想教育和核心价值，无非要在人类的心里种植仇恨，没有仇恨也要幻想仇恨，设计仇恨，制造仇恨的对象，才可以创造打击的靶子。这跟今天创造“港独”作为打击的靶子，手法如出一辙，其实都是煞有介事地无中生有，才有斗争的对象，凝聚群众，大家必须懂得分析。这些伎俩同时要为个人崇拜服务，衬托领袖的英明和伟大，沿袭至今，都是一脉相承的愚民政策，当年的左派和今天的建制派竟然同样照单全收！

毛主席像章扣针穿过皮肉，不痛吗？

还有一件令我诧异的事。

叔叔拿出一张照片（记不清是照片还是印刷品），后来才知道是“阶级教育的教材”。那是一名裸露上身的非洲黑人的照片，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但他胸前的肌肉上竟然有一个毛主席像章。

那时候，毛主席像章十分普遍，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各种物料都有，有些是塑胶造的，有些是瓷器造的；像章的背后有扣针，方便人们把像章扣在衣服上，那时候还未流行用磁石黏贴固定的方法。叔叔说，因为非洲太热，当地人一般不穿上衣，所以，照片上的黑人朋友就把毛主席像章轻轻地“扣”在胸前；这就是“非洲人民和毛主席心连心”。

我看了感到惊奇，扣针穿过皮肉，不是很痛吗？但我当时也很傻，竟然没有质疑，还相信的确有人非常热爱中国，热爱毛主席，才会把像章“轻轻地扣在胸前”；非洲人民为了抵抗美帝、苏修侵略者，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计，还怕什么为毛主席流一点血？如今想来，也许为了拍这张宣传照，事前替那黑人打了局部麻醉针。无论如何，这里一定有问题，有点像义和团或白莲教那样妖言惑众。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真的吗？

在众多的红歌中，有一首《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歌词只有七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好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初唱这首歌时，一点也没有感到突兀，而且唱得十分顺畅，因为只是“念口簧”，心里怎会真的相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但后来叔叔又说，如果父母不革命，就要教育他们革命；如不行，就要帮助他们革命；再不行，就要用行动促使他们革命。必须承认，他说的是一般“革命理论”，没有特别教唆或怂恿我破坏亲情的意思。但在那个年头，这类思想教育却很容易令小孩子胡思乱想，再听大陆那些“帮助父母革命”（批斗父母）的故事，就更加是非不分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薄熙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狠狠地踢伤父亲薄一波的事，否则有样学样，那就乱上加乱了。

这种教导令我逐渐怀疑，心想，我爸爸是工会的“积子”、爱国工人，也拥护毛主席，怎么叔叔会教我“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呢？爹娘一定会跟毛主席对立吗？不过，我那时仍然“浸淫在左派大家庭的革命幸福之中”，没有太多思考其他问题。可以说，我那时是处于蒙眬混沌之间。

断六亲：丧事、喜事也不能出席

扭曲的“一心为公”的左派教育后来对我继续侵蚀，直到长大后仍然有一段长时间产生作用：“家人是不重要的，国家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我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时被派到英国去，两年内一个电话也没有往家里打，一封信也没有寄，一个口信也没有托人转递；家中的人和事、近况动态，从来不问一句。后来，祖父在香港去世，家里知道我的特点，一点风声也没有透露，待一切后事办好了，很久才在信中告诉我这件事。我同样一个电话也没有往家里打，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问候，更不能因此而影响工作，连丝毫情绪也不能有。

这种“断六亲”的思维不单在丧事上体现出来，在喜事上也要“顺理成章地表现出来”。我的兄弟姊妹结婚时，我都不往祝贺，也不喝喜酒，因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情绪”；那时候我在香港，但因为我认为“不能因为家庭的私事而影响公家的工作，请假也不行，调动假期也不行。一切都要以不伤害公家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兄弟姊妹结婚时的大合照，经常少了一个我。后来，当我结婚时，我的所有兄弟姊妹全部出席，那一种反差对我来说是何等触动，不问而知。

如今想来，公家事业与家庭、工作与亲情，不是矛盾对立的，是可以平衡对待的，怎会变成不可协调的关系呢？其实，一切都是极端的思维作祟。

本文节录自 《我从六七暴动到今天》

作者：刘锐绍，时事评论员。经历香港三场重要的社会运动：六七暴动、八九民运及2014年雨伞运动。近年进行记录、寻实、分析、比较、印证、思考、总结，找出兴利除弊、解结和预防重犯的方法。先后出版香港当代官场百态的《欲奴.牢狱》和结合上述三大运动的《人性密码678914》

出版社：次文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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