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党解散｜专访梁家杰：除了唏嘘，还有什么？

曾几何时，对一些选民来说，“投畀公民党”是很有型的事，因为候选人总是官仔骨骨、能言善辩、不卑不亢，而且能与中央保持沟通，又敢为香港争取民主，更主张财富再分配、消除不平等——是香港人希望活成的样子——专业、侠义、讲道理。时移势易，矢志执政的公民党将于明年3月底正式解散。最后一任主席梁家杰接受《香港01》专访，坦言对于无法兑现创党承诺感到唏嘘，也愧对一路走来的支持者，如今只盼望掌权者能令香港人过得开心一些。他自嘲有种“不切实际的浪漫”，所以没有计划离开香港，但也不愿再谈政治，只把公民党的功过成败交给历史判决：“历史没有如果，无论我怎样回答，总有人跟随主观愿望解读。”

“交给历史，我说没意思”

“我思前想后很久，才愿意踏出这一步组党。可能你会觉得我很幼稚，可能你会觉得我还未认清政治是什么游戏，但我的确有一个信念，希望我们的党，并非只是做些争取掌声的表面功夫。”——2006年3月，由多名重量级专业人士组成、主打“公义”和“民主”的跨阶层政党公民党宣告成立，核心成员之一的资深大律师梁家杰接受《铿锵集》访问，如此坦露心迹。2023年12月23日，公民党进入解散最后程序，翌日临时执委会总辞。此前数天，梁家杰在公民党位于北角的总部接受《香港01》专访，那里已经清空得一无所有，采访所坐的椅子是从律师楼搬来的，“好火气”的梁家杰也收了火。

公民党创党之初，就是全港焦点。由享负盛名的政治学者关信基领军，承诺致力与中央政府紧密沟通，凝聚追求普选的精英力量，吸纳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重视覆盖不同阶层的政策研究。“《基本法》第45条关注组”的“四大状”兼立法会议员余若薇、吴霭仪、汤家骅、梁家杰，是备受推崇的四大猛将，主打议会论政。连积极争取弱势权益的“左翼”学者和社福工作者，如黄洪、张超雄、陈清侨、庄陈有、蔡海伟等人，也强势加盟。100名创党成员，身价不菲，声势浩荡：“为公为民，香港精神。”

“当时公民社会开始活跃，我们一些学者和专业人士，也想透过自身专业为香港做些事，最希望能够创建民主制度，作为法治得以长远发展、持续贯彻的后盾，让香港人充分发挥创意、实现自我价值。”梁家杰坦言，“作为政党，我们确实有些新猷”，其一就是“党政分工”的“两头马车”制度——“党魁”领导议员议政工作，“主席”负责凝聚公民社会。这套组织理念来自创党主席、曾言“君子也党”的关信基——他观察到，香港人不太信任“政党”，认为政党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和权力，他因而希望为香港政党政治注入新的元素，从公民社会着手打造“政治专业化”，让政党的身份和性格都发展成“社会里的政党”，从而突破自我局限，跨越阶级冲突，寻找新的平衡。

“很对不起，我们做不到”

创党党魁余若薇也曾在报章撰文，解释“公民党”顾名思义就是植根公民社会的政党：“民主发展有赖一个强大及活跃的公民社会，我们尊重公民权利，但更着重公民责任：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扶助弱势社群，以提升整体社会的生活质素。”她又提到，古罗马概念中的“公民”，拥有智慧、勇气、中庸、正义四种美德，如今“公民党”中的“公民”，则是公义和民主的简称，而公民党的宗旨就是要推动社会公义和民主政制。

“公民党其实必须面临双重考验：一是如何保住理想和理念，站稳立场，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香港；二是如何在站稳立场的过程里，巧施妙法，有以改变、转化、减轻中央政府对于公义和民主的既定成见。”——当时不少中产阶级和知识份子都乐见公民党的出现，著名文化工作者马家辉更直接在报章表达期许。他在文中指出，早在1913年，梁士诒曾于北京成立一个拥护袁世凯的“公民党”，但不久后随着袁世凯的倒台而消亡，至1993年，台湾也出现一个“公民党”，但没有什么表现，几乎烟消云散；而他作为香港人，“期望特区的公民党能把理想落实，千万别像第一个公民党般愚忠，也更别像第二个公民党般短命。扬帆启航，香港的公民党理应、也值得盛载香港人的满船祝福。”

可是，再多光环、再多祝福，也无法护送公民党行稳致远。

“唏嘘。对于多年不离不弃的支持者，很对不起，因为我们确实做不到。”梁家杰说。但记者反复追问之下，他都不愿回溯“做不到”的前因后果，只是重申从政者本身就应该不断评估现实政治环境，而就当下客观条件来说，“我们真的是无人无物，既没有人接班，也没有钱营运，自然也就没有其他选择了。”——2020年6月30日晚上，《香港国安法》正式刊宪实施；7月11、12日，民主派举行立法会选届选举初选，计划取得议会过半议席并以“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区政府回应“五大诉求”；但半年后，包括多名公民党骨干成员在内的47名民主派人士都被警方拘捕并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押至今。连串事件引发大规模“退党潮”，去年12月17日，公民党召开周年大会，由于没有党员报名参选新一届执委会，故由仅余的六名执委组成临时执委会循序清盘；事隔一年，又少了一个，只剩下梁家杰、赖仁彪、蔡启升、梁兆新及容溟舟，当中最主要跟头跟尾的都是梁家杰。

“探戈要两个人才跳得成”

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对于支持者来说“不无惋惜”——毕竟公民党曾被寄予厚望，在立法会中取得和泛民第一大党民主党比肩的6个议席，若论地区直选得票的话甚至比民主党更多一些；对于反对者来说则是“咎由自取”，例如一些声音便认为——公民党走过一条从“温和理性”到“激进民粹”、从“专业立身”到“政治挂帅”、从接受“一国两制”到追求“本土自决”的路，并在2019年彻底走向“港独”。对此，梁家杰一方面感谢选民的支持，也相信公民党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例如普及法治教育、改善文化艺术政策等等，不会随着公民党的消失而一笔勾销；另一方面，他不打算进行反驳，只是强调：“有个基本事实，我需要讲清楚，公民党从来就不支持港独。”

反反复复有人在为公民党“盖棺定论”。有人形容，公民党2009年参与“五区总辞”，是中央与公民党乃至民主派关系破裂的开始；又有人指出，公民党2016年发表的《十周年宣言》是“公民党激进化”的转捩点，不但淡化香港与国家的关联，侧重“本土”、“自决”思潮，对于中央的态度也转趋“消极”和“区隔”。期间和后续发生的2012年反国教运动、2014年占领行动、2015年否决政改方案、2019年反修例风波、2020年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停摆，公民党都扮演了一些角色，也被认为需要负上不同程度的责任。与此同时，民主派不断内讧、分裂，公民党不但不时被质疑“是人是鬼”，也经常被批评无法有效平衡党内对于社会民主派和自由经济派的左右分歧，发展没有太大突破。

“整个过程，我不说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时空，但是世界上有所谓‘牛顿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什么时候都是如此。当然，我没有半点意思说我们全部是对的。”梁家杰承认，公民党会因应在地经验和实际环境而调整与公民社会和政府的互动关系，“但我绝对不能同意有些人说公民党改辕易辙，因为我们从来都是保持开放、愿意沟通、希望透过讨论解决问题，但既然要‘互动’，就像跳探戈，也需要两个人才跳得成，自己一个人是跳不了的......历史如此，现在像‘验尸’一样来检验也没有太大意思。”

“泛民有自己的路要走”

探戈跳不下去，外界雾里看花。公民党成立前，梁家杰等“四大状”本来被视为少数能跟中央沟通的民主派，不时上京交流。以梁家杰为例，曾经参加“国庆观礼团”，获中共中央五位常委接见；又多次与时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等港澳体系或司法部委官员会晤，就不同议题交换意见；左派报纸对他也时有正面报道，更曾一连四天刊登他在国家加入世贸的背景下对于陆港法律专业如何共同发展的见解。然而，公民党成立后，双方关系反而没有太大进展；直到2007年梁家杰代表民主派参加特首选举后，公民党更特别成立“国情研习小组”，希望积极增强与中央联络。但彼时，开始有声音把梁家杰和公民党视为“反中乱港”份子，批评他们未能跟上特区宪制秩序的变化，而且简单把香港资源分配失衡和自身发展困局全部归咎成为中央未有兑现普选承诺的问题。

回望当初种种决定，有遗憾吗？如果可以的话，最希望改变哪个做法，帮助香港力挽狂澜？“历史没有如果。对我来说，‘如果当日如何，今天就会怎样’的假设，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讨论。”梁家杰斩钉截铁。然而，如果不能好好总结过去，大家又怎么迈步向前？“政治牵涉的因素太庞杂，不是你付出了什么，就能够如你所愿地发生什么，当中涉及很多变数。我也不会自负到说回首绝无可能有改进的空间，但历史没有如果，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们只能够向前。”梁家杰接着再说，“政治就是如此，历史也真的没有如果，无论我怎么回答，总有人会跟随主观愿望进行解读，我就不再多说了。”

陆陆续续也有人尝试从公民党离场，窥探民主派乃至香港政党政治发展何去何从。有的认为参政空间狭窄，恐怕难有发挥；有的建议转型成为“忠诚反对派”，而首要条件必须正确理解和真诚接受“一国两制”及其背后的主导性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并且不能再以“民主vs威权”的二元对立理论简单归类香港乃至国家的发展程序。对此，梁家杰也不多作评价，但他强调，“公民党自我研判不能再有发挥，但绝对不代表其他民主派也是如此，每个政党政团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而这要交给他们自主决定。”

“我有不切实际的浪漫”

“唏嘘归唏嘘，失望归失望，我只希望大家抱持盼望，活好当下，在逆境中相互扶持。这个‘盼望’就是希望香港越来越好，楼市股市都升一些，让香港人都能够开心一些、生活过得更好一些。”这是梁家杰对于支持者的盼望，也是他对于掌权者的期许：“希望在朝的、有权的，能够发挥多些香港的强项，能够给予市民足够的信心，让大家为香港再作付出，一起再把香港推向前。”他暂时不打算离开香港，说自己就像电影《铁达尼号》那些面对沉船仍然继续演奏的乐师，安慰乘客等待救援。

“原来不需要讲法治、讲政纲，也可以和香港人connect！”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梁家杰无法再去健身、游泳，只好改为日行万步，途中遇到不少昔日的支持者，见面第一句就是问他：“乜你仲留喺度？”他理解一些市民基于不同考量离开香港，而他日行万步期间，也对人生有了另一番深刻的体会：“我在香港做了60多年人，原来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就算去过，也从来没用一种比较闲适的心情去看过。现在换了心情，也换了角度，就能够看到之前从没看过的美态。”他在感受美的同时，沿途和路人互相加油打气，也不断地问自己：你真的很认识这个地方吗？你曾经义无反顾地为香港付出，甚至牺牲一些实际利益，而你真的很爱这个地方吗？“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自己对香港的爱意更加浓厚了，就像教堂结婚的誓词，对这个地方的爱，是矢志不渝的。”

行山都可以“谈情”，这不是梁家杰的第一次了。时光倒流至1980、1981、1983年的三个暑假，梁家杰一共用了105天时间，背着背囊走遍祖国大江南北，除了西藏和青海之外其他省份全部去过。那时国家“改革开放”不久，梁家杰在香港大学攻读法律学士，积极举办不少“认中关社”活动，更自组“背囊团”带领同学，观赏祖国壮丽山河。“不到长城非好汉嘛！有一次登上四川峨眉山，真的很壮观，也有一种触动，会感到你和这片土地是有一种扣连的。”那时正值中英谈判，梁家杰和普遍香港人一样，对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心生盼望，但同期有个同学选择移民，临别前赠他一句“不切实际的浪漫”——他自嘲至今仍然适用。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2016年6月底，即将卸下12年立法会议员职务时，梁家杰引用宋代苏轼词作《定风波》作结；此前一个月，他作为民主派四大代表，获邀与来港视察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会晤，并向对方反映希望设立恒常沟通机制，会后又称会晤标志中央承认泛民宪政身份。事隔七年，时移势易，自从去年底预料没有人接班后，梁家杰多次引用同一句词，说确实有种时空交错的共鸣，也希望勉励香港人保持豁达心境。至于应该怎样理解公民党之于香港政党政治的存在？梁家杰回说：“雪泥鸿爪。”——这出自苏轼安慰弟弟苏辙不必怀念过往的诗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