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记者如何为精神疾病“去污名化”？

回顾2023年最受瞩目的新闻事件，“精神健康”一定是最频繁出现的关键字。从接二连三的照顾者伦常悲剧，到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斩人案，再到华语乐坛“动感天后”李玟疑受抑郁症困扰轻生离世，全都令人扼腕叹息。特区政府治理精神健康的措施固然为人诟病，而大众媒体报道有关新闻时的手法同样值得反思。种种悲剧能否尽数归咎于“个人精神问题”？究竟是人病了还是社会病了？媒体在报道新闻的同时，应该怎样履行社会责任，带领读者摘除那些“污名化”的标签？《香港01》就此与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专业应用教授暨系主任李文，进行对话。

《新闻女王》反讽媒体先入为主

近月热播的TVB电视剧《新闻女王》，其中一集正正反映新闻媒体在报道涉及精神病患事件的各种问题。本身患有精神疾病的网红“思觉大叔”，近月遭邻居投诉他情绪失常；SNK NEWS派出记者调查期间，刚好拍摄到一名警员流血昏迷、“思觉大叔”持刀威胁他人等画面，掀起编采部门争议应该如何报道事件。一方认定，警员是被大叔所伤，建议用“社群定时炸弹，总有一个在你附近”当作主题；并应把新闻娱乐化，以大叔和家属的私隐作为“卖点”。但另一方调查发现，大叔精神状态异常事源附近新安装的无线电基站发射装置会发出比医生建议的安全级别高出三倍的高频电磁波，再透过专家向观众普及患者易受高频影响的医学知识。受伤警员后来苏醒，证明并非大叔所伤。

这是虚构的故事情节，但似曾相识的报道在现实世界比比皆是——先入为主的标签和歧视，为了“博收视”报道与新闻无关的个人隐私；不去寻找当事人行为的根本诱因，而是在未查清病情是否与行为有紧密关系时就草草定性。今年六月，一位患有妄想型分裂症的男子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持刀杀害两名女性路人，引发铺天盖地的报道。不同平台的新闻标题都充斥着令读者不安的字眼，例如强调疑犯的精神问题“精神病”、“精神分裂”、“斩人血案”、“覆诊”、“打家人”；甚至还有媒体巨细无遗地描写案发场景如“狂插”、“12吋鱼生刀”、“血路”、“狂笑”、“割颈”。根据这些零碎的字词，读者在脑海中基本可以拼凑出一位一脸邪笑、精神状态近乎癫狂，手持12吋利刃捅向受害者的精神病人的形象。就算这些描述都是事实，但媒体如此处理是否恰当？

不应放大引发公众恐慌字眼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专业应用教授暨系主任李文表示，对比过去，香港媒体在涉及精神问题的罪案的报道方式已有进步，“但依然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

首先，相关事件具有较高热度，媒体本身就会跟进报道，而为了增加点选率，即使每次只是更新非常少量的信息，也会不断重复报道，并且循环使用图片。例如钻石山案事发当天，《星岛日报》和《香港01》分别释出10则和13则相关新闻，翌日更分别有30则和27则相关报道。另外，不少媒体倾向采取大图片、大标题，不仅用打了格仔依然清楚可见的疑犯或作案现场的照片，还会放大令人感到恐慌的字词，配以震撼的视觉效果。

李文认为，新闻标题不需要交代太多细节，只需清晰说明事件、地点、结果即可，例如“荷里活广场发生凶杀案两人死亡”。他提醒，媒体应厘清“呈现细节”和“噱头”的差别，报道正文理应呈现涉及前因后果的细节，但对于与案件无关，并涉及个人私隐或容易引发读者恐慌的字眼，则绝对不适合放上标题。至于未经核查的信息，他说“要么核查后报，要么就不要报”，不能用“疑似”、“据传”等字眼作为免责的保护伞。

不应寄望读者具强思辨能力

根据美国药物滥用和心里健康服务管理局调查资料显示，只有3%-5%的暴力事件与精神健康有关。既然如此，为何公众总是对“精神病患”和“暴力罪案”作出因果关联？读者本身就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当新闻“精神病患”或“疑似精神病患”和“暴力罪案”成为固定搭配，频繁捆绑出现，他们难免就会下意识将两者画上等号。毕竟比起大费周章地分析每一个案件背后的成因，简单归类的做法更加方便快捷——媒体和读者如是。李文认为，媒体不应该指望读者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去对比分析、寻找真相，而更应该重视自己作为“把关人”的重要角色，传递真实可靠的新闻信息。

事件揭发社会缺乏精神健康支援。医管局资料显示，截止去年年底香港共有约29.3万名精神科病人，但仅有395名精神科医生，一名医生平均需要跟进761位病人。更值得警惕的是，有调查指出61%的香港成人正经历较差的精神健康状态，每7位香港人就会有一位会经历常见的心理疾病，但依然有74%的精神病患者没有寻求任何专业帮助。这无疑和社会对于精神健康的负面标签息息相关，荷里活广场凶案发生后，红十字会表示有超过20%的精神复原人士致电求助，担心事件会影响市民对精神病患的看法和态度。

近年社福界倡导关爱和支援精神病患者，媒体也多了正面报道，并会在涉及精神问题的文章末端附上防止自杀热线电话和求助网站连结；李文对此表示肯定：“这绝对是一个进步。”同样以钻石山凶案为例，不少媒体也借此事件引伸至政府对于精神健康支援不足等问题，例如事发第二天《星岛日报》有7则、《香港01》则有6则相关报道。不过，李文认为，媒体可以做得更好。例如由于大部份读者受到“快餐式”的阅读习惯影响，在看到标题涉及“关爱精神病患者”、“精神科服务不足”等词汇时，基本上没有兴趣点选阅读，他因而建议媒体可在每篇相关报道中加入关注精神健康问题的建议和呼吁。

宜设涉及精神健康报道指引

有论文研究显示，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比普通人多出两倍的概率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李文指出，媒体常认为“精神病伤人”的主题听起来很“Juicy”，但当精神病患成为新闻中的受害者时，反而很少报道，这便产生了负面标签和污名化的问题。他提醒媒体在处理涉及精神疾病的报道要格外小心，也要注意区别精神疾病和短暂情绪问题，不要将他们简单归类，“要把他们当作我们的一分子”；而在正向报道中，也应尽量避免出现同情、煽情化的情绪。他希望每一位同行在报道前都“停一停，想一想”，抱持尊重、怀着同理心换位思考，力求减少对他们的伤害甚至二次伤害。李文说：“记者除了报道之外，我们还是个人，那么是不是应该去想作为一个人需要的一些基本道德责任？”

“香港整个传媒业的情况已经比十几年前好得多。”据李文观察，香港报业评议会在2013年释出《处理自杀新闻守则》后，“愈来愈多的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时会考虑后果了。”例如，会在标题中加上“珍爱生命”的字眼，起到提醒和平衡报道的作用；在文中则会加入心理专家的分析和建议；在文末也会提供防止自杀的支援热线和求助网站等。 可是，在精神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相关报道却迟迟没有设立指引。

平等机会委员会去年九月举办“放下歧视 除去标签‘媒体报道与精神健康’”研讨会，李文代表新闻界出席。会议最终达成一个共识——业界应创建关于报道精神健康问题的标准化指引，在媒体撰写报道和收到读者投诉时都可供参考。平机会在会后接触报业评议会，希望联同“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及新闻工作者团体代表成立工作小组，协商制定指引。李文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强调应该注意以下问题：指引设立后，应由媒体本身或新闻教育机构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确保一线新闻人对指引的理解和落实；每家媒体可以参考总指引，根据自身不同的平台性质、目标受众制定本机构的指引；学术界或研究机构定期对媒体报道进行分析和评估，确保指引不会成为一纸空文。

有健康的报道才有健康的社会

李文又提到，设立报道指引过程中可以参考有相关经验的医学界、社会团体的建议，但始终是“新闻业界自己来做是最好的”。现今也有关注心理健康的组织例如香港心聆有指定有关精神健康报道的指引，但“它不属于新闻业界，有些建议未跟业界沟通交流，业界可能就不会遵守”。而香港媒体种类繁多，报业、电子媒体、网媒，目前没有一个组织或沟通平台能够汇集所有媒体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他相信，社会压力有助业界创建指引。例如每逢自杀新闻引发争议后，总有人建议业界遵守报道指引。那是否要等到更多精神健康问题的悲剧发生，才有人制定指引？李文说，制定指引内容其实并不难，自杀报道与精神健康报道的“一些原则是相辅相通的”，可以《处理自杀新闻守则》为蓝本；但难的是要整个新闻媒体界群策群力，齐心协力改善媒体文化环境。

李文坚信“要有健康的媒体文化才会有健康的社会文化”，而健康的媒体文化的形成需要健康的报道精神，需要每一位媒体人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新闻媒体的责任绝对不是为了增加点选量想方设法吸引眼球，报道未经事实核查的新闻，而是“呈现完整、准确、真实的报道”，“时效性”应该排在其后。可是，媒体操作越来越背离道德原则。李文理解业界不同学界，需要考虑商业压力、市场压力，但也需要坚守新闻人的基本职业原则和操守；既然任何行业无法完全达到理想状态，那么新闻的“学界”和“业界”并不矛盾，而是互补互惠互利的关系。“学界”不应永远是新闻行业的“象牙塔”，“业界”也要遵守新闻课堂上反复强调的原则和底线。在浸会大学当教授的七年时间里，他很重视与业界的交流合作，并将所知所得应用到课堂中。他还建议，新闻行业应设立“精神健康报道奖”，推广、鼓励和赞扬做的好的报道，在业内形成正向的风气。

精神疾病已然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每个人，每个人周围的亲朋好友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乃至精神健康问题。作为新闻人，营造无标签的环境，不仅帮助受到精神问题困扰和精神复原人士更好融入社会，帮助自己和身边的亲人，更是用属于我们的独特力量——第四权，推动社会向和谐共融的方向发展。李文告诫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要记住你作为媒体人的社会责任，首先是要尊重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