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金融｜环境危机迫在眉睫　什么是“绿色转型”的关键？

气候灾害、全球暖化，环境危机频频敲响警钟，“可持续发展”成为越来越受企业和行业重视的关键词，包括金融行业。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机构主办的“2023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系列活动周”，正于10月27日至11月3日在深港两地举行，冀透过不同活动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在可持续金融与经济创新方面的发展路径。在活动周首日，“2023大湾区可持续金融论坛”同步在深圳开幕，深港两地来自政府、企业、金融界等领域的专家汇聚一堂，分享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洞察与经验。

可持续发展危机：关键十字路口

“今天我们站在十字路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在论坛开幕初时便向所有人发出了警示：“气候灾害冲突、经济衰退和新冠疫情的持续等综合影响下，只有15%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仍在正轨上，三分之一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她指出，目前已有超过7亿人受到全球极端贫困现象的影响，实现性别平等的前景已经延长到了的300年之后，而除非所有部门制定改革政策，否则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3摄氏度。

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主席特别顾问兼北京办公室主任张政伟则用通俗的方式，进一步解释了这些现象的严峻程度。“（气温上升）1.5度，还是一条活路，3度、4度基本死路。”他援引研究报告的内容表示，按照人类现在的生活方式，全球温升很有可能在2100年到达4度，但人类无法适应气温上升4度的环境，我们的子孙——2020年前后出生的这批人，他们整个生命周期都会活在大部分是温升4度的空间内。到时候，上海已经消失，北京成为沿海城市，那深圳和香港又会在哪里呢？

正是因为这些危机频频敲响警钟，“可持续发展”成为越来越受企业和行业重视的关键词，包括金融行业。“可持续金融”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将ESG（Environmental 环境, Social 社会, and Governance 治理）因素纳入考虑，通过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引导资金流向具有环境友好和社会责任的项目和企业，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可持续金融产品“绿色债券”便是用于筹集资金来支持环境友好的项目，如太阳能发电场、风力发电场或能源效率改进计划，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或者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期用技术手段化解企业“漂绿”

“漂绿（greenwashing）”是由“绿色”（green，象征环保）和“漂白”（whitewash）合成的新词，指企业通过公关、行销等手段宣传自己对环保的付出，而实际行动却背道而驰。香港中文大学2020年发表的论文《供应链中的绿色形象管理：企业供应商的战略性披露》指出，企业策略性地披露了与对环境负责的“好”供应商的关系，同时隐瞒了与“坏”供应商的关系。此外，在极端炎热、森林大火、大型气候灾害发生的日子里，公众对气候变迁意识有所增强，企业的漂绿行为也往往随之增加。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属下投资推广署财经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主管梁瀚璟在对话环节指出，一些企业存在“漂绿”的行为，导致融资未必能投入到有助于改善气候问题的项目。他还表示，国际市场中碳信用的价格今年跌得很厉害，因为很多碳信用的买方机构不信任碳信用背后资料的真伪，所以资料可信度成了碳交易市场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碳交易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对碳排放进行定量的监测、报告和验证，设立碳排放权的市场，让企业和国家可以进行碳排放的买卖。例如碳排放量未达到上限的企业可以出售多余的碳信用额，而超标排放的企业可以购买配额。然而，碳交易可能会被当作漂绿的工具，因为一些企业会通过购买大量低价的碳权以宣称自己达至碳中和。外媒曾披露，向迪士尼、Gucci、壳牌石油等知名企业出售热带雨林碳抵减额度的碳信用认证机构Verra，将雨林遭到威胁的程度夸大了400%，实际上有九成的雨林碳抵销项目没有环境效益。

梁瀚璟指出，香港政府大力推动Web 3.0行业的发展，一些本地机构正以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基建，搭建去中心化的平台，这或许能够改善交易环节中存在的资料可信度问题。

ESG信息披露推动可持续发展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ESG中心主任、亚洲开发银行价值链与循环经济国际顾问施涵，在规划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方面拥有超过30年的经验。他多次强调，单靠企业意愿，其实较难推动企业的绿色转型。施涵倡议通过提升ESG信息披露来推动企业ESG管理的发展，“本来应该是一个企业ESG管理的系统以及管理绩效对外的一种阐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ESG发展的初期，我们往往看到的是ESG信息披露来带动ESG的管理。”

在论坛后的媒体群访中，施涵指出中国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ESG报告或者特殊发展报告方面，披露的总体比例停留在30%左右，低于国际的平均水平；且报告缺乏投资者关心的、企业的ESG对其绩效或者风险影响的相关信息。而香港在ESG的监管以及信息披露方面，走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前列，因此，他建议可以借鉴香港交易所和其他地区对于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强制性的要求，并提供更加明确的披露指引，因为企业往往会选择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避开一些实际上对投资决策非常重要、但是对企业看上去不利的信息。他重申：“各个国家的经验都表明，靠企业自愿地去做ESG工作，效果肯定是很差的，所以政府的法规和标准就变成了最低的要求。”

施涵以欧盟为例，欧盟推出《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统一可持续报告信息披露的标准，将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企业数量从原先的大约1万家提升到接近5万家。中国往往是从政策的角度推动信息披露，现时还缺乏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但很多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都已经出台了专门法律，明确企业的法律责任。

深圳与香港都是以金融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前者近年在发展可持续金融方面作出许多努力。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舒毓民发言时介绍，深圳出台了规范绿色金融的综合性法案《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并制定了系列配套制度及标准体系。

每个个体都是重要的行动者

除了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施涵也介绍了其他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主体。他认为，非政府机构在国际语境下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一些宣传活动，还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手段，针对在气候变化等方面表现不佳的大型企业进行公益诉讼，这些在国际上都能够引起非常大的关注，甚至会超过媒体方面的关注。

公众也能够在监督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施涵指出，推动企业发展ESG最有利的行动者应该是我们个体，“我们每个个体实际上都是消费者，可以说你每一次的消费行为，都是ESG的投票。现在很多企业担忧：如果我采用更高的ESG标准，就会增加成本，但客户或消费者却不会为我买单，那我的竞争对手就会取得优势。”

世界科技巨头微软创办人比尔盖兹曾在他的著作《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中提出“绿色溢价”的概念，意指使用更环保、低排放的原料或技术所需要的额外成本。例如，美国航空燃油的平均零售价约为2.22美元/加仑，而供喷射机使用的高阶生物燃料价格约为5.35美元/加仑，想让飞机使用生质燃料的话，就要多花140%的成本，但航空公司不愿意支付超过两倍的燃料费用，很多乘客也不满机票价格上涨。比尔盖兹认为，绿色溢价是绿色转型面临的成本阻碍，要使得企业愿意使用绿色技术，必须设法降低绿色溢价。

今年4月下旬至6月上旬，日本服装零售商UNIQLO连同香港理工大学时装及纺织学院进行港澳消费者可持续时尚认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消费者表示愿意购买并向他人推荐可持续时尚产品；不过消费者的意向与实际行为存在差异，不足六成消费者于过去六个月曾购买可持续时尚产品，约四分一消费者过去一年未曾购买可持续时尚产品。

“2023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系列活动周”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罗湖区人民政府指导，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21世纪经济报道、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联合主办，并且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的共同支持，以及渣打银行的战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