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议会选举｜公民党到新方向　李炜林考虑再选：从没放弃服务大众

“过去两年，即使没有政党背景和议员身份，我也自己掏钱从事地区工作，因为我的从政初心就是服务大众，希望帮助大家改善生活、安居乐业。”——香港新方向政策研究副主管李炜林，自2016年在英国读完法律回港便加入公民党出任丽港城地区发展主任，并于2019年11月高票晋身观塘区议会，及后在2020年7月“民主派初选”期间借出议员办事处作票站，直到2021年4月及7月宣布退党和辞职，翌年获邀加入新方向——他日前接受《香港01》专访，透露正在积极考虑再选观塘区议员。

改制后的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将于10月17日展开提名期，社会开始关注拥有泛民背景人士能否顺利取得地区“三会”（即分区委员会、防火委员会、扑灭罪行委员会）提名入闸。李炜林与泛民的特殊渊源和“转党”经历明显“两面不讨好”，而且难免遭受三会成员质疑“忽然爱国”；不过，他并没有回避有关刻板印象和负面标签，也重新检视了从政途上的不足之处和应有之责，更相信只要坦诚地和各方人士保持沟通，自己总有机会能在更好的公职岗位上继续为“一国两制”服务。

李光耀演讲唤醒从政因子

原来，李炜林的从政启蒙是新加坡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尤其向往他所推行的“实用主义”，也深信从政者必须致力促使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满足每个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然而，相对于“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选举模式，李光耀更在意的是提高选票品质和政府治理能力。但命运弄人，当李炜林抱着“以政治作为志业”的热忱回到香港，却选择了关注“民主自由”和主打“政制改革”的公民党，作为从政起点。

“其实，当时我并不是那么在意香港政治光谱的分野，‘建制’或‘泛民’，我都无所谓。”要是在三年前讲这句话，李炜林应该会被群起攻之，因为香港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处于“亲中”和“反共”的二元对立僵局，但自从2021年确立“爱国者治港”原则，原本那条用以划分政治立场的奇怪标准也被打破了。他从小就不太关心政治，中五毕业后被送往英国留学，选择法律专业也只是为了成为大律师，不料却在偶然的机会下观看了李光耀的演讲视频，被其唤醒了政治因子，把心一横决定回港从政。

那是2016年，李炜林一再强调，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刚好有位颇具社会地位的前辈认为，他的背景和形象似乎比较适合公民党——外国留学、法律专业、英文流利、官仔骨骨，便引荐他入党发展，“但我是想做实事的，我很清楚我不能够只拿这个政党的光环或理念，而是需要打好地区工作基础，于是便跟着（时任公民党立法会九龙东议员）谭文豪落区，希望能够扎根丽港城，务实地为街坊解决问题，改善大家的衣食住行。”

用心服务改变街坊负面印象

“刚落区时，有几位街坊走过来说：‘你啊，好眉好貌，入错党啊，我不喜欢公民党，我不会支持你的，你们不懂做区的！’”无可否认，一些声音认为公民党忽视地区工作，而李炜林之所以如此看重在地服务，除了深受李光耀的启发，也源于留英期间的议会工作经历——他曾自荐到市议会秘书处，又被引荐去为英国国会议员助选，深深体会到不管政治理念有多美好，只有切实政绩才能说服选民，“后来那些街坊都把票投给了我，因为我在几年间，一直用心研究如何服务大家的要求、如何让大家生活得更好。”

2019年6月爆发“反修例风波”，民主派在年底举行的第五届区议会选举，破天荒取得超过八成议席，代表公民党出选观塘区议会的李炜林更以6,450票成为全港452个选区第三高票当选人。他承认整个阵营的胜选，无疑源于当时选民不满政府情绪高涨，但也强调自己并非“投机”或“躺平”当选，而是围绕居民关注的民生议题，在丽港城揼了多年石仔——例如环境保护，他每周摆设街站，宣传塑胶分类，进行环保回收，成功招募不少街坊成为环保义工；又如树木保育，台风山竹袭港吹倒大量树木，丽港公园也成为重灾区，他联同专家和街坊发起“救树行动”，定时到候为仍有生机的树木浇水维生。

“选择公民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创党时以‘执政’为目标，这也吸引我想看看，一个‘在野党’将会如何向市民展现其具备执政能力、能够更好地治理香港。”可是，当长期“在野”的民主派成为主导地区议会的“执政”力量，李炜林却没有看到他所期盼的良政善治景象。因为不少主张“激进抗争”的本土派也乘着“反修例”之势空降区议会，当中有些人把议会当作政治表态或宣扬抗争意识的平台，不但坚持杯葛建制和政府，而且在讨论地区民生时也总是“政治先行”，动辄对“异见人士”进行人身攻击和道德批斗，有的更以政治光谱区分服务群体，扭曲区议员理应增进居民福祉的本职。

凡此种种，都不断促使李炜林反思——议政从政执政，到底所为何事？

区议会变天反思执政意义

“我相信政治不会有永远的敌人，如果要为市民带来最好的结果，我们就一定要和不同光谱人士协商，才能达到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李炜林本就有过几年的地区工作经验，更加明白社区服务本身就无分派系或政见，于是他仍然和一些建制议员和政务官员保持沟通和联系，希望加深双方了解和认识，再反思如何寻求平衡——哪怕他未必完全认同某些政府政策，但也乐于充当“桥梁”，冀能更好解决社区问题，惠及居民权益。

面对部份“深黄”议员的过激行为，李炜林同样没有放弃与他们对话的机会，因为他相信那些年轻人的本质并不坏，只是受到极端思潮的影响，才会采取非理性的错误做法；所以，相对于排挤他们，李炜林更希望可以引领他们务实从政。不料，那股激进声势却日渐状大，甚至取代了传统泛民主导的温和路线，主张在2020年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取得过半议席，就能以否决所有政府议案、彻底瘫痪政府施政等手段，迫使政府在“五大诉求”等政治议题上让步，有人甚至扬言“要在香港临死时之前再用力斩它两刀”。

问：那就是民主派执政的意义吗？
答：当然不是。透过立法会“逼宫”是不现实的，真的是不现实的。
问：这是当时的想法，还是现在的想法？
答：当时就这样想了。
问：那你当时有没有向政党或阵营反映过？
答：没有......
问：为什么？是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还是担心“政治不正确”？
答：大家情绪高涨，我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只好少些参与，做好自己工作。

忙于抗疫低估政治形势巨变

李炜林补充，2020年1月上任后不久，新冠病毒疫情随即爆发，往后一年反反复复从不间断，所以他每天都忙着抗疫，从早到晚不断开会、订购物资、派发街坊、更新资讯等等，“真的忙到连呀妈都唔认得，更加没有时间陪伴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实在无暇认真应对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而是很自然地把2020年7月11-12日举行的“民主派初选”视为整个阵营惯常的协调机制，也很自然地遵从政党要求借出议办作为票站。

李炜林眼中的那个“自然”之举，却为从政路途埋下极大隐患。

此前的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并纳入《基本法》附件三，随即在港实施。而在民主派初选前后，特区政府也多番声明议办不应作其他用途，甚至警告假如初选旨在瘫痪政府可能抵触《国安法》。2020年7月25日，原定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多名初选胜利者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2021年1月6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55名初选发起人及参选人，当中47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同年3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修改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产生办法；5月21日，特区政府将宣誓要求延伸至区议员，及后又放风指涉及负面行为人士可能无法通过宣誓，一经褫夺资格会被追讨百万薪津，而且五年内不得再选——结果，有约230名区议员闻风辞职，另有49人被港府裁定宣誓无效，民主派议席由389席骤减至52席。

李炜林正是辞职的区议员之一。2021年3月，公民党爆发“退党潮”，领导层因而举行退修会探讨政党前路。李炜林主张因应政治形势重新出发，尽可能在不同的空间内服务大众；可是，他不但没有获得认同，而且当场遭到个别党友怒斥“投共”。尽管有人事后向他转达支持，但在会上他的说法明显寡不敌众，“那种比较激进的思想好像开始主导政党了，但那一刻的我更希望专注社区民生议题，所以我就觉得，是时候退党了。”2021年4月19日，李炜林宣布退出公民党；不足三个月后的7月12日，他征询不同背景人士后宣布辞任观塘区议员，但承诺即使没有议员职衔和政府资源，也会尽一己之力服务街坊，并表明将会积极计划未来，“包括考虑再度参与公职，继续为大家效劳。”

退党辞职没有中断地区服务

回溯整场“反修例风波”及连串后续事件，李炜林也许是不少传统泛民从政人士的缩影——尽管并不认同抗争派所说、所做、所为，例如他从来就不赞成推翻政府、不赞成香港独立、不赞成暴力冲击、不赞成违法行为、不赞成招惹外国政府制裁香港、不赞成透过西方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发展模式，却都基于各种原因选择沉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结果反被牵着鼻子走，导致香港陷入前所未见的折腾。至于泛民何以默不作声？有论者认为，一则缺乏政治勇气，不敢逆民粹之风而行，以免遭到抗争派系狙击；二则可能乐见其成，一旦激进势力成功胁迫中央退让或道德绑架选民，泛民也可分享政治成果。

“乐见其成？我想都没有想过！几时才能轮到我呢？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区议员，那个‘果’根本就轮不到我吃。”李炜林否认上述第二种心理分析，但承认或多或少碍于民粹和情绪而未能大胆向抗争派说不，“实在不想破坏和义工朋友之间的关系。”

沉淀一年，2022年6月，在立法会新界北议员张欣宇所属新兴政团“香港新方向”的邀请下，李炜林决定加入其中，及后出任政策研究副主管。有别于由传统建制或泛民所发展培育的组织，香港新方向无资金、无资源、无背景，于2019年10月由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以香港为家的中青年创立，倡导有为政府，施政以民为本，完善民主参与，摆脱财团垄断。成立之初，新方向被标签为“港漂党”、“大陆党”，及后随着任职港铁工程师的张欣宇当选立法会新界北议员后，经常就交通运输和城市规划问题提供专业分析和政策倡议，又敢于在不同政治及民生议题上是是非非，新方向逐渐为人认识，如今已经吸纳了不少土生土长而又有志服务社会的香港人加入。

“这个团队专业、团结、有执行力，敢于直面很多问题，指出问题之后也不是交了功课就算，而是打破传统思维模式、认真思考问题本质，提出最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解决方法。”提起新方向，李炜林很是感慨，形容这个组织就是香港的缩影，像是一杯鸳鸯——大家以为咖啡混合红茶的味道会很奇怪，但只要找到适合的比例，就可以成为极具特色又人人称赞的饮品——香港本来就是如此一座国际城市，市民具备不同文化和背景，即使意见未必完全一致，但总能透过多元包容去消弭纷争，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从政者有责任令社会回复理性思考

“问问自己，自身、社区、社会整体利益、理念等，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当年李炜林退出公民党和辞任区议员期间，曾经接受《香港01》专访，以此叩问从政心声。如今再次受访，他对过去从政路上的不足之处和应有之责，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首先，对于“反修例风波”的成因，李炜林不再简单地把问题归咎成为政治矛盾，而是认为——香港本就存在很多经济、民生方面的深层次矛盾，例如在资本垄断的情况下，导致资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严重、向上流动停滞，不少市民早就基于种种生活焦虑而产生怨气和怒气；然而，历届政府和治港者们都未能有效破除利益固化藩篱，而在香港和中央本就存在信任鸿沟的情况下，激进势力趁机把香港问题错误归咎中央未能兑现普选承诺，成功掀起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才会令市民的躁郁和不安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示威者有句话：‘是你教识我和平示威是没有用的’，可见大家的焦虑和怨愤已经达到极点。”李炜林理解市民的情绪，“所以我不会责怪大家拥有某些偏激的想法，当然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责任，但这确实不是应该交由市民自行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由从政者去承担，但如果我们都不去面对，那只是鸵鸟心态，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

至于官方把“反修例风波”定性为“颜色革命”，李炜林坦言这不是仅仅凭他个人层面的所见所闻和经历就能够判断的，又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在适当时候将有关证据系统梳理并向市民清楚展示。他又提到，美国政客搞分化、搞对立、搞破坏的伎俩并非新鲜事，香港不应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对于《国安法》，李炜林则认为当香港经历了巨大动荡，《国安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平息纷乱、发挥作用，而他也寄望，当社会秩序恢复正常，香港可以聚焦发展改善民生，“把握时间做好‘港人治港’，不是更好吗？”

行政主导下“协商民主”大有可为

其次，对于各级选举改制，李炜林尝试用“行政主导”政治体制的角度去理解。

在区议会方面，即使将由地区民政事务专员（DO）兼任区议会主席，但他仍然相信区议员可以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甚至认为只要DO尽心尽责，就有望打破以往政出多门难以协调的困局，“有了权力，再也没有懒政借口，才能真正提升地区治理水平。”

在立法会方面，他则认为，当对立局面被打破，无论来自哪个界别、代表哪些政团、涉及哪种利益的议员，都应该以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基本共识，理性议政、务实协商，才能重新调整资源分配结构，令每一个香港市民都能更好地共享繁荣成果。

传统“代议民主”倾向以“少数服从多数”决策，而李炜林则期望香港特色的“协商民主”（“审议式民主”）能够得到更好实践。这种模式旨在促进公众以公共利益作为共同价值诉求，因应某项政策或议题进行平等、公开、合理的磋商，从而找到共识。

相信中央不会“一竹篙打一船人”

“朋友都说‘政治很黑暗’，叫我不要搞；但我觉得，黑暗的是人，只要有个好的行政主导制度，具备足够能力的政治人才，而大家又愿意透过协商，为人民解决各种问题，政治就不是黑暗的了。”李炜林说，如果他有机会再次担任公职，他将更好地负责“为政治洗白”的责任，“希望有一天可以大声地跟市民说，Don't be afraid of politics”——因为这是众人之事，每个人都应该在理性思考的情况下参与其中，表达所求。

在专访的最后，是很不免俗的“爱不爱国”和“身份认同”问题——民主党早前透露有意推荐8名党员参加12月10日举行的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后，不少建制风声质疑他们并不符合“爱国者治港”标准，恐怕未能取得三会提名入闸参选——然而，“爱不爱国”的标准，有时可以很客观，有时又会变得难以捉摸。“我当然爱国。”李炜林没有搬岀那些表态式的字句，而是提到，国家在短短四十年内的改革开放成就，成功改善十多亿人民的生活质素，而科技应用的发展更加追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真的很令人自豪。”

“如果参选，我想不到为甚么我不应该拿到提名票？”李炜林并非信心十足，“如果有些人因为我过往的泛民背景，就把我标签成为‘反中乱港’，那我只好认命”，但他相信中央并非如此铁板一块，也相信街坊能够看到他的真情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