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迷思构成“英文霸权”

荷兰社会学家亚伯拉姆·德·斯瓦安(Abram de Swaan）提出“全球语言体系”金字塔，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四类：外围语言、中心语言、超中心语言和极中心语言，其中英文作为“极中心语言”，稳坐于金字塔上端，是世界各地通用的国际语言。它就像“国际货币”美元，具备极强的“网络外部性”，主导着国际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而很多国家和地区仿佛只要能以英文与发达国家来往，就能享有更美好的未来。香港便深陷这种“英文化等同国际化”的迷思。

每种语言必然附带意识形态

《两文三语：香港语文教育政策研究》（下称为《语文研究》）提到，“优良的英文能力对于维持香港在国际间的竞争优势必不可少。”所谓的“竞争优势”，是指港人若能掌握英文这一“全球通用”的语言工具，便能减低跨国沟通成本，城市亦会更加“国际化”。

可以说，英文展现出与“国际货币”美元一样强劲的“网络外部性”——即当愈多人选择一样商品或服务，其效用便愈高。美元几乎垄断全球重要原材料的计价，主导着全球货币市场乃至经济变化；而全球推崇的英文同样如此，当大家出于文化交流和经贸需要而愈发普及英文的运用，这门语言的经济价值便愈高，亦吸引愈多人学习。

然而，语言从来不是中立的。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麦觉理大学语言学系杰出教授英格丽·皮勒（Ingrid Piller）早前在云南大学主办的网络讲座上，发表以“英语的前世今生”为主题的演讲，指出“没有语言是中立的工具，每个语言都附带一套意识形态、观点和态度。”

英文教育形成英美至上价值

“英文被广泛误认为是谋求发展的积极方法(high road to develop）......但对于未适应英文语言和英文教育的国家而言，这与其利益需求相去甚远。”英格丽解释，英文的广为传播受源于早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自然带有英美意识形态，久而久之也令英文使用者形成一种倾向英美价值的“固有认知”，例如会一厢情愿地认为以英文为母语的使用者(native speaker）是最好的英文老师、美式/英式口音是最好的英文、英文教学效果最好，英文是向善的力量等等。

香港明显如是，上至精英阶层、下至普罗百姓大多十分崇尚英文，认为这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身份象征，而特区政府的教育资源也明显向英文倾斜。上述由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梁慧敏等学者撰写的《语文研究》便指出，“对比中文教育和普通话教学所获得的的资助，英语教育获得的支援占最大比重。”

例如，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多次重申政府重视英文教育政策，故在推行母语教学的同时，亦制定“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计划——从1998/99年度开始，每年花费约1.7亿万元聘请700位海外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派往以母语为教学语言的官立和津贴中学（2002年拓展至公营小学）。除此之外，当局还推出英文教学的经常性补助、英文进修支援等。又如，为确保若干学校建立沉浸式英文学习环境，教育局出台相关指引禁止老师在以英文授课的课堂中加以中文辅助解释说明，以免减少学生接触英文的机会，导致学生学不好标准的英文。

英文化并不等同国际化

然而，到底何谓“标准的英文”？“我想用一个问题的形式来反思英文这个部份——我们学英文的所谓标准是什么？是英式英文，还是港式英文都可以接受？”梁慧敏接受《香港01》专访时提出，例如即使是普通话也有“港式”和“内地”之别，人们分别会说“番茄”和“西红柿”，“如果同学讲普通话时用了‘番茄’，老师就要‘打交叉’吗？还是这种‘港式用法’也能被接受？”

事实上，在英文热潮之下，有别于精英阶层所通用的英式或美式英文，一般人所使用的港式英文其实有诸多错漏、甚至难登大雅之堂，但大家仍然乐此不疲。

“很多关于语言的看法，本质上是社会的建构，为了服务某些利益持份者。”英格丽在演讲中强调英文的意识形态由不同既得利益主导，“当然，竞争一直在继续，语言的意识形态也会改变......随着世界从‘单极’走向‘多极’，语言金字塔或在瓦解。”她相信，语言一定会动态发展，例如中文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浮现，而五百年后的英文“如果依然重要的话”，那么它将会带着中文的特点。

在历史、教育、经济等种种原因下，英文成为了香港社会“推崇”的国际语言。但是，既然特区政府所定下的“两文三语”政策目标是“中英兼擅”，那么英文长期“凌驾”于中文的问题就应该被解决，过度推崇英文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亦应该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