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殖民政府如何透过居民制度建构身份认同？

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前，两地殖民政府管治上的强弱，奠定了他们在当地推行居民身份制度的成败，以及在建构殖民身份认同的得失──港英政府相当强势，为了维持自身在香港的管治和长远利益，时刻提防国内左派渗入，并推出一套把“香港人”抽离“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永久居民身份制度”，产生一种“我者”与“他者”的区隔意识；而澳葡政府管治权力实质落在亲中左派团体手上，即使尝试建构“中葡并存”的身份认同，也只是希望当地回归后葡萄牙文化得以保留。

香港居民身份证“以港为家”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主任郑宏泰在其著作《香港身份证透视》记载，港英时期的身份证明，既是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区分成“自我”和“他者”，又是香港华人建构“本土”身份认同的第一步。港英政府于1949年4月制定《人民入境统制条例》，用以“管制非本港土生人士来港、离港以及在港内的一切活动”；同年8月，港英政府通过《人口登记条例》，强制登记所有入境者及本土居民，并发给身份证，以资证明。虽然当时华人社会不乏反对的声音，但经由政府透过立法规定，无论是工作、外游乃至粮食分配均需以身份证为依据，市民不得不被动地接受政策。

港英政府签发身份证的原意是用作管制市民，但此举同时也促成本土意识和身份的形成。香港华人领取身份证后，他们在法理上属于香港的“合法居民”，他们的身份便有了“中国人”（他者）和“香港人”（自我）之分。这种区分亦随着“别人的对待”而深化，内地政府自1950年开始，加强海陆边防管制，要求入境内地的港澳居民需要取得通行凭证才可放行，特别对香港华人更是诸多限制。

郑宏泰在书中举例指，港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到内地后，每投宿一处，都须向公安派出所登记。这种出入境限制对于以往在“同一国土”上自由出入的香港华人而言，“无异于宣称香港华人并非自己人”；加之，朝鲜战争时期（1950至1953年），香港随英国对内地实施禁运，大大减少两地人民的正常来往。这亦导致香港华人对内地的情感无以投放，而港英政府发放的一纸身份证，让移居香港的华人，开始萌生“以港为家”的情愫，强化“自我”──本土身份认同。

不过，早期的身份证在法律上并没有给予持证人特别的权利，而非本土出身的香港华人，仍被视作临时人口，香港华人本土身份只停留在“一纸身份”上。但港英政府很快意识到要维持香港的长治久安，必须在身份证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去中国化”的身份认同。

港英建立“去中国化”身份认同

“港英建构‘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背后，有三个考虑因素──天星加价、六七暴动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本质。”郑宏泰在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港英政府先后经历天星加价和六七暴动，明白香港华人对社会的不满，加之强烈的爱国情怀，会轻易引发社会骚动，或卷入内地的政治事件之中，不利于香港的长远管治，“我记得当时《星岛日报》发布了一个民意调查，发现香港青年有两三成想移民，他们认为自己在香港‘无根’；而当时港英政府发布的《1966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指出天星加价几毛钱的事，已足以引发一场社会骚乱──年轻人噪动的背后，其实是对社会的不满，让港英政府明白事情远远未得到解决。”

“第二是六七暴动，一群爱国的左派人士，牵动青年港人的爱国情怀，将香港社会卷入内地的政治运动之中（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让港英政府有很大的反思，郑宏泰续称，“一方面，本地的年轻人对香港‘无根’，另一方面，这些‘干柴烈火’，又容易被爱国情怀煽动，继而引发社会问题。这让殖民政府在思考解决方法时，立足于建构特殊的‘香港人’身份。”

“第三点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港英作为一个殖民地，他最核心的利益在哪？”郑宏泰指出，“简而言之，就是‘殖民地本质’──必然以英国自身、以白人的利益为优先，在维持社会顶端的统治的同时，不与本地社会有太多的交涉。而英国的种族政策亦抗拒‘混血儿’，即白人和非白人结婚所生的小孩不能成为英国公民。所以他在塑造‘香港人’身份时，香港人不能变为英国人，因为这会影响英国本土的长远利益。”

基于这三个考虑因素，港英政府在建构香港人身份时，一方面推动“去中国化”，削弱市民的爱国情怀，与中国内地保持距离；另一方面，满足年轻人的需求，改善港人的生活水平，在住屋、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大规模地改革，尤其着重提升社会整体教育水平，转移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郑宏泰指出，戴麟趾总督任内已经开始着手推动教育政策，又在麦理浩总督任内得以继承，进而扩大免费基础教育，并在教育的课程方向上，深层次地进行“去中国化”，强调“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这种“去中国化”的本土身份认同，又以岭南文化为载体，与1967年无线电视启播，所带动的流行文化相辅相成，尽量抹去中国内地的文化。而在文革期间，中国内地与香港彼此划分、难有交流，香港华人对中国内地的理解渐少，“中国人”身份认同渐弱。随着七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腾飞，与内地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适逢本土的流行文化兴起，香港华人也由普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转为认同为“香港人”。

郑宏泰在书中形容，香港人对内地非法移民的态度，在此时便有了明显的变化，由六十年代的“久别重逢的同胞兄弟”，变为七十年代的“讨厌的穷亲戚”或“陌生的外来人”。在此之际，香港人和中国人便被放在“自我”排斥“他者”的对立面上。

澳门至回归前才统一身份制度

反观同样曾被殖民的澳门，尽管1992年之前仍然缺乏一套身份证明制度，导致“澳门市民身份”的身份认同长年缺乏良好基础，但澳门人也因而不像香港人般抗拒原有的中国人身份。

澳门研究学者陈震宇去年底出版的著作《信而有证——澳门身份证发展历程》（下称《信而有证》），就透过梳理“澳门居民身份证”制度的建立过程，探究其对建构身份认同的关键作用。当中提到，澳葡政府曾先后于1923年、1957年、1976至1977年、1989年尝试统一身份制度，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导致澳葡社会长期存在认别证（葡籍公民、葡籍华人）和身份证（非葡籍华人、香港人）两种身份识别文件。

这与澳葡政府自身管治的众多问题有关，比如第一次失败的主因是措施适逢澳督和警察厅厅长换届而不了了之；第二次为强制特定职业换领认别证措施没有严格执行而失败；第三次为认别证上没有注明发出日期，港英政府拒绝接纳为赴港证明文件，澳葡当局后来亦没有跟进；第四次澳葡当局则在1984年尝试统一发证，但先是由于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和法律上的失误，在当局改正过来之后，又因进入澳门政权交接过渡时期，而要等待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磋商，便因而暂缓。直至1992年，中葡在确定澳门回归中国的背景下，才成功推行一套统一的“澳门居民身份证制度”。而该身份证制度的出现，是中方在中葡《联合声明》引入的制度，为确保澳门在回归中国前，有一定的社会管治基础。

由于澳葡政府的弱势，又缺乏一套能够将“澳门人”从“中国人”中区分出来的身份证制度。“自我”和“他者”在澳葡时期，反而对应的是“中国人”和“葡萄牙人”。

陈震宇接受《香港01》访问时形容，澳门当局施加予本地社会的身份认同，其目的无非是希望葡萄牙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底蕴，能够在政权交还中国后，尽可能对澳门社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换言之，就是提升葡萄牙的文化和价值观在澳门的社会地位，使之在澳门市民的身份认同中，能够与主流的中华文化和价值观一样。

例如，自高斯达在1981年出任澳门总督，在任内推行促进澳葡互动的文化政策：通过文物保护、文化活动和葡语推广相结合的策略加以推动，寻求突出澳门中葡文化并存的城市特色， 随着政策的深入推进而拓展至发展本地造型艺术、文学创作、历史研究和出版方面， 同时通过成立电视台作为传播葡萄牙文化乃至澳门历史“官方论述”的平台。往后的文礼治澳督亦相继跟随，并进一步将文化政策与“身份认同”挂钩，以巩固居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和凝聚社区意识。

澳葡尝试建构“中葡并存”身份认同

不过，相关的身份认同并没有成功建立。陈震宇指出，背后有两大原因：一来华人社会的国民身份认同感较强，阻碍政府推行的身份认同政策，比如澳葡当局有在中小学教葡文的构想，但被两大华人源流学校联手反对而没有成事；二来是其文化政策极为“离地”。

陈震宇忆述小时候学习葡语的经历，“有一个学期，当局派来一名‘牛婆’（澳门俚语，指来自葡萄牙本土的妇女）老师授课，不过她既不懂英语，又不懂中文，所以那时我们学习起来格外吃力，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无法提问，放学后父母根本帮不上忙，做作业也只能‘断估’。后来再读起《葡萄牙图文并茂》，才明白年纪太小、文本翻译不通顺都不是当年读不懂的核心原因，而是没有人从旁讲解和指导。”他形容当时葡语为私立学校的必修课程，其实教学内容却十分粗浅，“甚至不足以与葡人作任何有意义的沟通，葡文报章的报道、当局的通告等，根本看不懂。”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澳门华人的教育程度有所提升，愈来愈多在外地升学的华人回流澳门，本地的高等教育体系也逐渐成型，本土社会研究和文学创作开始萌芽。澳门的华人知识份子开始反思澳葡政府的身份认同建构工程，排斥当中的殖民主义遗毒。陈震宇举例说，“当局曾成立‘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以澳门作为基地，对外宣传葡萄牙在亚洲的航海历史；在保护历史建筑上又‘重葡轻中’，这些都是华人社群不齿的。对于葡人族群的习俗、礼仪等，只要不涉及殖民主义的，华人社群基于它们与澳门社会的密切关系，其实都加以接受。”这反而建构了一种以“中国人”为“我者”的国民身份，与“葡萄牙”为“他者”并存的身份。

陈震宇指出，澳葡时期的澳门社会，由始自终都以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为主流，加上澳门的基层社会组织以认同新中国政府的占较大优势，而澳门在经历“一二．三事件”后，这种爱国主流变为“绝对优势”，澳门华人大多以“中国人”自居。而两大源流学校（传统华人社团主办的学校和天主教学校）都本着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作为一项基本的伦理，向学生灌输“中国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抗拒澳葡政府施加的身份认同建构工程。

由此可见，澳门在缺乏一套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下，又在澳门的前途问题得以解决的前题上，推动文化、教育、保育等政策，尝试建构以“葡萄牙人”为中心的澳门市民身份。这样看来，澳葡政府建构市民身份的出发点并非如港英政府般，希望透过削弱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令市民对中国产生疏离感，从而确保自身在殖民地的长远利益，而是希望建构一种“中葡并存”的身份认同感，反而遭到澳门华人排斥。

如果说，港英政府的强势，加上对自身利益的重视，长期透过居民身份制度维护社会秩序，借此驱逐不法份子，提防共产党人渗入。“与之相反的是，葡萄牙对澳门近四百年的统治，主要是依赖于中国政府长久而来的一种‘默许’。”郑宏泰指出，严格来说，澳门并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政府默许下的一个“生活区”，赋予葡萄牙人一定的自主权，“所以你会看到自明朝以来，葡萄牙都能够维持对澳门的统治，因为他懂得与中国政府保持‘默契’，不去顶撞中国政府。”这种基于“默契”的管治，自然与葡萄牙自身有限的国力有关，但也令澳门人的国民身份认同走上与香港人截然不同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