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政府”遇上“大社团”——香港社区组织能力较弱？
三个月前，特首林郑月娥引述中央援港抗疫专家指出“香港社区组织能力较弱”，所以只能暂时搁置筹备足月的“全民强制检测”。但事实上，香港社会团体力量并不薄弱，单是向《社团条例》报备的社团就有超过五万个，遍及全港各行各业，涵盖劳资、同乡、专业、地区社团等性质，牵涉数以百万计市民。可是，这股力量在极其严峻的第五波疫情面前却被特区政府忽视了，并没有被及时动员起来。细究个中症结，到底是因为社团数量众多所以政府没有能力组织，还是因为既得利益关系千丝万缕所以政府不愿耗费精力组织？
候任特首李家超在《竞选政纲》承诺将会加强政府与地区组织联系，借此“提升地区施政效能，增强基层社会服务供给能力”，而对本港社会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研究，也许就是强化组织的第一步。
社团密度高影响广
政府不研究不梳理
警务处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目前根据《社团条例》已获注册或豁免注册的社团有37,837个，比2017年时任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回复立法会书面质询时所提供的39,146个减少1,000多个。黎栋国当时透露，若以名称当中含有个别词语进行简单分类的话，则有1,181个校友会，523个同乡会，285个商会；另外，还有13,240间与社团有关的公司。按上述数据推算，本港合共有逾五万个社团，以2020年全港有约750万人口计算，社团密度达到66.7个/万人，相比美国2015年录得的49个/万人而言并不算少。
按照社团性质或群体属性划分的话，这些政党以外的社会团体大致分为工商、劳工、专业、文化、教育、学术慈善、联谊、青年、妇女、少数族裔等11个类别。
有份编著《香港社团：理论与实务》一书的香港文化协进智库副总裁韩成科曾于2019年撰写《香港为什么需要社团研究？》一文指出，许多市民都是社团成员或服务对象，可见社团已经深入民生，“像链条一样，把港人联系在一起”，“是香港社会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份”；可是，社团研究却被政府和学界所冷落，从未进行系统化整理。
主编《香港社团：理论与实务》的香港文化协进智库总裁李晓惠在〈香港爱国爱港社团的重要功能与未来发展〉一文中分析社团众多的三大原因。
第一，香港是移民社会，许多人移民而来、或是移民的后裔。同乡会占据本地社团一大部份，其旺盛发展与香港人口结构密不可分。根据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叶文祺及助理研究员朱泰亨2017年发表报告《谁是“香港人”：从香港移民史说起》，1961年香港首次大规模人口普查显示近半港人在内地出生；其后五十年间，预计有有超过200万人因大跃进、文革、八九学运等事件移居香港。按推算，现时香港有近85%人口为内地移民或内地移民的后代。因此，同乡社团、联谊社团等历史长、数量多。
第二，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疏离华人，变相催生社团发展。港英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将部份社会功能交由华人社团承担，促进社团发展，例如东华三院、保良局及乡议局等；另一方面则促使不同阶层和界别的成员成立自己的组织以维护资深利益，如各种商会、工会及行业协会等——因此，不少华人精英便借由各行各业的社团事务成为华人社会的代言人，获得与殖民政府对话的机会、影响政治、提升地位。
政党受限社团坐大
动员力强不容小觑
第三，政党发展受政制局限，社团得以填补空缺，代为表达诉求、提供服务、维护权益。香港被指不鼓励发展“政党政治”，所以政党普遍历史短、人数少、规模小。截至今年3月，成立三十年的民建联拥有43,995名党员，已经算是全港最大政党，并与其他政党拉开极大差距。根据《香港01》在2017年的统计，1993年成立的自由党只有约500名党员，1994年的民主党则有约700名党员，而往后十多年成立的公民党和新民党同样只有数百名会员，2012年的经民联甚至不愿披露党员人数。相比之下，不少“非政党”的社团在港屹立超过百年，例如东华三院起源于1870年代，活跃于政坛但严格而言并非政党的工联会向来以工会联合组织运作，也拥有七十四年历史和超过40万名会员。
普遍而言，社团具备三大优势。一是拥有人力、金钱和政治社会网络等充足的资源；尤其是社团成员背景相似，同乡社团成员拥有类似的文化、方言背景，工商社团成员拥有类似的社经背景和共同利益；三是社团动员模式多种多样，可以凝聚会员。
这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在第五波疫情最为严峻之际，发挥了一定作用（见另稿）。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接受《香港01》访问时也指，由建制阵营发起的“社福界联合抗疫大行动”中，同乡会等各种社团的联系十分广泛，能够迅速调动不同地区义工。
可是，特区政府明显忽视了这股力量，没有积极与之进行沟通、统合、调配和分工，难怪被内地援港专家形容“香港社区组织能力较弱”，错过全民强制检测最佳时机。
即使是在公共抗疫资源非常紧绌时期，政府也是后知后觉，历经民间社团组织的不同自救行动，直到第五波疫情接近尾声，港府才宣布从4月2日起向全港270多万户住户派发抗疫物资包。此前施丽珊等已经多次呼吁政府必须在居民最有需要时候伸出援手。
回溯香港历史，每逢面对社会危机，社团在动员、救援、互助和倡议方面总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木屋区频频发生火灾，每次灾后都是由街坊福利会主导组织救灾委员会，再动员其他慈善机构、宗教团体、工商联会筹集善款，向灾民派发食物和衣服、提供住宿。至2003年爆发非典型肺炎，同样少不了各个社团向社区提供防护措施、为独居老人和露宿者进行清洁、向有需要居民派发物资等，呼唤香港市民行动起来。
政府忽视缺乏统领
自我削弱治理力量
“在政府面对应对不力的质疑之时，社团在非典危机期间在提供公共物品、维持公共秩序和调节社会关系等方面，弥补了政府的不足，通过互助、倡议和政府的监督，促使政府作出更好的决策和施政。社团通过动员社会大众，令市民投入抗炎工作，形成互助的公民社会。”收录于《香港社团：理论与实务》、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宜乔所撰〈香港社团的自治与维权〉一文这样总结社团如何协助政府应对公共危机。
但李宜乔也指出，“长期的经济繁荣使政府毋须过多介入社会事务，于是呈现出强社会、弱政府的治理力量格局。”不幸地，政府愈发习惯于放任社会自行解决问题，即使2020年以来不断爆发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也只是任由社团自我发挥抗疫作用（见另稿），没有透过积极统领创造更大成效。细究个中症结，到底是因为社团数量众多所以政府没有能力组织，还是因为既得利益关系千丝万缕所以政府不愿耗费精力组织？
“特区政府对社会团体的监管采用宽严相济的原则：所谓‘严’，体现在程序方面，譬如财务管理、服务评估、竞争合约等方面，讲求效率；所谓‘宽’，则体现在法律及制度层面，比方登记注册、参政议政、内部治理等方面，给予更多灵活性。”同样收录于《香港社团：理论与实务》、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和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霍伟东合撰的〈香港社会的社团管理〉一文形容，港府与社团的管理关系已由“有限管理、彼此疏离”转变为“强化监管、合作密切”，例如透过公帑资助提出服务要求和监察表现、授权社团代为执行公共管理及服务职能。
不过，“强化监管”并不代表力度足够，因为受新自由主义管理思维影响，政府始终讲求保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质，不愿意进行太多监管，而是依靠社团自我管理。然而，长久以来，这种自律也导致政府未能主动因应社会转型而重新思考社团服务角色，同时衍生社团职能有限等问题，无法借此建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见另稿）。
前述李晓惠所撰〈香港爱国爱港社团的重要功能与未来发展〉一文指出，必须加强社团组织的建议，当中包括五大层面的改善：联合社团，整合力量；科学管理，严格执行；不断学习，自我更新；建构文化，凝聚归属；重视义工，发展精兵。这五大建议所折射的正是社团的组织问题：力量松散，管理不善，落后时代，缺乏价值，组织不稳。
“政府要去调配、和社团沟通。”施丽珊也认为，不同社区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既没有系统地划分区域与街道，也没有相关人员点对点地援助居民、跟进情况；各个非政府机构各自零散；香港更不似内地有街道办，可精确了解每一户的具体情况。她建议政府针对社区组织能力进行改善，仅靠非政府机构或居民互助远远不够。
事实上，特区政府本就应该重视社团的组织工作，才能提升地区治理效能。首先，善用社团促进互惠互利的关系，创造更丰厚人际关系网络、填补政府惠及社会、尤其是基层乡亲的服务，并积极扮演联系内地及境外的中介角色。其次，透过社团加强与年轻会员的沟通，从而优化社团及建制派政党等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使其在使用“蛇斋饼粽”收买人心之余，多方面聆听民意并给予反馈，打破自上而下、单向授予的一贯传统，鼓励社团采取与时俱进的组织和方法。最后，通过社团与不同光谱的持份者沟通，促进社会对深层次矛盾议题的讨论，帮助社团成员和社区居民了解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