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10周年｜天涯侠医陈英凝　走出香港医疗人道救援路

在非洲一个老鼠比人多的贫民窟中，妇人诞下只有手掌般大小的死婴，筋疲力尽地跪在地上，苦苦央求陈英凝施救。陈英凝第一次面对这种场景，多少有点不知所措，脑海里甚至闪过“会不会有传染病”的疑虑，但又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做点什么”，于是连忙用清水抹掉布满婴儿眼耳口鼻的血迹，给他做了10多分钟的人工呼吸。可惜最后无力回天，但妇人仍然拼命叩头答谢。那一年的陈英凝才刚满20岁。

“​生命很虚幻，坏状况发生了，我可以做些甚么令它变好一点 ？​”那一幕，让陈英凝义无反顾地投身人道救援工作。往后将近30年里，她见证了更多的惊悚、伤痛和死亡，却始终保持着韧劲、积极和达观，为灾区难民带去安宁、温暖和希望——在战火连城的科索沃，和用枪指着自己的法国士兵，鸡同鸭讲地据理力争；在人人唾弃的泰国贫民区，爬入粪渠寻找爱滋病人，帮助他们重拾自尊；在被视为“女童炼狱”的柬埔寨，想方设法把一些12、13岁的雏妓救出“火坑”，为她们重建新生。

顶着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国家级杰出教学奖得主、国际知名公共卫生专家等等光环，从国际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的小丫头，再到大学医学院的大教授，如今出任香港慈善机构“共享基金会”的总干事，陈英凝为自己、也为香港走出了一条“医疗人道救援路”，近年则主力带领年轻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家援外医疗建设。尤其当下不少青年感到迷惘，她更加鼓励大家出去走走看看：“这是你自己的人生，抓住机遇，就可以在大环境下创造你的小天地！”

“一带一路10周年”专访系列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模式作出贡献。但对不少香港市民而言，可能仍然一知半解，甚或带有各种标签。不过陈英凝从来不管别人如何定义，总有着独立的判断、会走出自己的道路。

“第一反应是，终于有一个平台，可以让我把学生带到更多的地方去学习，帮助更多的人。”在那之前几年，曾随“无国界医生”穿梭无数灾难现场的陈英凝，已于2006年把工作重心放在教学和研究上，成了中文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希望把所见所闻倾囊相授，让人道救援薪火相传——她深信，那份“帮助”并不只是“医病”，而是对生命的尊重——要让受灾病人重拾尊严、要发扬人性本善的光辉、要维护人人平等的权利，“如果你有这种技能、这种机会，而又有平台可参与，就应该当仁不让。”

陈英凝自20岁开始，就已经“当仁不让”了——尽管那时在她父母看来可能是“误入歧途”。她本身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科学系三年级生，但性格好动，实在受不了每天待在实验室内研究假肢体和假器官；正在迷惘之际，有位教授鼓励她趁暑假出去外面看看、听听自己内心、想想将来路向，并安排她以初级研究助理员的身份，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到旱灾后的非洲津巴布韦，为当地儿童测量营养和注射疫苗。有了这个平台，一去就是八个星期，也就有了文章开首那个见证生命和死亡交错的故事。

“原来饥荒战乱，可以乱成那样。”第一次身处一个同时被战争、天灾、疾病蹂躏的世界，陈英凝并没有太过惊讶，因为她从小就喜欢聆听长辈分享如何从战乱逃生的经历，知道灾难有多无情。年纪最小，执头执尾，洗衫煮饭，什么都要做。某天凌晨三时，得知村里有个年龄相若的产妇要分娩，她赶去现场待命，以为可以迎来新生，见到的却是死婴，怎么做人工呼吸也救不活；直到产妇拉住她的手，抱回孩子，叩头答谢。

她深深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脆弱，后来才渐渐体会到人道救援的勇敢和意义，“就像经历战乱的长辈们常说，会出现最差的情况，也会遇到最好的事情，当年幸好有人帮了他们一把，他们才得以逃脱；我也希望能在恶劣的环境，帮助有需要的人们。”

“我甚至打算留在非洲帮忙，不回去读书了。”那份冲劲，吓坏了父母，以为她“学坏了”——作为香港儿童脑神经科名医陈作耘的长女，她从小就被寄予继承父亲衣钵的厚望，人生道路也被安排得妥妥当当——中四就被送往美国留学，后来以全加州中学化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只要完成理科学士学位，就可取得资格升读医科——不料半路杀出个非洲之行，让她萌生了“人生可以不一样”的路径——就像她很敬佩的探险家Ernest Shackleton，在一战前夕出发到南极，期间险象环生，在浮冰漂流、要流落荒岛，甚至被全世界遗忘，但一年多后竟然成功带领全体队员全身而还——“人生真的是走出来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不断走下去，前路就会越来越开阔。”

但一开始，除了母亲之外，全世界都难以理解陈英凝为何中途“转换跑道”——毕竟直到今天“人道救援”在香港仍是相当冷门的学科：“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放弃大好前途，说将来可能会饿死，但我也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以及自己不适合做什么。”

几经争取和妥协，陈英凝同意先完成大学四年级课程，取得工程科学学士学位，但坚决辞去实验室的工作，然后疯狂旁听人文学科领域的课程，过得相当充实；毕业后又考上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修读灾难管理及医疗经济学硕士学位，堵住悠悠之口；期间两个暑假更到北京中医大学学习针灸和中医理论，“想法很浪漫，因为有本书说在战地工作，如果没有麻醉药，可以透过针灸止痛——我学了这技能，就可以在荒岛求生。”

就这样，陈英凝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医疗人道救援路”。直到1998年，刚刚硕士毕业，原本打算继续留美深造，不料母亲因为癌症病倒在床；她特意回港陪伴母亲，以为“天涯侠医”之路要按下“暂停键”，但机缘巧合之下，却走上了一条“加速道”。

当时正值长江水灾，学习灾难管理的她，满腔热血地致电不同非牟利组织应征义工，凑巧加入了“无国界医生”，并在两日后带着五吨重的药物，前往广西南宁救灾。

“到了现场才知道，读书是一回事，工作是另一回事。”这位初生牛犊有两大发现——第一，尽管无国界医生是个经验丰富的救援组织，但工作人员并不完全了解亚洲或者中国文化，而是直接套用其他地区救灾的模式，出了不少乱子；第二，教科书上所看到的救灾知识和案例，也全都是以非洲或南美作为实证根据，根本未能切实解决亚洲灾区的问题——这也触发她不断思考，应该如何建立一套适用于亚太地区的人道救援制度。

“我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就写了一封投诉信，10页纸，批评他们处理不善的地方，当然也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从广西回来后，陈英凝既感获益良多，又觉义愤填膺，于是付诸笔墨。原本以为会被炒鱿鱼，没想到无国界医生竟然因而邀请她出任香港办事处董事会成员，她也从此正式开启到访世界各地参与救援行动的征途，踏足柬埔寨、科索沃、越南、泰国、东西帝汶等地；三年后更以27岁之龄成为全球最年轻的董事会主席。

这个平台的开明和胸襟，让她扩阔了眼界、磨炼了毅力，成为了香港杰青和世界杰青。

那段日子真是忙到不可开交。白天是香港大学的医科生，下午到浸会大学讲课赚钱，晚上守在养和医院照顾母亲。直到1999年5月，母亲撒手尘寰，她便专心做学生和义工，想趁年轻力壮的时候，把自己闯出来的路，好好走下去，相信母亲在天之灵也会支持。

在战火连城的科索沃，陈英凝要护送怀孕的病人前往另外一个区域，但在关卡临检时，却被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法国士兵误以为是记者，瞬间就把枪嘴指向了她，并把她押往军营。她面无惧色，也不坐以待毙，一路上用尽跛脚的法文叽哩咕噜，发了疯地责骂对方不讲道理，最后需要出动高级军官调停。“或许这样的性格才会走上这条路。”

在老鼠满布的泰国贫民区，陈英凝头戴胶袋爬过粪渠，找到已被家人遗弃的爱滋病患者。当时对方已经病重，溃烂的伤口又大又臭，身体甚至正被老鼠啃食，相信再多的治疗也不会奏效，但随同的医护人员仍然相当细心地为他清洗、上药，尽可能地让病人感受到作为人的尊严。“当你知道你是见证他们生命最后道路的人，就会勇往直前。”

在被视为“女童炼狱”的柬埔寨，遇到一些只有12、13岁的雏妓——染上性病又被打到全身伤痕累累，但每天仍然要接10多20个客，有的以为自己得了绝症，索性不做任何安全措施。陈英凝看不过眼，想方设法把人家救出“火坑”，见一个便救一个，并安排她们到市场做小贩，靠正当工作养活自己。“你可以让她们再次燃起生活的希望。”

在地震后的巴基斯坦山区，才刚刚生下女儿几个月的陈英凝，顶着仍未百分百复元的身体，爬上海拔8,000呎以上的灾区，在零下10几20度的环境下，为受灾妇女看诊治病。她领着义工在山顶搭起帐篷度宿，但是半夜发生地震，帐篷随着泥土塌陷，差一点点就掉下山脚。死里逃生的她才意识到，人生有了不同的底色，她必须把家人放得更前了。

“人的工作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所改变的结果不一定与主观愿望相符，但只要你愿意做，身边可能有个小朋友看到你做，可启发他对担任这种工作的兴趣。”陈英凝于2006年卸下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主席一职，加入大学执起教鞭，但向她的顶头上司——时任中文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葛菲雪开出必须保留灾害应变和人道救援领域的条件，“她当时还开我玩笑，说我在香港在灾害研究恐怕拿不到研究经费，我说没有关系，经费方面我会自己想办法，但你必须让我保留这些领域，我还有我的路要走！”

葛菲雪给了陈英凝很大的自由度，而主要从事城市灾害和全球健康研究的陈英凝，则在教研和救援当中开始推广备灾教育——这是多年前线经验悟出的道理，“重要的不是外来的救援，而是培养他们自助的能力。”她珍惜每一个平台给她的机会，也致力创造更多个平台，希望能够启发更多像她那样的年轻人，把“平等”和“善良”带到全世界。

“亚洲是全球最多灾难的地区，内地也是全球年均最多灾难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道救援工作者，反而要去美国、去欧洲接受培训？”这是自1998年参加广西救灾以来，就埋在陈英凝心中的疑问。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她再次随同28名无国界医生的医务人员奔赴前线，更加认定必须把学生带到内地培训，同时加强偏远贫困或灾难高发地区村民的防灾和自救意识——她更有志要把香港打造成为“亚太灾难管理培训基地”。

香港具备什么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来是因为医疗学术水平比较高，研究数据也比较全；二来是因为香港处于中西交汇之处，能够包容多元文化，连接不同力量。

2011年，陈英凝推动英国牛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成立“CCOUC灾害与人道救援研究所”并出任所长，致力加强在大中华和亚太地区的研究、培训和知识转移。2012年，她创办实地培训课程“中国少数民族健康项目”，带领学生走访内地极端贫困山区。2013年，在很多香港人仍对“一带一路”倡议懵懵懂懂的时候，她已把计划扩大至不丹、伊朗、缅甸、尼泊尔和越南等沿线国家，希望借此平台培养更多真正关怀弱势的“世界公民”。往后的10年内，她至少带领786名学生走出去，到过10个不同省市的14个少数民族地区，向数万名内地山区村民传授防灾备灾和公共卫生意识。她也就此荣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颁发的杰出教学奖，以及国家教育部颁发的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2019年，她受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之邀，出任“共享基金会”总干事，希望结合香港独特优势和内地医疗力量，在“一带一路”国家推动医疗人道救援工作。基金会目前已在老挝、柬埔寨与吉布提展开“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至今已经完成了2,500宗免费白内障手术；而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项目也都即将启动。

“那是我第一次在救灾前线，看到我们中国的医疗人员，看到我们的五星红旗......我之前的救援生涯当中，真的没有见过这种场景！”陈英凝兴奋地说起第一次随同梁振英去吉布提医疗站考察的情形，激动得双眼闪着光芒。原来，尽管中国援外医疗工作已经长达60年，但那种工作模式基本上是驻守某个国家或省份，在前线刻苦耐劳埋头苦干，很少会和人道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互动，“所以我这么多年一直很好奇，我们中国明明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什么却很少在前线见到自己人？但这一次，我们终于见到了！”

沙尘滚滚，红旗飘飘。“我希望社会进步，不管是中国、英国、美国，但当我要选择去一个国家参与建设、推动进步，那我首选一定是中国！”那一幕，促使陈英凝下定决心停薪留职，希望全力帮助共享基金会和国家医疗队做更多事情；她也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为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范式，推动国际民心相通。“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我也确实也犹豫过，担心我的学科后继无人。”不过事实证明，陈英凝带出来的很多学生，如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并且承接一定教研工作，她也放心投身基金会了。

为鼓励年轻人提供参与国际人道援助工作，共享基金会每年都会招募实习生及义工，而且不需具备医学或公共卫生背景。陈英凝解释，基金会处理的事务繁多，物流运输、数据分析及宣传等工作均需要不同背景的人才，“有意参与实习的同学们最重要是要能吃苦，要有‘Can Do精神’。”基金会成立四年以来，至今有70名学生参与实习工作，陈英凝说，这也正是基金会能够吸引她加盟的另一大原因，“希望有了我走出来的这条路，他们往后的路就可以走得比我更好，虽然不会更加容易，但一定会更好。”

“绝对会有代沟。”但这对陈英凝来说完全不是问题，“我觉得年轻人都很厉害，很有想法，反应很快，当遇到问题，都会想方设法解决。重点是你要够胆放手让他们去尝试，这是两代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年轻的，也要体谅一下，老的那一批，看到这个世界的新鲜事物，真的会感到害怕。”近年社会巨变，部份年轻人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比较消极的看法，感到前景渺茫，但陈英凝仍然勉励大家出去走走看看，“尽管很多事情都被政治化，但这是你自己的人生，抓住机遇，就可以在大环境下创造你的小天地！”

最后，当问及“一带一路”战略提倡以来，为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陈英凝想了想，写下了“爱”字。她笑了笑说：“很老土，但带来爱。我真的觉得是爱。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还有朋友之间的爱，超越了你是什么种族、什么立场。就像救援机构，有一群有心人，互相配合，互相帮忙，解决问题。靠什么促成民心相通，就是爱。”这令记者想起陈英凝多年前受访时的一句话，而她仍是那个陈英凝：“我很喜欢整个世界连系在一起的感觉，如果世界是一个‘乐高模型’，我是很乐意作为其中一小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