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童减少.策解|3年缩294班 6年少1.9万学童 政府莫等慢性杀校
继中华基督教会长洲锦江小学后,黄大仙献主会溥仁小学也因收生“欠1人”而面临“杀校”。事件只是本港适龄学童人口持续下降的冰山一角,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上周六(4月29日)公布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5%受访学校对缩班杀校感到忧虑。有教育界人士认为,政府应趁机推行小班教学,增加师生比以提高教学质素;也有论者认为,小班教学只是减少杀校风险的应急之举,长远仍须面对“少子化”的困局。回望过去20多年基于“生源不足”和“小班教学”的政策讨论,面对这个早已预见的“寒冰期”,为何特区政府总是无法未雨绸缪?
深度报道组政策分析系列
6年将减少1.88万名学童
教育局数字显示,过去3个学年,全港公营小学各级合共减少294班,缩班情况严重。根据政府统计处在2020年9月发表的香港人口推算(见下图),预计6岁小学适龄学童人口,将会由2023年的5.73万人跌至2029年的5万人;至于香港居住的12岁中一学龄人口,则会由2023年的7.16万人,下跌至2029年的6.01万人。这1.88万人口跌幅,明显是“结构性”而非“过渡性”的,意味将有更多学校出现收生不足,面临缩班、杀校。
教联会副主席、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上周四(4月27日)在港台电节《千禧年代》称,连同长洲锦江小学和溥仁小学,共有三间学校“获派0班”(不派学生入读该校);坊间盛传另有两校同样“获派0班”,惟消息有待确认。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于上月中旬向会员发出“关于缩班杀校的问卷调查”,发现84.7%受访者对缩班杀校表示忧虑;对于教育局有否就应对缩班杀校提供足够措施,有多达91%受访者认为并不足够。
倘若适龄学童不足、学校过剩的供求失衡持续发酵,教育人员的生计固之然受影响。而长远来看,学生人数的减少将会影响本地劳动人口和经济结构,损害香港整体竞争力。
“软著陆”应对“结构性”问题
不过,特区政府政府似乎并未意识到其迫切性。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3月31日的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中,重申即使面对结构性问题,也不会进行大刀阔斧改革,而是会以“软著陆”为目标,逐步有序调节学校数目,确保教育质素和善用公共资源。
然而,所谓的“善用公共资源”,只是消极地因应不同区情、校情等市场需求(家长和学生的报读情况),被动地停办收生不足的学校,再合并和重置较多剩余学位地区的学校到学位需求较殷切的地区或新发展区。这远称不上是“善用”,更加缺乏长远目光。
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会上表示失望。朱国强坦言“软着陆”做法只能换来“慢性杀校”,严重打击学校团体的教学士气,反而影响教育质素。新思维主席、立法会社福界议员狄志远也批评教育局缺乏完整教育规划应对人口下降问题,仅靠调整供求于事无补。
综合教育界和关注团体的意见,应对这场即将来临的“寒冬”,不外乎三招:“调节”——降低师生比例,推动小班教学;“增源”——鼓励生育,或从其他地区输入学生;“降求”——停办、合并和重置学校。上述措施可以多重并举,惟前题是政府要根据人口下降而重整教育规划;可是,政府往往不愿从长计议,更加未能多管齐下,甚至有点舍本逐末,结果两头不到岸——小班教学推展进度缓慢,适龄学童人口持续下降。
政策目的“前言不对后语”
以小班教学为例,本来即使学龄人口没有下降,教育界早有不少声音建议特区政府大力推行,因为可让老师有更多空间关心学生,令学生更投入课堂学习,但特区政府一直未有把握先机。直到近年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更多人顺势要求当局趁机改革,教育局才努力赶搭尾班车,但多少有点“前言不对后语”,似乎未太清楚小班教学的根本目的。
例如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上月初(4月4日)在教育局网站发表《把握人口变化契机 善用资源优化教育》一文表示,“面对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我们须把握契机,重新调拨和善用资源,聚焦提升整体教育质素,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有关说法 ,似乎倾向把“人口变化”视为“小班教学”和“提升质素”的前置条件,本末倒置。
奇怪的是,2021年10月12日,时任教育局副秘书长杜洁丽在教育局网站发表《专业有序规划 落实小班教学》一文时明明指出,“若将小班教学与减少每班人数挂钩,又或者视小班教学为处理学童人口下降的一项对策的话,实在曲解了小班教学推行的原意、有违初衷,而这想法亦非专业的考量。”该说法和施俊辉不太一致,可见当局思绪混乱。
小班教学支援不足推展缓慢
除此之外,落实小班小学时,也有诸多不足。毕竟小班教学绝非一蹴而就,需要更多资源和时间培训教师,让他们学习设计小班教案,熟悉课堂节奏和教学方法,同时减轻他们教学以外的工作,才有更多时间和空间备课和关心学生。如果只是少了部份学生,但老师依然埋首于行政工作,上课照本宣科,即使师生比例达到一比一也是徒劳。
公道点说,港府不是不谙此道。立法会早于2002年11月由时任教育界议员、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会长张文光提出“小班教学”议员议案辩论时,时任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就已引述外国研究经验,引证上述说法。例如他提到:“英国有研究指出,教师必须采用适当的教学法,才可令‘小班教学’发挥效用。若班级人数少了,老师的教学法没有改变,则‘小班’的优点就不能彰显出来。”但讽刺的是,当局似乎未能学以致用。
根据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系助理教授章月凤和小班教学学会创会副主席邓耀南于2014年在《香港教师中心学报》合撰论文〈香港中学推行小班教学的现状及启示〉,当时向544间学校发出问卷调查,发现推行小班教学主要面对两大困难:一是资源配套困难,包括教师人数不足(64%)、教育经费不足(63%)和没有足够的校舍设施(52%);二是教学支援不足,包括缺乏受过小班教学培训的教师(39%)、缺乏小班教学资源(38%)。可见特区政府的支援相当有限,直到近年仍然为人诟病。
推行24年仍近两成小学未达标
小班教学进展缓慢,其中一大障碍可能在于,尽管面临生育率和适龄学童双双下降的冲击,但教育局由始至终都不认同中小学全面推行小班教学是大势所趋。早在21年前,李国章已经不太认同“未来适龄学童人口不断下降”的说法,并且引用政府人口推算数字表示在2010年将有回升现象。另外,李国章又多次重申,小班教学对教育质素的影响备受专家争议,迄今(2002年)并无有力证据证明“小班教学”对教与学的成效。及后,特区政府都以“效能众说纷纭”和“不符成本效益”为由,对推动小班教学拖拖拉拉;即使终于2009/10学年承诺逐步在公营小学实施小班教学,至今仍近两成未能达标。
时至今日,蔡若莲也在上述立法会会议回应指,中学不会实行小班教学,因为班级人数过少的话,不利于学生的群育发展、选科和兴趣发展;而目前已有近9成小学实施小班教学,相信也无须调低每班24人的班额标准。蔡若莲更提到,政府在2009年推行小班教学之前,委托剑桥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总监Maurice Galton的研究结果,指出小班教学的成效在小学阶段早期重要,但效用会渐次减退,强调中学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同样重要。
然而,蔡若莲所引述的“香港小班教学研究报告”(Study on Small Class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in Hong Kong),距今已有14年之久,学生亦由从小对着电视成长的Y世代被从小接触互联网的Z世代取替,社会文化和生活习惯早已天翻地覆,报告能否适用于当下,实在存有疑问。除此,当时研究团队亦发现,参与小班教学的老师并不充份了解研究团队提供的教学方法,因此在教授过程中极为挣扎,这无疑影响研究真确性。
一切都是“钱银作怪”?
另外,研究团队在背景资料部分写明,学界对于小班教学的班额大小并不统一,例如1990年在美国田纳西州幼稚园至小学三年级进行的师生比例改进研究计划(Student / 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小班班额为13至17人;1996年美国威斯康辛州幼稚园至小学三年级推行的学生教育成就保证计划(Student Achievement Guarantee in Education),则是每班15人;而香港的小班学额则是在20至25人。如果要跟足研究,政府完全有条件微调班额标准,而非任由学校因收生不足而面临杀校。
更重要的是,Maurice Galton已于2019年发表全新研究,表明东亚地区实施小班教学政策,促使学校和课堂发生良好的变化,学校使用小班教学作为变革的催化剂,教师尝试善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不少研究也显示,学界对于小班教学的讨论,已经不在于纠缠有没有效,而是如何才能更加有效。邓耀南于2021年也在报章撰写《小班教学:为谁辛苦?为谁忙?》强调,“小班教学作为一个契机,是让老师专业发展得到提升的关键所在”,而当中少不了建立一个能够“促使学校领导、中层管理人员和教师撷取、分享、创造、迁移、应用和内化知识及管理小班教学知识资源的重要机制”。
综观政府多年理据,本质都是“钱银作怪”。李国章当年已经一再重申“小班教学耗用庞大资源”,更即场粗略推算公共财政负担——假设由2003/04学年开始,把小一每班人数减少至25人,并同比推展至其他小学班级,预计至2008/09学年时,小一至小六可以全面实施每班25人教学,届时“我们共需多开办约4600班,增加的经常性开支约为每年36亿元”。如今看来,当局为了节省那区区数十亿元,恐怕赔上的是香港长远竞争力;更令人担心的是,今天的官员仍是“以钱为本”,不愿投放更多资源。
既然全面落实“小班教学”需时,那么“增加生源”如何?尽管香港总和生育率已于2021年跌至全球最低的0.77名子女,但负责人口政策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年初曾在立法会回应指“会提供更好的支援但不宜过分干预”,表明不会积极鼓励生育。教联会副会长、立法会选委界议员邓飞接受传媒访问时则建议,政府吸纳更多内地或其他国家学生,以自资全额方式入读本地中小学,补充生源。对比起同样面对“少子化”的新加坡,向外招生并非陌生做法。惟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时,教师需要具备一定语言能力、文化适应力和文化敏感度,这又离不开局方投放的教育资源和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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