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考察香港｜假如带夏主任去逼地铁、巡急症、逛棕地、住㓥房

如果夏主任能够搭搭的士，也许就会知道香港的智慧出行和电子支付有多滞后；如果夏主任能够挤挤地铁，也许就会知道香港的中心极化和居职分离有多严重；如果夏主任能够看看棕地，也许就会知道香港的土地规划和资源倾斜有多离谱；如果夏主任能够住住㓥房，也许就会知道香港的城市情绪和精神面貌有多压抑......现实没有如果。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周二（4月18日）结束考察香港行程，香港市民则继续营营役役的生活。六日调研，马不停蹄，前前后后出席36场活动，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深层结构矛盾概况和未来香港发展路向？对治港精英和普罗大众而言，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认知和说法。

“告别㓥房”变成“暂别㓥房”

原属国务院办事机构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正在组建成为直属中共中央办事机构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作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盛传将会出任首任中央港澳办主任，上周四（4月13日）更首次代表中央主动来港考察。六日行程紧凑，从社区酒楼到政府总部，从立法议会到司法机构，从大中小学到商界重地；接触平民百姓，认识青年学子，会见政商精英，可谓面面俱全。

出乎意料的是，特区政府并没有带领夏宝龙探访㓥房。尽管如此，相信多数市民都会记得，夏宝龙于2021年7月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向治港者们提出关于“告别㓥房”的治理要求。如今有人期望落空，也有人心照不宣——要是夏主任现身㓥房，那变相是在批评治港精英办事不力，无疑会令特区官僚感到尴尬；要是带领夏主任参观当局力推却惹得满城争议的简约公屋，那恐怕又未必符合中央所愿——两害相权之下，按照“不做不错”的思维习惯，只好采取特殊做法“暂别㓥房”。

特区政府的安排不难理解，但也令人不无担忧。须知道，夏宝龙来港之前，社会普遍期望这位中央港澳工作的领导要员，能够严厉督促治港者们必须担起“主体责任”、做好“港人治港”。这份希望，既是出于香港市民对于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尊重和信任，也是来自普罗大众对于中央落实“爱国者治港”的理解和肯定，但亦少不了整个社会基于当下香港的现况和治港精英的往绩而产生的焦急和怀疑，只好寄望中央督军。

市民期望中央亲自督军

毕竟香港不但刚刚经历反修例风波和新冠病毒疫情的折腾，而且对内深层结构矛盾突显、对外国际政经格局巨变，现正处于非常关键的社会双转型时期，确实一刻也耽搁不起——既要进行“意识形态转型”，从欧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迷思解放出来，推动“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更新进步，建立更加符合公义原则的分配方式，以“治理”取代“民主”作为主流的政治认识；又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从单一的服务型经济解脱出来，全面迈向多元的知识型经济，透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改革传统生产方式，重新定义与周边地区的竞合关系，助力国家参与全球变局。

然而，人性本身抗拒变化，社会转型更加不易，但有了中央对于香港实现良政善治的“加持”，不少人就多了几分可以相信的底气，自然会对夏宝龙考察的成效看高一线。

这些加持，既是因为夏宝龙刚刚在港澳办召开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充份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解决港澳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真抓实干”、“深入检视问题”；也因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早前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更是因为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嘱咐治港精英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因此，人们绝对看得见中央要求香港提高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排解民生忧难、维护社会稳定、重建行政威信的殷切期盼；可是，单从夏宝龙考察行程来看，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香港问题？这对治港精英和普罗大众而言，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如果能够...是否就会...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没有半点怀疑考察团队的认真和投入；但相对于一些走马看花的形式，我们着实希望特区官僚能够更有勇气地直面问题、更有承担地展开“治理斗争”。

试想想，如果夏主任能够搭搭的士，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智慧出行和电子支付有多滞后？如果夏主任能够挤挤地铁，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中心极化和居职分离有多严重？如果夏主任能够看看棕地，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土地规划和资源倾斜有多离谱？

又想想，如果夏主任能够巡巡医院，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公私分流和基层医疗有多失败？如果夏主任能够逛逛商场，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物价水平和生活压力有多夸张？如果夏主任能够住住㓥房，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城市情绪和精神面貌有多压抑？

再想想，如果夏主任能够和清洁工人聊一聊，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外判制度有多吃人？如果夏主任能够和建筑工人谈一谈，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职安条例有多落后？如果夏主任能够和最低工资及长时工作的群体说一说，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资强劳弱有多糟糕？

继续想想，如果夏主任能够听听无法安享晚年的老年人讲一讲，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退休保障有多不足？如果夏主任能够听听作为“夹心阶层”的中年人诉一诉，是否就会知道香港的安居乐业有多困难？如果夏主任能够听听打算远走他乡的年轻人呻一呻，是否就会知道被传统经济和精英思维主导的人口政策和人才战略到底有多窒碍社会发展？

固化藩篱不敢刀刃向内

可是，现实没有如果。特区政府带领夏宝龙看见什么或者不看什么，全都折射当局怎样理解香港问题，而有些明显不知问题所在。

否则——有份囤积土地的乡绅代表与夏宝龙饭局后，被问到如何消除香港市民对于土地资源分配不均的怨气时，又怎会只把问题归咎于“完善选举制度”之前的议会乱象？而作为应该积极行使权力的议会主持在与夏宝龙会面时，又怎会作出“如果没有《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相信任何特首都不敢安排交流”这种无视自身权责、以为香港从此万事大吉的无知判断？还有未获夏宝龙接见的地产商会代表，又怎会在楼价指数已经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大言不惭地表示“辣税阻住地球转”、继续要求“撤辣”？

否则——当最低工资冻结4年后将于下月上调至仍然低于二人家庭综援水平的时薪4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又怎会发表诸如“上班不止为了赚钱，对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健康都重要，香港很多人很有骨气，宁愿工作，不想拿社会福利”这种无视最低工资对基层工友的生活保障、将社会福利与所谓骨气混为一谈的言论，甚至为申领综援人士贴上负面标签？当中电和港灯宣布大加电费而引起全港市民哗然，并且促请特区政府检讨加价机制、开放电力市场、调整能源结构、重新平衡“利润保障”和“利润管制”，负责监管的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又怎会摆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甚至错置身份地为两电解画，表明加价符合《管制计划协议》，强调当局必须“尊重合约精神”？

否则——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发表重要讲话要求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后，一些由既得利益群体所主导的铺天盖地的学习班，又怎会选择性地忽略这些关键词？一些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又怎会一方面高呼“学习主席讲话精神”，但另一方面却公然在诸如粉岭高球场收地方案等议题上阳奉阴违，甚至发动资本力量进行舆论斗争、利用扶持多年的环保团体和专业人士保驾护航？一些最应该“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的治港者，又怎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内部矛盾”扭曲成为“敌我矛盾”，甚至让改革呼声背负“民粹”、“中共打手”、“反对派政治阴谋”等骂名？

治港精英存在错误认知

“认识”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为”。无论中央有多掌握香港问题，在“一国两制”之下，始终是由特区政府负起“港人治港”的主体责任。

《香港01》一再指出，港英时期延续至今的深层次矛盾之所以积重难返，正是因为治港者们从来没有以治理作为根本目的地回应社会结构的本质要求，所以没有确立治港者们必须“以民为本”的基本属性，也没有建构以“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价值的系统论述。

相反，一些治港精英长期存在三大错误认知——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无法掌握有效管理社会转型的产业政策和分配工具，未能实事求是地提出符合今日香港发展需要的施政举措；错误认识特区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角色与作用，总以“积极不干预”和“自由市场”为由，纵容“产业结构单一”和“分配结构扭曲”，任由“市场”背后的“资本”喧宾夺主，未能实践公平正义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错误认识香港在区域乃至全球发展的角色与关系，完全忽视其价值链从上游到下游都需要与周边经济体有机结合方能形成内生动力的现实和逻辑，未能主动重构港深及周边地区的竞合格局。

当社会发展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停滞多时、贫富悬殊日益严峻，普罗大众早已焦虑不安，但治港者们仍然不愿检讨社会异化的弊端，甚至习惯把“经济不自由”归咎“政治不自由”——即使经过1997年金融风暴和2008年金融海啸，就算香港经济明显恶化、资产泡沫日渐突显、生活品质急速下降、资源冲突愈发紧张、市民怨气不断累积并借由政治问题持续爆发，但他们仍然无视危机，才会导致“反修例风波”一发不可收拾。

“六个相信”另有玄外之音

近年中央出手全面管治，治港者们才开始被导正。有些认知的落差，的确可以透过理论的学习和知识的扩充进行改善，但也有些人选择装睡而不愿被叫醒，所以治理意识仍然薄弱、责任担当仍然不足。

《香港01》一再重申，作为“港人治港”的首要责任主体，特区政府被赋予“高度自治”的宪制权力，也肩负“行政主导”的治理使命，最最起码应该能够积极履职尽责、发挥制度作用、展现存在意义——促进和监管市场的有效运作、规划和扶持产业的蓬勃发展，建立公平又合理的分配机制、提供精准又高质的公共服务、实现美好又安稳的幸福生活——让人人施展身心潜能和理想抱负，让个个共享物质繁荣和精神富裕。

特首李家超总结夏宝龙之行时，表示对夏宝龙提出的“六个相信”印象深刻——相信特区政府及管治团队一定能够担起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相信爱国爱港力量一定会全心全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相信司法界一定能够担起维护国家安全、捍卫香港法治的使命；相信香港是孕育机遇和财富的热土和天堂，繁荣稳定的香港对大家最有利；相信香港是居民的共同家园，每个人都会为维护香港和谐稳定出一分力、作一分贡献；相信青年必将担起对家庭、对香港、对国家的责任。其实，辩证地看，那“六个相信”，不也正是“六个希望”、“六个鞭策”、“六个要求”、甚至是“六个不满”？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考察没有直接与“土地”或“房屋”相关的行程，但李家超交代政府未来工作时反而主动表示：“我们要共同努力，决心走在其他城市的前列。要利用好所有机遇，为了使香港人住得更好、住得更大、工作得更好，我们要打破土地房屋的瓶颈，敢于突破，要建立自信，共同建设屹立世界、令大家都引以为傲的香港。”这也许可以间接印证，夏宝龙的“六个相信”另有玄外之音，而治港者们尤须兢慎。

“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辑录习近平于2002年至2006年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思考和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工作的真实历程和领导心得的《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同样提到“走在前列”，并且明确要求辩证认识问题——“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形势有利时，善于看到潜伏着的不利因素，做好应对不利因素的准备；形势不利时，善于把握蕴藏着的转机，坚定扭转不利局面的信心”；“走在前列并不意味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必须具有探路者直面荆棘的勇气，正视矛盾和问题，不使‘癣疥之忧’变成‘心腹之患’，不因局部问题影响发展全局，不让绊脚之石阻挡前进步伐”。

当治港者们矢志“走在前列”，究竟学了多少，又能走到多前？我们由衷期望夏宝龙定期再来香港，走走、看看、听听、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