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有多关爱少数族裔？从没被急召开会的督导委员会说起

钻石山荷李活广场月初（6月2日）发生涉及精神病患的凶杀案后，特首李家超紧急要求“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三日后（6月5日），深水埗发生涉及少数族裔的家庭伦常惨剧，港府并没有急召由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的“少数族裔事务督导委员会”开会。这是因为当局终于意识到委员会开会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连官员也遗忘了这个上届政府用以回避问题的“产物”？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关怀不到位，本身就和政府政策冷待他们息息相关。

“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在上周五（6月9日）召开紧急会议后，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李夏茵表示，荷李活广场凶案属“偶发性案件”，并非资源或人手不足所致，但承诺加强10项精神健康支援措施。不过，有传媒揭发，当中7项是旧酒新瓶或已经达标。翌日（6月10日），盛传将会主管“说好政策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社交媒体发贴，先肯定政府跟进工作；再把话题带到深水埗惨案，指自己曾经联同多个政府部门与少数族裔团体会面，以加固“友善少数族裔政策”；又呼吁市民多和少数族裔交往，“对他们多加注意和关心，发挥守望相助的邻里精神，便足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好的共融社会。”

说到“共融社会”，特区政府确实一直都有这个政策目标，但实践成效就见仁见智了。

为了促进少数族裔人士平等使用公共服务，前任特首林郑月娥早在2018年7月成立跨部门且高层级的“少数族裔事务督导委员会”，由时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担任主席，负责统筹、检视和探讨相关政策。然而，委员会属内部协调机构，不会对外交代工作进度；因此，除了张建宗曾于2019年发表以《全面支援少数族裔》为题的网址，以及每年《施政报告》不厌其烦地重申诸如额外拨出5亿元预算、支援学校录取非华语学生、降低公务员职系中文能力要求、委托非政府机构设立专责外展队等等之外，看不到政府有什么作为。在2021年6月接替张建宗出任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也曾兼任少数族裔事务督导委员会主席，但鲜少提起委员会；他去年7月出任行政长官后，但新班子同样如是。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有“少数族裔事务督导委员会”才能够解决问题，但如果一个原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成立的跨部门高层级委员会都可以似有还无，又怎么期待政府官员能够更加合理地运用教育、房屋、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资源，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

不妨以《施政报告》提出“委托非政府机构设立专责外展队”为例，看看政府有多努力。2018年3月，“政策二十一”及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发表的《少数族裔人士对主要公共服务的认知和满意程度研究》报告显示，在有学童的南亚裔住户当中，多达85%年龄为12岁或以上的贫穷人士表示未曾使用公共服务或在使用公共服务时不曾面临困难。2020年3月，社会福利署委托三间非政府机构在全港设立三支少数族裔外展队，主动接触及协助有需要的少数族裔人士使用主流福利服务。2021年9月，时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立法会回复民建联议员郑泳舜质询时透露，三支外展队在2020-2021年度合共接触 2,645名少数族裔人士，提供经济、就业、情绪及住屋支援。

“2,645人”是什么概念？根据政府统计处2021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图），香港约有619,568人报称为非华裔人士，包括菲律宾人、印尼人、白人、印度人、尼泊尔人、巴基斯坦人、日本人、泰国人及其他人，共占总人口的8.4%——他们就是政府统计概念中的“少数族裔”，而“2,645人”只占当中的0.43%而已。不过，在普罗大众的刻板印象当中，所谓“少数族裔”似乎并不包括不占多数的“白人”，而是指代一些肤色较深、英语发音不够纯正的南亚裔和东南亚裔人士，则“2,645人”也只占不到0.6%。

三支外展队的人手编制同样少得可怜。外展队的任务是以外展手法，主动识别有福利需要的少数族裔人士，并提供个案辅导，过程需要大量人手、精力和时间。据社会福利署估计，全港超过12万个少数族裔住户当中，有近两万个贫穷住户对外展队服务有较大需求。可是，社署给予每队的人手编制只有11人，包括一名社会工作主任、四名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四名福利工作员、一名助理文书主任和一名司机。换而言之，每队只有11人的外展队，需要服务超过4万个住户，包括约6,500个需要密切跟进的贫穷住户。

深水埗伦常惨案的背后，本来就是一个贫困的故事——29岁的印度裔母亲，与巴基斯坦裔丈夫分居近一年，和三名分别年仅2、4及5岁的女儿蜗居桂林街一间200呎的㓥房，每月依靠数千元综援维生——毫不夸张地说，这正是部份少数族裔家庭的生活面貌。

根据特区政府于2018年发布的《2016年香港少数族裔人士贫穷情况报告》，南亚裔族群多为基层家庭，青年就学率较低，教育水平有限，多数从事基层工种。报告显示，当年政策介入后（例如低收入津贴），仍有19,500个少数族裔贫穷住户及44,700名贫穷人士，贫穷率为17.6%（同年香港整体贫穷率为14.7%）。三年新冠疫情重创香港，基层家庭首当其冲，香港融乐会去年7月公布的《本地少数族裔于第五波疫情下之贫穷情况》调查结果发现，对比2021年香港5人家庭的平均月入46,000元，少数族裔家庭只有20,000元；而在第五波疫情下，少数族裔失业情况较香港一般人口严重十倍。

收入偏低，生活便难有保障，首先最难的就是房屋问题——香港普遍而言本身已经水深火热，对基层少数族裔来说更加不堪。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在2021年6月发表《基层少数族裔住屋及经济状况调查报告》可见，受访家庭的工资中位数只有17,000元，当中逾六成是㓥房户，另有逾半成住在天台屋或板间房，而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只有42.3平方呎，但租金占家庭入息比例中位数高达42.6%。作为香港永久居民，少数族裔同样可以申请公屋，但公屋供应本就严重失衡，而大多数少数族裔家庭都有超过4人，他们所需要的4人单位更加供不应求，轮候时间就更加冗长，生活负担也就更加沉重。

为什么住㓥房？为什么低收入？港英政府曾于1965年发表《香港社会福利目标及政策白皮书》，提出贫穷是“个人问题”一说。很不幸地，时至今天，特区政府似乎仍然未能摆脱这种不负责任的迷思。回应深水埗悲剧时——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那是严重家庭暴力事件，又呼吁父母勿向子女发泄情绪；特首李家超更表示，家庭暴力成因复杂，包括财务、情绪等，但始终需要当事人寻求支援和辅导——根据一般理解，这番说词都难免令人产生一种观感，认为问题全都在于涉案母亲身上，甚至责怪对方没有主动求助。

当然不是要否定涉案母亲的责任，但如果特区官员在思考有关问题时，能够换一换思路——不止洞悉涉案母亲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和情绪问题，更会追问她为什么需要领取综援、为什么需要蜗居㓥房、为什么遇到问题也没有积极寻求支援，甚至深切反省政府支援是否足够——或许就会看到问题的不同面向，也就有机会作出更好的补救和预防。

行动源于观念。事实上，包括政府官员在内，在公共论述当中，“少数族裔”相对其他族裔而言，确实更容易遭遇差别对待，有的甚至充满蔑视或者攻击性质。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人们提及“少数族裔”时，往往不会想到只有6万多人口的白人，而是会想起南亚裔人士，甚至会伴随着“脏”、“乱”、“懒”等负面形容词。然而，绝大多数香港人可能都不知道，南亚裔人士同样对香港开埠有着很大贡献，例如在殖民初期，由于英国不愿雇用华人，便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征兵来港，成为警务人员，协助维持治安。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曾向《香港01》指出，香港社会对白人的崇敬和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源于特殊的殖民历史。在长达156年的时间里，香港一直被白人统治，造就对白人的“美好想像”，认为“他们高过我们”；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被殖民统治的同时，人们也需要找到“非我族类”的“他者”进行投射，以寻求“我们高过他们”的自我优越感，于是深肤色人士便延续了这种想像。她早在2016年出版的《认识香港南亚少数族裔》一书提醒，“少数派”的身份会让他们将所经历的不公义内化为“沉默”和“自我质疑”；即使有日尝试打破沉默、渴求公义或认同，也难以得到与白人比肩的关注，而社福机构日复一日的倡议，在大众眼里不过是行礼如仪的动作。

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领袖课程副主任的梁启智则在《缺乏国际视野的国际都会：香港人的对外想像》一文中写道，主流论述常把少数族裔视为“危险”，并以社教化及宗教原因进行解释；他认为，这种表达方式极度自我中心，以完全单向的“融合论”来排斥其他族裔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思想，甚至对偏见的存在完全不自知；而在本土思潮日益高涨之下，排外情绪或会越演越烈，进一步加剧对少数族裔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