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人司法公义・上｜ 听不见的审讯　看不见的不公

“香港人是善忘的动物。”身旁的独立记者关震海如此说。他在2019年成立《志》传媒，立意系统地记录香港，为香港立“志”——古时记事的书籍名，亦敢于为新一代言志——以文字表达思想和记忆。他说，在资讯垂手可得的年代，“纸本记录才能将事情留住。”近日，他将横跨三年的专题报道“聋人司法传译制度”编辑成《看不见的说话》一书，透过第一身的旁听、调查、访问，将聋人和听障人士在执法和司法程序中遇到的沟通不畅和不公对待记录下来，向社会大众揭露问题。

“聋人司法公义”报道上篇

为不公留下印记

2019年反修例风波期间，关震海在《志》释出一段名为“守护自己条Line的红隧收费员”的3分钟片段。画面中，示威者占领红隧后免费放行车辆，引起收费员不满，因为他们只是外判员工，只要车辆没有付费，就要自掏腰包赔偿损失。“当抗争成为日常，别忘了剥削也是香港的风景。”他随片段写道。这种被忽略的“声音”，娓娓道来香港的剥削日常，是关震海想留在港人心中的“志”，作思考，作沉淀。

关震海把辑录的“聋人司法传译制度”报道取名为《看不见的说话》，也是因为聋人和听障人士在法庭上的说话，不论手语或者文字，都很难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他想令“看不见的声音”浮上水面，令聋人和听障人士认识自己的权利，让更多人关注议题。

他与聋人和听障人士之间的渊源，要数2013年真铎学校欺凌事件——该校12名听障学生和旧生，分别向立法会议员、平机会和传媒投诉，有老师曾辱骂、歧视、粗暴对待多名学生。当时任职《苹果日报》侦查组的关震海，正是最早揭发事件的记者之一。

10多名涉事学生向他举报事件，他们多为严重弱听，以手语作日常沟通。但关震海不懂手语，改以社交软件交流，发现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有限，“主、谓、宾”搞不清楚。“整个侦查过程非常困难。”他唯有用一个月重组事发经过，“等他们（学生）放学，重演一遍案情，问他们‘是不是这样打、是不是这样做’，再找其他人求证。”

“点解你阿妈生你系聋”、“强行将学生拉至200米外的社工室”、“严重听障被再三非礼”......关震海将涉事老师疑对学生的言语侮辱、暴力和非礼等等行为形诸笔墨。报道轰动一时，在聋人界颇有回响，亦触及校方敏感神经，批评他“作大”、“炒作新闻”。但关震海不以为然，因为艰苦的调查和求证过程还他一个“公道”，“事件发生在家政室，旁边是教员室，有其他老师听到涉事老师的言语侮辱。”

最终，教育局介入，确认不必要有关身体接触和言语侮辱的指控成立，又将涉及袭击的男教师转介至警方跟进，被判2年守行为。事件以施暴者得到些微惩罚作结，关震海却心生了更多问号：“为什么这么大的世界没有人理解聋人和弱听人士？他们绝非少数。”

令不义公诸于世

世界卫生组织于2021年释出的《世界听力报告》，推算在2050年全世界有近25亿人口（四分之一人）将会有不同程度的听力问题，而且遍及不同年龄层：童年和青春期人士可能会因慢性耳感染和耳内积液导致听力损失；成年和老年人会因慢性病和年龄相关感觉神经退化等问题而丧失听力。近年本港弱听人数亦有上升趋势。根据政府统计处资料，2020年约有24.62万名听觉有困难人士，比2013年的15.52万人增加近60%。然而，香港算不上“聋人友善社会”，整体亦只有3000人使用手语进行日常沟通。

然而，比起盲人或肢体伤残人士，听力问题是“不可见”的，大众未必了解与他们相处的正确方法，更不会关注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关震海观察到一种现象：“当老人家听不见，你会怎样做？说大声点：‘阿伯！不是这样的！’就好像，当你听力出现问题，你就是一个‘问题’，不会被正视、被正确地对待。但听力衰退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他在2019年创立《志》，机缘巧合下有人向他举报聋人审讯不公的事件，便决心就聋人司法制度传译问题开展经年累月的追踪报道，将不为人知的辛酸公诸于世。

聋人司法传译制度涵盖执法和司法机构，前者包括警务人员和惩教人员，后者包括法庭、法庭传译主任、司法人员，并涉及刑事诉讼程序和司法审讯程序中的不同步骤，从警告、拘捕、落口供、侦查、检控到审讯过程。理论上，制度是要确保聋人和听障人士在上述步骤中获得适当的传译和装置支援，保障他们获得公平的执法和审讯的权利。但当他深入了解议题、采访案例时，发现所谓“制度”只是一张涉及十多名手语传译员名单，至于执法和司法机构支援聋人的程序和指引，往往只有寥寥几字，欠缺具体方法。

《看不见的说话》正是记载制度缺失之下，过去四年间的六宗案件。聋人和听障人士的不公待遇可谓“千奇百怪”，有的被视为“精神病人”；有的因为错答问题，落入冤狱；有的由始至终无法与手语传译员正常交流，却仍出庭作供，后果可想而知。

接受《香港01》专访的过程中，关震海从文件袋抽出一叠厚厚的原稿纸——当中夹杂着案情、判决书、个案访问和资料资料，然后快速回顾那六宗案件，言谈间流露着不满和不愤。例如2019年弱听少年罗镇杰袭警案，当时罗镇杰被控在铜锣湾抢夺前高阶警司区永梁的胡椒喷雾，导致警司跌倒受伤，最初被裁判法官郑纪航裁定聋警罪成，判入更生中心服刑，后上诉得直，获发还重审。关震海发现该案件从执法到审讯有颇多不合理之处，当中最荒谬的是，执法和司法机构会将“无法沟通”的人视为“有精神问题”。

“警方以精神有问题为条件，让罗镇杰在家人陪同下落口供，但他根本没有精神问题，惟郑纪航同意这样做。”他续称，“这是不能接受的！”可是，将“无法沟通”的人视作“精神病人”，绝非少数，2020年聋哑人士马学礼袭击案又是一例——聋哑人士马学礼听不明白惩教人员的解释而伸手轻拍对方，惟对方反应过大以致受伤，马学礼因而被控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事件无疑是因误会而起，法庭亦裁定罪名不成立，但惩教署在事件发生之后，将他转送至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但他根本没有精神病。

关震海略为激动：“你发现当刻不能与他沟通，就以精神有问题为条件落口供，那你对谁都可以这样做！对婆婆、公公、十六岁的小孩也可以。这种标准是不合理的。”他批评，这种“污名化”损害了聋人的自尊和司法制度的公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