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军演｜“美国棋子”的命运——香港教训还不足以唤醒台湾吗？

过去一周绝不平静。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又译作佩罗西、裴洛西或波洛西）访问台湾19个小时，但中国没有派出解放军击落、拦截或伴飞对方专机，而是在她离开后对台采取超越“96导弹危机”的军事反制行动，连续多天封锁全岛进行实弹演训。两岸民间舆论两极，一方因为“武统”期望暂时落空灰心丧气，另一方则嘲讽“对岸打嘴炮”、“美国更可靠”，而自以为与台湾属“命运共同体”的香港也有不少人随风起舞。然而，这些嘲笑者们似乎未有吸取2019年反修例风波的教训，完全低估中共对于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和驾驭复杂形势的定力，恐怕只会不断被“想像”和“现实”拉扯，不知要在“迷失自我”中经历多少折腾。

香港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上周二（8月2日）晚上10时，台北101大楼亮出“TW<3US”灯光字样，意即“台湾爱美国”；43分钟过后，佩洛西专机降落台北松山机场，台湾外交部门首长吴钊燮在场接待。翌日一早，佩洛西到访“立法院”和“总统府”，与四大党团代表及领导人蔡英文会面，据报及后还会见内地“八九民运”人士吾尔开希、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等人，并与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讨论美国国会早前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下午6时，佩洛西专机离开松山机场，结束约19个小时的访台行程。

这短短19个小时，对佩洛西一行和蔡英文当局而言绝不轻松，否则前者不会特意绕开南海空域而行，而后者也不会直到正式与对方会晤之前都不敢表明“热烈欢迎”。然而，中国并没有如网络舆论所渲染般民粹——既没有在佩洛西落地前派出解放军击落、拦截或伴飞对方专机，也没有在佩洛西访问期间干扰对方行程；而是在她降落后5分钟陆续发出外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国防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等机构的严厉谴责声明，并由上周四起持续在台岛周边至少6处空域和海域展开“联合军事行动”，包括组织实弹射击演训、飞越台湾海峡中线。

台海危机持续升温，但两岸民间反应两极。内地网民直呼“失望”，因为很多人所期盼的“武统台湾”暂时没有发生；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台湾网民兴高采烈，有的甚至嘲讽“对岸打嘴炮”、“再次狼来了”、“美国更可靠”；而在自以为与台湾属“命运共同体”的香港，也有不少人随风起舞，取笑“解放军同的士佬一样唔过海”（分布在港岛和九龙、新界的计程车司机一般都以维多利亚港为限，不愿接载乘客到对岸）。

然而，对于经历过2019年反修例风波的香港来说，每一句嘲讽其实都份外沉重，因为当初香港不少人正是低估中共统一国家的决心和驾驭形势的定力，以为只要委身一时充当“美国棋子”就可换来“时代革命”，结果倒逼中央祭出“全面管治权”进行“降维打击”——先是亲自制订《港区国安法》，又再修订香港选举制度，重新塑造了“高度自治权”的空间；而那些曾为美国政客摇旗助威的领袖们，不是锒铛入狱就是潜逃海外，留下一群被“想像”和“现实”拉扯的“信徒”——难道香港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妄图“中美共治”结果伤及自己

回望3年前那场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演变成为无数场警民冲突、持续接近10个月的政治动荡，香港激进势力何尝不是像台湾当局这样，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作为战略思考——以为中共是自己的“敌人”，而美国是中共的“敌人”，所以美国便成为自己的“朋友”——因而乐于充当美国政客制约中共的“棋子”，有人甚至妄想寻求“中美共治”的全新政治格局，以为届时可在美国庇护之下投入西方民主世界怀抱。

当中最无稽的，莫过于本土极端力量积极开拓所谓“国际战线”、连番促请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制裁中国”、“揽炒香港”，意图借此向特区政府及中共中央施压——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翌日众议院更是快刀斩乱麻，免去整合两院草案过程，直接通过参议院版本法案，要求美国制裁“侵犯香港人权的中国及香港官员”，并且同比审查香港是否仍有条件与美国保持独特贸易关系；2020年3月7日，7名立法会及行政会议成员应邀出席由美国非政府组织World Affairs Council主持的“美港交流会”，会上民主派议员莫乃光、梁继昌和谭文豪促请美方尽快公布《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执行细节。及后一个星期内，“香港众志”及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等50多个组织联署向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信，要求启动制裁机制；2020年7月14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案》，正式授权华府制裁所谓“损害香港高度自治”的中央和港府官员、机构和与之有商业往来的银行，并撤销自1992年以来根据《香港政策法》而视香港作为“特殊关税区”的地位待遇。

尽管“特殊关税区”（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其实是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所赋予，而美国的单方面取消也只会影响本身就有限的香港与美国进出口贸易，但这些消息已经足以令本土抗争势力兴奋不已，以为从此都可利用美国的“长臂管辖”干预香港事务，继续沉迷于这些意气用事的镜花水月。他们却不曾深思，一副正气凛然模样的美国，到底是真心想帮助香港，还是只是借著炒作香港议题围堵中国？当美国以香港失去“高度自治”为由撤销对港特殊待遇，即用一种对自由的限制去对抗另一种对自由的限制、用一种伤害来对抗另一种伤害，这究竟是对香港的支持，还是对香港的打击？

政客虚伪煽动民粹走向极端

更加令人不齿的，是有些人明知美国政客的虚伪，却甘心选择对特朗普等人种种藐视民主、无视自由、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行径视而不见，以为只要他们同样“反中反共”，就有望为“受中共压迫”的香港“撑腰”、“泄愤”，甚至可以“拯救香港”。

民粹和无知的结果，可悲又可笑。从一方面看，一个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竟然举手自求美国制裁，甚至企图制造“中美共治”，明显缺乏正确宪制知识和政治伦理——若用公共行政学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政治伦理论”观之，就是只依照“信念伦理”行事而未能履行“责任伦理”，结果只能沉醉在虚无缥缈的“民主自由”亢奋当中。另一方面，一些人总是扬言“香港应该建立主体意识、抵制中共全面管治”云云，但为了抵制中国而成为美国附庸，这就是建立主体意识的体现吗？还是只是建立了自以为属自由主义阵营一员的虚幻想像，却牺牲掉自己的特性？

面对香港街头警民冲突的日渐失控、本土极端份子的“联美抗共”、以及美国政客的煽风点火，内地持续有声音希望中央强力介入，包括直接派驻解放军镇压乱局；不过，中央并没有随民粹声音轻举妄动，而是责成特区政府必须“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并且遵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依法治港”理念，逐步推动香港“由乱到治”——

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到“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久后该项工作被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年立法计划；2020年5月中旬，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42天后的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俗称《港区国安法》）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当晚深夜特区政府正式刊宪生效，以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消息指出，导致中央决定出手的其一关键因素，正是毫无节制和日益猖狂的“国际阵线”活动，当局担心一旦外国势力介入香港将会打开国安缺口。

倒逼中共降维打击主导变局

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港区国安法》的出现，的确促成“止暴制乱”的结果，例如原本“遍地开花”的违法冲突明显减少，一些涉嫌鼓吹分离主义的独派领袖也纷纷潜逃海外，“民主派VS建制派”的二元对立局势也被洗牌，正式告别“反对政治”——

47名泛民骨干因组织或参加“35+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大部份人还柙至今仍然未能保释外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确立“爱国者治港”原则，扩大“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组成规模和产生界别，但也强化资格审查制度、缩减直选议席比例，去年底立法会换届选举后90个议席中只有新思维狄志远一人以“民主派”自居；立法会通过要求宣誓效忠的《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原本有479个议席的区议会有260名泛民议员先行辞职，另有49人参加宣誓后被政府取消资格；泛民主导的公民社会几乎瓦解，教协、民阵、支联会、职工盟等全部基于政治原因宣告解散，民主党内讧不断、公民党支离破碎、新民主同盟已然消失；传媒老板黎智英因涉及多宗“反修例”及“反国安”案件身陷囹圄，由他创立26年的《苹果日报》则因卷入国安官非而被冻结资产导致周转不灵、停刊结业。

在这个“由乱到治”的过程中，无论美国政府采取多少没有意义的制裁、制造多少误读“一国两制”的舆论，也无论陆港两地出现什么极端声浪、促请当局直接管辖香港，中央始终牢牢掌握香港变局的主导权力和变化节奏，按部就班地对香港进行系统性的重塑。经过两年“拨乱反正”，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来港出席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时提出全新治港要求，包括提高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排解民生忧难、维护和谐稳定。只是，面对社会剧变，仍有不少人感到迷茫、纠结、不适、焦虑，有的离乡别井远走他乡，有的行尸走肉终日惶惶，但时代巨轮并没有为他们而停，香港正在稳步向前。

百姓苦被操弄迷失自我

反观如今正在膜拜美国和嘲笑中共的台湾——在经济上，同样面对产业发展有限和分配结构不公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但总以为只要实现政党轮替就可扭转困局，结果只是在时光流逝中拉开了贫富差距、加深了就业困难；在政治上，同样深陷“民主自由等同良政善治”的虚幻，不但长年在蓝绿撕裂的政治斗争当中浮浮沉沉，甚至以为只要让美国予取予携、随美国摇旗呐喊，就能保住“台湾主体价值”，结果却是把自己推向危险深渊，不断挑衅中共耐性和底线，置2400万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发展利益于不顾。

他们大抵会反驳指，香港受限于“一国两制”框架，有别于台湾的“宪制现实”；然而，当他们把台湾自视为一个“独立政体”，不但无视“一个中国”才是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基本原则，而且不谙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有著怎样的强烈追求——须知道，中共的出现本就基于非常独特的问题意识，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任何决策都会指向这种“国家本位”价值观，如果无法解决台湾问题，将使中国近代以来文人志士所奋斗的民族事业无以为继，挑战中共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无论形式如何，中共都一定会为台湾背水一战，但从“俄乌冲突”来看，美国并不必然会为台湾参战，可见所谓“台湾独立”只是在水中捞月。

按照美国政客的厚颜无耻和贪得无厌，不难预见声称为台湾“提供安全协助”但实质是在“扩大军售范围”的《台湾政策法》将会持续被炒作，而一些“台独”份子亦会继续不负责任地编织“台美建交”美梦——这一切，仿佛正在重演当年香港如何走上歧途。问题是，高举“契约精神”的美国，其实不论对港或对台，从没一个清晰可见的指导原则，而是从政党政客的政治利益出发，时不时就会玩弄“以港制华”或“以台制华”的把戏，反倒一次次地令美国政治智慧的衰败和政治信用的破产尽现人前；但最终受苦的，却是那些被贩卖理想、挑动民粹，变得面目模糊、迷失自我的普罗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