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没有灵魂就会行尸走肉——请问李家超政府的价值取向是什么？

在香港讲“价值取向”，好像没有什么市场，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价值讨论”不是被泛民主派阵营垄断话语，就是被既得利益集团视为不切实际；但在当下香港重塑“社会价值”，却是新任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不能回避的施政前提。因为特区政府向来的治理不善、乃至深层次矛盾的积重难返，全都离不开治港者们从没以社会治理作为根本目的地提倡回应社会结构本质要求的社会总体价值，所以没有好好确立“服务人民”的公职属性，更没好好建构以“公平正义”作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价值支撑的系统论述——当政府缺乏正确价值观念，对问题的认识难免存在偏差，所推行的措施就会变成“行尸走肉”，无法从根本进行结构改革。

社会关键转型亟待强人特首

毫无预警之下，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成为“中央唯一支持”的下任特首人选，并于5月8日举行的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在1428张有效选票里面取得1416张支持票，以破纪录的97.74%投票率和99.16%支持率成为特首当选人。外界普遍观望，经历2019年反修例风波的折腾，加上中央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决心，李家超能否“高开高走”？

尤其是，香港当下并非“天下太平”，而是处于非常关键的“社会双转型”时期——其一是意识形态转型，亟需从欧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迷思解放出来，推动“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更新和进步，以“治理”取代“民主”作为主流政治认识；其二是经济结构转型，亟需从单一的服务型经济解脱出来，迈向多元的知识型经济，并且重新定义与周边地区的竞合关系，全面助力国家参与全球变局——所以亟待一位“强人特首”。

要促进“社会转型”，就是要“重塑社会”，也就需要一位强势领导带领社会全面改革，并以“特区政府治理”作为改革起点——促进和监管市场的有效运作、规划和扶持产业的蓬勃发展、建立公平又合理的分配机制、提供精准又高质的公共服务，才能开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全新局面，重新激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无限生机。

从李家超参选以来所公布的理念和承诺可见，他确实充满“服务社会”的热诚和担当；而从他多次强调“发挥变革精神”和“强化治理能力”的说法来看，也反映他有著“维新图强”的意识和愿景。不过，截至目前，无论他有多希望能为社会解决问题，单从他提出的竞选政纲而言，他都未有系统梳理问题本质，也未有直面问题核心。

我们不禁担心，他对“变革”和“治理”的想像，是否只停留在口号层面，只是说说而已？当他说要“发挥变革精神”，却又没有触及“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社会”的更新，那么他要变的、要革的，到底会是什么？当他说要“强化治理能力”，却又没有以重新塑造社会价值的“公平正义”作为基本前提，那么他到底是为何而治、又为谁而理？

每个政策推行之前，政府理应考虑“从哪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这四大问题，若以不同价值作为行动准则和追求目标，所得到的答案就会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往往决定了“如何认识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当政府缺乏正确价值观念，对问题的认识难免存在偏差，所采取的政策就会变成“行尸走肉”——以“告别㓥房”为例，有人会认为人人都应享有“居住正义”，所以必须严加取缔，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型态，只能继续忍受剥削；“动态清零”和“病毒共存”之争同样如是，有人坚守生命至上，愿意牺牲经济利益和自由活动，也有人冷待病患牺牲，高举个人利益目空一切，大模厮样地踏著无数尸体回复正常。

特区政府多年来的治理不善、乃至深层次矛盾的积重难返，正是因为治港者们从没以社会治理作为根本目的地提倡回应社会结构本质要求的社会总体价值，所以没有确立公职人员必须“服务人民”的基本属性，也没有建构以“公平正义”作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价值支撑的系统论述，更没有推行以此为原则和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所以无法解决问题。

说变革，变什么、革什么？

如果李家超真的有心“发挥变革精神”，那么他不可能回避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他绝不能像大多数传统建制精英那样，以“个别群体价值”凌驾“整体社会价值”，甚至为了维持这种价值取向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把“资本主义”视为神圣不可改变。

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它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思想的历史武器，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思想成果。从社会发展历史而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带领香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也是截至目前而言最适合香港的发展模式，能够极速放大生存和自利的动能，激发源源不绝的生产潜力。也因此，1980年代中英谈判期间，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容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下，香港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不过，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远远不止于此。他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察悉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存在颇为致命的结构缺陷，尤其是推崇放任市场、自由贸易、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崛起，可能促使原有动能走向偏锋，使社会关系失去“人与人属性”，异化成为纯粹利益关系的“物与物属性”，从而扭曲经济发展本是为人民打造美好生活的性质，导致基于利益争夺的社会冲突成为常态。也就是说，他就早意识到资本过度下可能造成从“人性”到“物性”的价值扭曲，所以，他早就强调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需要不断求变，引导至更加健康、更加进步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能够以“动态思维”，看到从“一国两制”到“一国N制”所激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假如在一个主权秩序之下，香港资本主义一制能够与内地社会主义一制保持良性互动，积极寻找基于民族共识、民族利益、民族复兴的融合之道；那么在“一国”之下，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也能够共同拥有并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特区特色资本主义，并且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更新，就更能体现“一国”之于“两制”或“N制”的宪制秩序和治理意义之包容性、开创性、辩证性。

可是，从普罗大众到管治精英，并不真正了解“一国两制”的宏大内涵和深远意义，也看不到其体现“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兼容性、“不拘一格、敢试敢闯”的创造性、“对立统一、辩证唯物”的先进性；而是会被傲慢心态所驱使，形成一种消极、被动、区隔的“两制对立”观念，将其肤浅又僵化地理解成“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河水不犯井水”，并且把“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简化成“资本主义在港不变”；甚至对于能够归属资本主义体系产生极端优越，很自然地把香港现代化成就完全归功于资本主义，香港必须继续依附英美等西方主流势力及其普世价值，才能延续资本主义的辉煌。

久而久之，“一国两制的50年不变”就被窄化成“资本主义的什么都不变”，以为只要教条地延续自由放任的经济逻辑和单一固化的经济结构，而不需进行任何改进，就能维持香港辉煌，结果却迎来政经形态的走样变形。然而，哪怕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核心价值已经沦为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控制和政治垄断的工具，但不管是哪个阵营的治港精英，仍然对于由此形成的深层次矛盾根本不以为然，被赋予至高治理使命的特区高官尤甚，完全忽略这一经济体制的缺陷，继续以个别群体价值主导整体公共政策走向，把香港卷进意识形态冲突的洪流，最终陷入由盛转衰的困境。

整体来说，这些精英对于资本主义存在三种认知错误——第一，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对于能够管理社会转型的产业政策和分配工具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无法实事求是地提出今时今日香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施政举措；第二，错误定义特区政府对于市场发展的角色与作用，总以“积极不干预”和“自由市场”为由纵容“产业结构的单一”和“分配结构的扭曲”，根本无法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三，错误理解香港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当中的角色与关系，持续沉醉昔日光辉，完全忽视其价值链从上游到下游都需要与周边经济体有机结合方能形成内生动力才能继续繁荣发展的现实，所以迟迟未能积极重构港深竞合格局，继续闭门造车、窄化视野、冷待危机。

当社会发展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停滞多时、贫富悬殊日益严峻，普罗大众早已焦虑不安，但治港者们仍然不愿检讨资本主义的弊端，甚至把经济不自由归咎政治不自由；即使经过1997年金融风暴和2008年金融海啸，就算香港经济明显恶化、资产泡沫日渐突显、生活品质急速下降、资源冲突愈发紧张、市民怨气不断累积并借由政治问题持续爆发，但他们仍然无视危机，继续迷信“滴漏效应”，致力巩固原教旨式的资本主义。

更可悲是，近年社会因为未能就香港问题形成共识而不免折腾，治港精英同样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认知迷障、根本难以实事求是地剖析问题，而是继续围绕一些被高度政治化的假议题空转，例如自由派会把问题归咎于香港未能实现“一人一票民主普选”，而保守派则认为有了《港区国安法》就能万事大吉，但都没有人能够带领社会重新检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在香港的腐败和虚伪，也没有人敢于就此触及资本主义的改革。

误读资本主义酿成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正正就是特区政府漠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的惨剧。

西方经济学普遍轻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禀赋的作用，但在香港，土地绝对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乃至关键因素。可是，特区政府既看不清土地资源的公共性质，所以无法善用土地作为财富分配失效时的“均衡器”，让人人公平摊分当中的价值成果；也看不懂对于土地资源的有效应用将对社经政策产生杠杆作用，所以无法借此提升特区治理的实际效应，逐渐化解深层次矛盾。相反，当局长期把土地简化成为生财工具，而且透过供求失衡的价格扭曲放大土地收益，这就难免与利用高昂价格收购土地的发展商产生一种被牵引、被制约的关系，结果就是拱手让出土地发展的主导权，把土地的供求、使用、规划和监督等方面的决定权力交给地产商家，导致香港陷入资源分配不公的怪圈。

例如政府本身没有所谓“高地价政策”，却明显存在“高地价结果”，因为当局至今仍然相当依赖地价收入，每年平均占政府收入来源约20%；然而，这庞大收益无助于贫穷、教育、医疗及社会福利等“经常性开支”，因为港英政府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将卖地和补地价等收入拨入仅限于基础建设和征用土地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导致这笔原本可以回馈社会的公帑无法直接而公平地与民共享，只能用以平整土地和道路基建，待把未经开发的“生地”变成“熟地”，再以高价卖给发展商，如此类推，不断循环。

发展商不是“慈善家”，极化利益本是天性使然，所以每每以高价投得土地之后，就会用尽楼面面积兴建更多住宅单位，再以更加高昂价格出售，从而不断累积资本。情况就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德国哲学家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所指，权力结构极不平等的生产方式之下，资本家会以房地产榨取最高利益。结果，小市民往往不得不以高于实际价值的资金换取每况愈下的居住环境——面积愈狭窄、条件愈简陋、使用空间愈不足、社区设施愈不便、生活品质愈糟糕；偏偏，政特区府不但无动于衷，甚至大量减少公营房屋的建设，交由“私营市场”主导房屋政策，迷信“自由力量”可以解决问题。

正如长期漠视土地的“公共性质”和“杠杆作用”而把它当成“生财工具”，特区政府同样未有透彻认识“房屋”的属性和意义，所以无法好好区分“居住”和“置业”的功能和思路，更加遑论要透过房屋资源的合理分配以调和收入不平等，反而带领社会盲目追求“置业等同致富”神话，使得很多人不再重视房屋的“居住价值”，也不再讲究生活应有的“舒适品质”，而是把它当成商品一般强调“交换价值”，导致炒风蔚然。

楼价的过度上扬改变了“人”和“屋”之间的正常关系，令不少人把“房屋”当成像“股票”一样的投资工具。可是，“房屋”和“股票”存在本质差异，人不需要依靠股票生活，但需要房屋过活；而如果房屋市场和股票市场开始相类，必然导致社会资源不断集中在有能力“入市”——即拥有物业的中产阶级和拥有最多物业的发展商手中，令贫富悬殊加剧。不幸的是，政府无意大幅修正这种扭曲，而是放任地产商透过楼市不断剥削小市民。这种本质和属性的“异化”，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最为致命的结构缺陷。

更悲哀的是，由于整个社会都沉醉在房产市场的兴旺所带来的经济虚高，而主宰房产命脉的地产商们甚至在无声无息当中以租金优势抢占了绝大部份应该用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土地资源，导致产业发展渐趋单一。例如当局自十多年前扬言“发展多元产业”，但既没有积极资源拨出大量产业用地，也没有主动制订能够针对技术、劳动力、产品市场及资本市场进行调控，实施诸如关税、补贴、税务优惠、研发补助、政府采购、设立工业园、特许经营权等有序、连贯而全面的产业政策。结果，新兴产业发展不起来，以金融和地产为主的传统产业却得以继续盘踞在维多利亚港两岸的中心商业区，不但继续掏空实体经济，而且不利城市布局，甚至衍生居职分离严重、通勤负担沉重等问题。

但可惜的是，李家超早前被问及如何处理楼价高企的问题时，竟然回避重推空置税的建议，而且表明希望楼价保持稳定，这样香港经济便可继续发展，市民收入就能增加、即有能力置业。由此可见，他和传统治港精英一样，把楼市当成不可动摇的“定海神针”，几可预见他日后不会也不愿为此触碰既得利益结构；而观乎他的土地房屋政纲，也确实未敢从财团手上夺回土地发展主导权，恐怕也无法透过权力的引导、制度的建设、市场的规范等举措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只能耍耍绣花腿般加快建造程序。

谈治理，为何治，为谁理？

如果李家超真的有心“强化治理能力”，那么他更加应该借鉴国家深化治理现代化的经验，以重构社会价值作为改革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起点，而他绝不能像大多数传统建制精英一样，只是抄抄写写“主旋律”，却未真切思考何谓治理、为何治理、如何治理。

谈及“治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西方世界主导的讨论中，曾被定义为政府运用权力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活动，借此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而且，它们普遍强调只有透过“民主选举”才能达到“有效治理”。不过，对于追求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中国来说，更加看重治理的过程和效果，将其视之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一种能够实现“善治”的政治手段，而且必须以整体人民利益为依归。

直到习近平于2013年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观，透过总结中国治国理政实践和借鉴西方社会治理经验，提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论述，“中国式治理”更升华成了为解决“根本性问题”而设置的“根本性议程”。

当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通过系列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等范畴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注入科学规范、提高运行效能、完善相关系统的过程，主要针对制度的设计能力；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将治理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并逐步加强的过程，讲究实践制度的执行能力。

为什么总要强调“中国特色”？习近平一再重申，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思想追求、社会性质、发展水平所决定，所以发展道路必然具备自己特色。简单概括的话，中国特色就是既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又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更反映时代主题、实践要求、自身特质。

至于什么是“根本性问题”？诚如习近平所解释，中国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刻板套用西方定义、逻辑和模式，而是经过革命、建设、长期实践、持续改革、内生演化所形成，本根在于不断坚持、发展、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为国家治理效能。

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因而需要一个更能客观解决社会矛盾的治理目标和治理举措。而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才能有效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带来的弊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保障人民的生存条件、潜能发挥、经济权益、以及一切解放生产力的积极因素，才能真正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

走出群体迷思重塑社会价值

习近平更强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守，即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本质属性，并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取向，再以保障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作为内在功能。除此之外，关键还在于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需要强化各级官员的治理意识和责任意识，并且建立全面依法监督机制。

但反观李家超，当他借鉴习近平所说提出“强化政府治理能力”，背后所依存的理论基础、发展规律和价值支撑到底是什么？他是否以改革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以延续“一国两制”无限生机作为提升特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和基础？能否以公平正义和服务人民作为特区治理动力？又可否透过改革实现用“治理”取代“民主”来主导政治话语？

可是，截至目前而言，我们看不到李家超的治理论述能够回应以上疑问。我们更担心，假若李家超过度依赖那些传统治港精英为他出谋划策，那么他可能一同陷入由极度保守力量所主导的“群体迷思”，恐怕就难以明白我们为何叩问他的价值取向，更加难以理解“改革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与“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之间到底有何重要关联。

首先，我们之所以强调“香港特色资本主义”，正是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动态治理出发，充份考虑香港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发展历程、制度优势及社会民情，积极思考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域以实践“一国两制”创举的独特价值，希望香港解放思想自我改革，走出一条更能回应时代诉求、更加符合自身特质、更可化解深层矛盾的进步式资本主义制度，持续优化更能释放生产潜能的产业规划、持续改善更可符合公平正义的分配结构、持续夯实公共服务资源以减轻生活负担并提升生活品质。

其次，当“一国两制”达到理想状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灵活融入香港，就是一种升维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也就更加能够借此助力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来，“一国两制”的理论误区本就集中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认知，而偏重于工具理性的国家治理理论有利引导社会价值、认清矛盾所在、缓解相关纷争；二来，当纠正了两制认知误区，就能更有效促进“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建立更加“对立统一”的制度安排，从而提升不同领域的治理效能。

正如习近平2017年来港视察时所指：“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国两制”在港能否真正成功实践，少不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重塑，更有赖一众治港者们的高度共识和行动自觉。但愿获中央涉港体系和治港群体高度认可的李家超，真的能为香港翻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