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三｜环评制度三大缺失
大众教育确实是香港达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元素，但从被形容为“生态灾难”的龙尾滩事件所见，除了普罗大众对环境保育的知而不行，问题还出自制定有关政策的特区官员身上——当局处理这些极具争议的规划时，是否具备足够知识水平和研究工作以尽量减低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可持续发展”成败的关键。
政府于1998年制定《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下称环评条例），列明若有任何大型发展项目，如运输基建、填海、工业设施等，均要就所导致的可预见环境影响及风险进行评估。不过，龙尾滩似乎并没有受惠于《环评条例》的保护——这不得不令人疑惑，既然政府已有机制平衡土地规划及环境保育，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皆因环评“计漏数”
龙尾滩的地理位置邻近汀角红树林这个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Site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SSSI）约413米，对出海岸则是另一个高生态价值地点——马屎洲特别地区，而根据《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这两个地点均用作保护稀有的动植物及现有的天然景观，所以一般推定这些地带不宜进行发展。虽然龙尾滩本身并没有被列为受保护的高生态价值地点，但由于邻近这些位置，所以十分适合孕育不同的泥滩物种。因此，政府要将其改划成人工泳滩时，必须通过环境评估（下称环评），了解其影响及研究减低影响的方法，才可成事。
香港规划师学会前会长谭小莹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如果政府的规划会造成该地点很大的改变，尤其在于生态敏感的地方，必定会是“环评”先行，“如果任何人要更改土地用途，便需要通过环评，甚至需要公开接受公众咨询。”但是，龙尾滩同样通过了“环评”，到开滩时却变成生态灾难，那就可能代表《环评条例》本身出现问题。
事实上，外界就环评制度曾提出不少质疑，龙尾滩一事更加引证了环评制度的不足之处。龙尾滩的环评报告一直被质疑统计失误，例如当初环评指出龙尾滩的生态价值低，只有三种蟹类，但有生态考察队伍却发现环评报告内提及稀有鱼类，更发现十多种蟹；整体而言，进行环评的顾问公司只找到139种物种，但香港自然生态论坛成员关祝文在过去十年内录得逾400种物种，而自顾问公司研究完毕后，自然生态论坛成员更录得该滩的天然物种数目持续上升。
不过，环境咨询委员会依旧在众多的不确定及反对声音下，批准通过环评报告，发出环境许可证，即使“守护龙尾大联盟”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政府撤回环境许可证，最后亦被判败诉，无力回天。
制度过于“制度化”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主任、“绿色力量”主席曾宝强曾经担任环咨会成员，他认为审批环评报告有十分严谨的步骤，“环评是用于评估计划在施工期间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我们有一套标准去做，既然报告可以被通过，应该不会不符合环保定义。”他又表示，如果经环境评估后发现计划对环境的影响甚大，他们有权暂停计划，审批过程中也会考虑政府的补偿方案是否合适；再者，环咨会成员几乎全是非官方人员、学者，其决定拥有一定的独立性。
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首席讲师侯智恒同样曾担任环咨会成员，他亦印证了曾宝强的说法，指出如果环评列明政府进行工程时需要达至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被列入环咨会批出的环境许可证，便拥有法律约束力，政府必须跟从，否则工程可被叫停。
不过，即使环咨会拥有毋庸置疑的独立性，却不代表环评不会“计漏数”。就龙尾滩一事，侯智恒认为没有预计生物会“recolonize”（再度移回）龙尾滩，这是各方“睇漏眼”，至于没有预计到泳客会做出“飞海星”行为，也确实是环评的问题，“它没有预计到operational stage（执行阶段）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泳客滋扰海洋生物，其实对于生态而言是一种operational impact（执行性影响），是不是应该要去处理？”
这个问题不只是出现在龙尾滩事件，2018年发电公司拟建造海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以接收及储存液化天然气，再以海底管道输送至发电厂，而该项工程对于建造区域的海洋生物有极大的影响。当时环评报告指出，工程完成后，海洋生物便会回到原来的居住地点，而即使工程会排出冷水，海洋生物也会像适应季节性转变的水温一样，适应冷水温。然而，环保组织“守护大屿联盟”认为，该聚居地的生态系统于工程后会有所改变，水温对于动物的反应也会有所影响，所以并非如环评报告所言，只要动物“回家”就没有问题。
从龙尾滩及海上液化天然气的事件可见，环评制度的问题在于它只着重工程对环境的短期影响，而非长远的生态影响。“其实应该要做补救，不可能任由泳客、小朋友这样玩海星。”侯智恒认为，就算环境许可证没有列明如何处理回流龙尾滩的海洋生物，如果政府在乎海洋生物，更应该做后期补救，例如封锁泳滩并重新调查生物的情况、数量、周期、潮间的时间等，“有没有可能制定一条界线，当潮退至某一程度便呼吁市民不要到该处游泳？其实可以因应潮退来决定什么时候开放及关闭（泳滩），如果要去manage（管理）是可以做得到，但肯不肯做就是另一回事。”
政府往往有种“通病”——过于制度化，只会跟从环评的技术备忘录行动，也不会多跟进后续情况。再者，环评的技术备忘录只列出不影响环境的最基本要求，不会随情况或时间作调整，令缓解措施未能真正有效地保育受影响的环境生态。
缺乏原则性讨论
除此之外，环评制度也是一个较为被动的机制，环咨会没有权力要求任何工程进行环评，而是当有项目超过了一定的发展范围，《环评条例》才会强制要求项目进行环评。曾宝强澄清，早在进行环评前，那些项目已被政府“拍板”，“通常是政务司司长连同行政会议批准了（规划项目），环评只是让我们看看计划是否令人信服。”
环评制度确实曾经试过暂停某些过度影响环境的规划，例如2001年环咨会否决了上水至落马洲支线计划以兴建高架桥的方式进行，以免影响新田附近湿地。然而，这些例子依然是极少数，环评只能判断项目是否符合环保准则，而非判断项目是否对社会有迫切需要。
龙尾滩是一个没有迫切需要的项目，而且对于大埔区居民没有游泳设施这个问题，绝对有另一种方案解决，“当初已讲到龙尾人工泳滩是没有需要，我们challenge（盘问）政府兴建人工泳滩的需要，但政府却称到了环评的阶段已是讨论技术层面，非需求的层面。”侯智恒认为政府兴建人工泳滩的理由是极度不合理，虽然环境许可证具有法律效力，但环评不会审批项目是否达至社会效益，结果会出现像龙尾滩这类缺乏充分理由，却又能通过环评的项目。
事实上，政府于1998年制定《环评条例》，当时政策确实可令香港在实践“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育”得以攀上国际水平，更是超越了其他有类似做法的亚洲司法国家。问题是，这项条例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以及“环境保育”需求的增加而渐渐变得落伍。现时相距《环评条例》制定的日子已有二十三年，政府从未有任何重大修订，而条例亦越见不足。《环评条例》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成为一个“把关者”，让发展及保育能够达至平衡，如果它早已“错漏百出”，是否应及早进行修订？香港需要一个更全面的《环评条例》，一个能够针对长远生态影响、具主动性的环评程序，好让香港发展之余，能够良好地保育珍贵且独有的生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