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一｜“可持续发展”全球有责　政策不彰酿生态灾难

亘古之初，人类生存在一片“荒芜”，而这片“荒芜”是其他物种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当人类不断进化及繁衍，他们所占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多，甚至对原生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气候危机、濒危生态渐趋严重。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如果人类希望继续在地球生活、繁衍，便有责任与其他物种及自然环境共生，令人类及地球能够“可持续发展”。那么，在“寸金尺土”的香港，政府又如何保护香港的生态环境？

全球生态因人类破坏面临瓦解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服务平台（IPBES）于2019年发表一份全球评估报告指出，维系着整个大自然的连结正因各式各样的人类活动而面临瓦解的危机。报告提到，自1970年起，全球人口增加一倍、经济增长四倍、国际贸易增长十倍，但世界的繁荣换来的代价是1980年至2000年间失去了一亿公顷热带森林，以及全球仅剩13%的湿地。报告提出，未来几年内可能有近百万个物种会被人类造成的环境压力推向灭绝，当食物链被中断，整个地球的生物，包括人类，将承受严重的后果。为了人类的福祉，全球各国必须合作，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人类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城市化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对于国家的发展模式感质疑。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出版了一本被誉为可与著名自然科学家达尔文《物种起源》比拟的书籍——《寂静的春天》，细致地描写农药对环境的污染，促使公众普遍关注人类发展对环境的影响。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Maurice Strong委托英国经济学家Barbara Ward及美国微生物学家Rene J.Dubos撰写一本有关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影响的书籍《只有一个地球》，借此呼吁各国维护地球环境。

“可持续发展”各国不应卸责

就在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大会上发表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正式为“可持续发展”作出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的需要，而同时又不损及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发展模式。”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是以环境、社会及经济作三大重点，而发展模式是以维持三者的平衡作为目标。不过，即使三者能够平衡，地球环境也不可能无限发展，这个论述并未为生物圈设一个极限。后来，牛津学人Kate Raworth提出“冬甩经济理论”，指出经济发展理应为社会需要提供基础，并尊重及不超越地球的可承载能力。至2015年，联合国成员国签订《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包括四大范畴：地球、人类、繁荣及和平与伙伴关系，可见保护地球环境是一个对可持续发展极度重要的目标。就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议程中所言，“可持续发展”其实就是为了令“所有人都能在健康的星球上过富有成效、充满活力与和平的生活”。

为了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全球各国一直对环境保育表示关注，根据联合国环境部门统计，过去五十年来，世界各国已签署超过500项以上的国际环境协议，范畴亦十分广泛，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砍伐、保育栖息土地等。不过，这些协议对地球实质有多大帮助，人类都有目共睹，生态系统还是继续衰退，气候危机依旧影响地球生态。再者，各国对于这些环境协议只是空有承诺，例如美国着重自身利益，未批准至少十项协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去届总统特朗普更于2019年退出《巴黎协定》。

事实上，保护自然环境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人类需要负上的责任，一个城市未必能逆转现时的劣势，但如果每个城市、国家都能够就环境保育推行一些政策，造成的影响或许足以化解生态危机。环境保育有一句口号，“think global, act local”（国际思维，本土行动），每一个本地行动所影响的都是国际性，那么香港在环境保育方面，又有何行动呢？它属于建设的一群，还是破坏的一群？

香港保育政策成效参差

“我认为是有上有落的，有些政策确实不容易，例如废物征费到现时都还未处理好，但政府今年也就2025年取缔外卖餐具进行咨询，这都是进步。但是，倒退是永远都会有的，龙尾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首席讲师侯智恒如此评价香港的保育政策。

事实上，香港在早期的环保政策颇跟得上国际步伐，据香港教育大学大中华研究中心项目主任何伟欢及总监罗金义在《环保政策与绿色生活：国际视野下的香港》所描述，香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环保署成立后就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素的环境问题进行管制，例如设立《废物处理条例》、《水污染管制规条》等，虽然当时政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还是有效的。现任环境局局长黄锦星亦推出多项蓝图，只是具体数字显示香港的环保政策未有取得成效，但至少政府也有行动。

香港现时市区或已建设土地总面积约为25%，其余为草地、林地、灌丛、农地、鱼塘、红树林等生境地带，当中有41.6%为郊野公园。单单以数字而言，政府看似对绿化或郊野地带“手下留情”，避免侵犯具生态价值的土地。然而，政府有多个大大小小的建设或土地选项，均对某些具生态价值的土地造成破坏，“龙尾滩”便是一个具争议的例子。

大埔龙尾滩本是一个极具生态价值的泥滩，曾录得管海马、海龙、斑砂海星、海牛等逾400种海洋物种，而且是一个距离汀角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Site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SSSI）十分邻近的地方，但现时却成为一个供市民游泳的泳滩。龙尾滩变成泳滩的过程十分吊诡，先是由大埔区议会以“大埔缺乏泳滩”为由，倡议兴建龙尾人工泳滩。及后，时任特首曾荫权将计划纳入2005-2006年度《施政报告》中的25项优先展开市政工程之一。当民政事务局于2012年向立法会申请拨款，正式动工兴建人工沙滩，便开始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以及反对，侯智恒也是其中一员，“大学有不少成员都表示这个滩并不适合做泳滩，为什么要强行在泥滩上兴建泳滩？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如此坚决，根本是违反生态理论。”

龙尾滩事件堪称“生态灾难”

侯智恒所提及的“违反生态理论”，除了因为它的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外，还有泥滩与沙滩形成的方式。泥滩与沙滩的形成，与海洋的水流相关：海浪接近沿岸的浅层海底时，会涌起海砂和其他海底沉积物，并形成沙滩。当海浪较小的时候，上涌的浪可以移动沙粒，成为沙滩一部份。适中的海浪则会将沙粒涌上岸，或带走沙粒，但基于一般情况下都是移入大于移出，久而久之便会形成沙滩；泥滩的形成方法则不一样，泥滩是在潮间带形成的沿海湿地，意思是海陆交接的地方，潮涨时会被海淹没，潮退时会露出水面，所以泥滩主要由潮汐的沉积物组成。侯智恒认为，将龙尾强行改造成沙滩，经过大台风或大浪后，污泥会渐渐在沙滩聚积，沙滩水底的沉积物就会变成污泥。换言之，人工沙滩根本没办法与自然生成的环境“抗衡”，即使将该地强行变作沙滩，最后也会归于“泥滩”。

此外，政府为了“满足”环保团体的诉求，在2017年进行工程时将七种具保育价值生物迁至汀角东，并将余下生物搬迁到附近海域。环保团体质疑政府的搬迁手法，指出当局搬迁海星时，仅以捞刮器作两厘米的“铲星”，挖土机有机会将藏在泥滩两厘米以下的海星或其他生物压死。

龙尾泳滩开幕后亦可见严重的生态危机——部份被搬迁的海洋生物回流龙尾滩，每逢泳滩潮退时，出现满地海胆的情况，开幕短短五日已录得90宗泳客被海胆或水母刺伤的个案，而且泳客对待海洋生物的态度十分粗暴，“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照片，有些人在滩上拾起一筒筒的海星，又有些小朋友把海星当飞镖把玩。如果（政府）当天觉得这些海洋生物很重要，需要花钱去找顾问的话，为什么今天可以容许市民骚扰那些海洋生物呢？”侯智恒对于政府对待海洋生物的态度感愤怒，认为当初搬迁海洋生物只是一场“大龙凤”，实际上是一个毫不专业、没有原则的举动，“如果你有原则的话，今天看到那么多海洋生物，你应该思考如何保护牠们。”

龙尾滩事件被外界誉为香港一大“生态灾难”，而起因只是大埔区议会称“大埔没有泳滩”，侯智恒认为政府在事件上完全没有充分理由，只称当局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指出市民对泳滩有需求，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理据，“有很多市民的意见指天水围需要医院，上水要有个剧院，为什么政府不去规划？大埔区不够游泳设施，何不建造一个泳池，而要在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建造人工泳滩呢？”

确实，政府处理龙尾滩甚为不当，但到底是哪一个程序出错，才引致这宗悲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