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工程界黄伟信：香港要变，应先变走卢伟国这类议员！

在一片沉闷的立法会功能界别选举论坛当中，工程界出乎意料火花四溅。《香港电台》上周（12月7日）主办的工程界论坛上，在“先礼后兵”环节，挑战者黄伟信送给竞逐连任的经民联主席卢伟国一支接力棒，希望对方及早兑现“传薪火”的竞选承诺，而卢则回赠一张“港青大湾区e道通卡”，冀黄多加认识国家改革；到“自由辩论”，黄伟信火力全开，质疑卢伟国不知前线人员疾苦、未能发挥专业职能、无法客观是是非非，卢则反复批评对方“抹黑”，又不断重提2019年反修例风波的警民冲突；至“总结发言”，连任两届议员的卢伟国重申“求变”，而黄伟信顺势回应道：“香港要变，首先就要变走卢伟国这类议员，希望大家暂时放下颜色纷争、回归工程专业，如果大家什么都不做，香港不会无端端自己变好，我恳求大家投我一票，让香港工程师展现应有水平！”

“我真的挺责怪这样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的不作为和乱作为，造成了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有别于选举论坛上的咄咄逼人，黄伟信早前接受《香港01》专访时感性得多，谈及近期热映人物传记电影《梅艳芳》更数度哽咽，因为他和不少观众一样感慨梅艳芳短短一生就是香港兴衰演变，亦对时空交错和虚实重叠的情节不胜唏嘘——既怀念今天没有任何领袖能像梅艳芳一样凝聚社会同舟共济，又痛心一些懒政怠政的“忠诚废物”未能做好“港人治港”，更羡慕那个年代只要努力就可上位而不忿今天港人生活越来越差，甚至受此鼓舞要承传勤奋拼搏、开拓进取、专业至上、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带领大家挨过这关——“与其任由不会干、不能干、干不成事的议员继续把持议会，为什么不能换成我来做？”

大半年前的黄伟信，并不像今天这般有冲劲。六月底的一天，他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专页转载了梅艳芳的名曲《似水流年》：我的心 / 又似小木船 / 远景不见 / 但仍向著前 / 谁在 / 命里主宰我 / 每天挣扎 / 人海里面。那是1984年中英谈判时期上映、自国家“改革开放”后港人首次到内地拍制的第一出文艺电影《似水流年》的主题曲，透过讲述香港人回乡探亲经历折射对前途问题的困扰和焦虑，而彼时黄伟信只有1周岁。在当下这个香港人再次感到前途迷茫的时刻，38岁的黄伟信有不少亲朋都选择移民，所以一时伤感凭歌寄意：留下只有思念 / 一串串永远缠 / 浩瀚烟波里 / 我怀念 / 怀念往年 / 外貌早改变 / 处境都变 / 情怀未变。

黄伟信不是没有想过离开。2019年反修例风波的爆发、2020年《港区国安法》的出台、以及今年选举制度的修改，他和无数香港人一样，对于社会持续陷入暴力、仇恨、攻讦、不安、徬徨、失落的恶性循环感到相当难过。但比起这些看不到头的痛苦，他更害怕的是，如果就此离乡别井，而有朝一日被女儿问及“曾否为香港做过什么”，他会惭愧得无地自容。于是，去年报名参加立法会工程界选举、曾被标签为该界别“唯一民主派代表”的黄伟信，顶著腹背受敌的巨大压力，在今年立法会选举提名期结束前一天，再次宣布挑战卢伟国。

“议会运作将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和生计，有些人可以因为这一刻的情绪去杯葛选举，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或有意愿就此离开香港，留下来的你们甘心拱手让香港继续被那些‘忠诚废物’玩烂吗？”今天的黄伟信，斗志昂扬，而且矢言秉承回归专业、重建信任、谋划未来三大理念打造议会新气象，“因为我选择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问题，我也希望能有更多像我一样的专业人士都为香港站出来，踊跃加入政府和议会，把不行的人都踢走，才能改善政府施政，让香港变得更好；但如果你选择消极，什么都不做，最终只会迎来更加悲剧的结局。”

之所以求变心切，事源黄伟信实在看不过眼，原本极具历史使命的“港人治港”在过去20多年来沦为“政治酬庸治港”，他们不是将私利凌驾于香港，就是缺乏专业知识和执行能力，导致“香港好像在踱步，好像到了一个瓶颈，无法突破之余还在节节后退”——例如，昔日傲视全球的货柜码头吞吐量早已急跌至第八位，预料将会持续堕后；又如，早于2009年扬言发展六大优势产业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成为“知识型经济”，但至今仍然过度依赖金融和地产两大“老本”——可以说，该维持的维持不住，该推进的推进不了，而该调节的不去调节，该管理的也不去管理，结果苦了香港人，因为薪酬增幅根本追不上疯狂通胀，“以工程师为例，我14年前入行，起薪是1.6万元，但今年入职的只有1.9万元，增幅还不到20%，可是这些年的楼价至少翻了一倍，年轻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了也无法改善生活。”

“最近看电影《梅艳芳》，我非常感触，看到梅艳芳的成长和发迹，其实就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故事，也是香港从崛起到衰退的经历......一开始香港很穷，但社会持续向好发展，大家都看得到希望，对未来也很有憧憬......但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反而会从好变差，很多人要蜗居㓥房，有的要睡在厕所上面，为什么这么荒谬的事情会发生在香港？”黄伟信和很多观众一样，对时空交错和虚实重叠的电影情节感慨万千。

黄伟信产生极大共鸣的一幕是，罹患子宫颈癌末期的梅艳芳在2003年沙士疫情期间坚持筹办抗疫音乐会为香港人打气，却遭到懒政怠政的特区官员以“疫情刚过”和“害怕投诉”为由百般阻挠——他对这种陈腔滥调实在再熟悉不过了：“我平时和政府打交道，就是面对这种嘴脸，那些官员就是这样耍走我的，说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了......我是真的很看不过眼，他们坐在需要为大家解决问题的位置上，却无所用心，不为香港办事！”

电影里，梅艳芳秉持“The show must go on”的坚毅，铿锵有力地驳斥相关官员的畏首畏尾，最终成功争取在跑马地大球场举办1:99音乐会，勉励大家“作为香港人，不会轻易认输”；现实中，这种日积月累的“撞板”经验，同样没有令黄伟信灰心丧志，反而激发他更想进入体制之内、从根本解决香港治理问题的承担和意识，而立法会正是其中一个突破口。

“我真的挺责怪像卢伟国这样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的不作为和乱作为，造成了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毫无疑问，立法会功能组别工程界议席成了黄伟信的不二之选——

他本身就是土木工程师，向来以专业、理性、客观、科学作为价值支撑，又以实事求是作为处事态度，深信工程师的天然使命就是建设美好社会、改善市民生活、提高城市效率，他不能辜负天职，也不想愧对后代；

他曾获香港工程师学会颁发“杰出青年工程师”殊荣，过去十多年亲身参与香港大大小小工程项目，从多条铁路和道路建设，到沙中线专家调查，再到2030+规划策略，都把官僚弊端看在眼里，亦对业界困局了如指掌，而且不断从中反思问题本质、探索不同解决方案；

他一直关心社会发展和议会表现，但经过多年对工程界代表卢伟国的观察，有感对方不但基于政治立场无法客观是是非非，而且碍于身份背景早就与前线脱节，面对诸多重大议题时更加未能秉承专业发挥工程职能——例如三年前沙中线爆发沉降丑闻，卢伟国既没就此向政府反映业界人手不足，又没及时向传媒详细解答沉降问题，更没严厉督促政府必须就事故问责，种种行径已令工程师专业独立的形象受损，无异于那些单纯以政治挂帅的政客。

“我想，与其任由一些不会干、不能干、干不成事的议员继续把持议会，为什么不能换成我来做？”黄伟信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有一种“强者为尊应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气魄。

翻查立法会工程界资料，当中有10756名登记选民，全是有权在香港工程师学会表决的注册工程师。曾任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卢伟国，自2012年起出任该界别议会代表，当年他在只有9172名登记选民的情况下，挑战已经连任四届议员的何钟泰，结果以2811票、41.46%的得票率成功晋身议会；至2016年立法会选举，选民人数只是稍微增加至9406人，但卢伟国的支持大幅上升至3906票，得票率达到55.47%，可见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完全不获认同。再者，工程师行业向来讲究论资排辈，而这1万多名登记选民的平均年龄高达54至55岁，年仅38岁的黄伟信可能只是他们眼中的“小朋友”，他到底是哪来的信心和底气去说服大家投他一票？

“其实，年龄反而是我的一大优势。”黄伟信相当淡定地娓娓道来。

从世界趋势来看，各地政要和各行领袖都有年轻化的趋势，例如4年前马克龙就是以39岁之龄当选法国总统，而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就任时也不过43岁，“我虽然只有38岁，但正是当打之年，有足够冲劲和体力应付议会繁重工作”；

从行业前景而言，工程界亟需全面迈向数码化，才能更好地引领社会发展，“年轻人相对长辈总是比较容易接纳或开创新鲜事物，也更能够灵活地把新兴技术运用于工程操作当中”——例如卢伟国和黄伟信同样提倡尽快展开“第四次整体运输研究（CTS）”，但前者只是重申需要结合土地、房屋、经济、人口以扩大交通网络及基建配套容量等等基本方向，而后者则从未来城市的多重面向著手，建议政府必先掌握共享经济、在家工作模式、智能及健康生活、通讯科技革新、无人驾驶发展等等未来趋势，再结合大数据深入研究如何透过V2V（车对车）、V2I（车对道路基础建设）以及精准导航等技术，全面整合研究多时的三隧分流、电子道路收费、第四条过海隧道、汽车共享、电动汽车等等项目，真正打造智能出行；

在职业特性方面，“工程师”本就基于不同科学知识分为不同专业工种，光是香港工程师学会辖下就有约20个分部，而卢伟国专于机械工程和工业工程，在工业蓬勃的1970至1980年代尤其吃香，但如今日渐式微，黄伟信则属学科领域和应用范畴更加广泛的土木工程，从房屋建造、交通运输、城市规划到可持续发展都有所涉猎，“随著明日大屿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香港不但迎来基建大潮，还有整座城市的更新再造，不管他有多资深，我都比他更加具备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更加符合时代需要，更加够带领业界发展、推动香港持续进步。”

“我不是歧视个别工种，但术业有专攻，有些职位的确有所专业要求，作为业界的议会代表，更有责任运用工程知识贡献香港，而不是被政治凌驾科学。”黄伟信取胜的关键，在于能否动员更多基层和中层工程师出来投票，尽管目前选举气氛低迷，但他仍然相信，工程师有别于一般市民，较少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会更愿意尽力履行选民责任，也更愿意实事求是地比较具体政纲和执行能力，也“只要大家花些时间了解一下，就会知道谁更适合成为业界代表、更能为香港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是能够深刻认识到底面对什么问题。卢伟国自我标榜的其中一样政绩，是近年为工程业界“成功争取”3000多亿元工程量，但在黄伟信看来，这种“成功”过于偶然和短视，而且完全无视工程业界当前非常严重的招标制度僵化和中层断层问题——当然，这种缺乏战略规划的被动政策思维，并非卢伟国一人独有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传统政治精英以往都主张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全都忽视特区政府的存在意义和治理作用：

首先，特区政府向来欠缺长远工程规划，无法及早因应可预见的发展平均分配未来一段时间的工程量，更加未能因而要求大学未雨绸缪调整工程学额，结果，业界往往只能望天打卦，要随不同经济周期面对“饱死”或“饿死”的问题——例如2002年香港经济衰退，基建投入大幅减少，往后数年都有近半刚刚毕业的工程师无奈转行投身金融，为日后中层断层埋下伏线；到了2007年，当时任特首曾荫权提出“十大基建计划”，把大量工程压缩在未来数年落成，但根本没有足够人手应付，结果难免影响工程质量、甚至延期完工；

其次，招标制度非常落后，过度执著于所谓“公平竞争原则”，入场甚或中标门槛基本上向国际机构倾斜，变相限制本地承建商的发展机会，“可以说，港府的确很公平地对待所有竞争者，其实是对自己人的不公平，当本地企业并不具备竞争优势，有再多的工程量也难以在最大程度上令整个业界受惠，但参考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早已立法保障自己人优先”；

最后，私营市场和政府聘用工程师的薪酬差距过大，例如一名具备六至七年经验的特许工程师，月薪大约4万多元，但若能受聘政府，起薪已有7.1万元，及后还有两万元房屋津贴，直接导致市场失去竞争能力，“尤其是在中层断裂和基建发展蓬勃的当下，较具经验和能力的工程师与其日挨夜挨，情愿加入政府，薪酬福利好很多，而且不用这么辛苦”。

黄伟信就此提出，政府应该根据《香港2030+：跨越2030 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和《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制定更加系统而具体的《香港2050规划蓝图》，为各项工程提供发展时间表，借此稳定每年基建量，再因应所需人手提早调整教育资源、培养适量人才、防止资源错配；同时，亦要全面检视现行政府工程招标制度，适量地为本地承建商加分甚至提供支援，从而提升本港工程界的竞争力，更加有助提高整体工程质量水平；另外，也要考虑如何收窄业界和政府工程师的薪酬差距。

“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但我们的业界代表并没有致力鞭策政府改善，而整个立法会里面，不管哪个阵营人士，也没什么人认真探究香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懂得人云亦云、叫叫口号。”黄伟信以土地问题为例，指很多候选人都提倡加快土地开发流程，但欠缺具体理据支撑，一旦进入议会很容易就被相关官员耍走，“但我不一样，我参与过不少政府项目，熟悉整个新发展区及新市镇的开发流程，也知道在哪些阶段可以怎样合并研究、缩短时间、提升效率，亦具备足够工程知识向那些官员据理力争，甚至反过来教懂他们把整个工程从原有的15至18年缩短一半......其他人不懂我不怪他们，但为什么连工程界的资深前辈也不懂？”

这么听起来，香港应该换走的，不只是唯唯诺诺的议员，还有庸庸碌碌的官员。对此，黄伟信不抗拒加入政府，也不排除为香港担当大任：“现阶段我比较擅长工程范畴，也不是很懂政治的人，但我喜欢凝聚共识、解决问题，如果给我机会，让我在立法会训练十年八载，我觉得我有机会选特首！”

如果要当下的黄伟信再次凭歌寄意的话，那或许是梅艳芳的《飞跃舞台》吧。同样发行于1984年，但形象上一改累赘老气，变得既硬朗又现代，勇敢向旧乐坛发起挑战：在台上我觅理想。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其他候选名单，请参阅香港01选举网站。

撰文：香港01首席记者黄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