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真正选择权利的话 谁会想躺平？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11月撰文批评“躺平主义”鼓吹消极心态，容易令人萎靡不振，长远窒碍社会进步，社会贤达亦当仁不让，例如负责编订课程架构的课程发展议会价值观教育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学校长邹秉恩就指，近年接连有学生轻生，主要是因为学生自我价值不足，他们轻视个人价值，怀有侥幸心态，好逸恶劳，出现“躺平主义”；相比之下，邹自己经历过工商业起飞发展时期，认为勤劳、奋发向上是必须持守的价值观，所以有必要向年轻人重新灌输“勤劳”的思想。

然而，当“勤劳”被视作“躺平”的对立价值观，似乎就突显出对于“躺平”存在误解。“躺平”其实是应对社会及身边人压力的方法，当中主张人可以选择不生育及过低物欲生活，出发点则为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用多出的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

就香港而言，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庞大制造业，需要大量人手，同时经济急速发展，劳动人口真正可以做到多劳多得。九十年代，香港经历第二次经济转型，金融、商业和服务业增长，弥补了制造业的没落，而往后的发展亦是侧重于商业及服务业。

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国家的角色缓缓退场，工会的力量削弱，企业私有化程度提高，社会福利制度减弱，无论是经济实体还是个人，将绝大部份选择诉诸市场，似乎有了更多的“自由”，因此我们需要做很多选择，但我们拥有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只是消费的自由，却缺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