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选举2021．专访 | 科创界候选人吴池力：科研人闯政坛

“那个项目能做成，我就已经发达了，哪还需要来选立法会议员？”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功能组别科技创新界候选人、香港科技大学副研究员吴池力谈起自己的环保科技公司，开了个玩笑。

他口中的项目，是与香港某巴士公司合作建设四千套环保供电系统，令无法接驳电力的站台也能利用太阳能或风力供能，再运用物联网技术传输巴士实时运行位置和时间。无奈的是，项目试点前夕，修例风波爆发，智慧灯柱成为示威者的攻击目标，巴士公司因担心社会反应也将合作搁置。

时也运也，2019年的修例风波关上了吴池力致富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政治改革却推开了他从政的“窗户”。“如果是以往的情况，我肯定是不敢出来选的，会怕。”吴池力坦言，完善选举制度后，候选人得以回归政纲本身，“想著如何去帮香港发展，去帮科技创新行业发展”，他于是勇敢报名参选。

界别从“IT”变“TI”
范畴阔了，选民少了

吴池力所参选的科技创新界，前身为资讯科技界，吴笑言是从“IT”变为“TI”（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科技创新），拓阔了选民界别，纳入了大学科研平台和专业机构，也拓阔了科技内涵，“除了资讯科技以外，还有像生物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等很多不同的方向，这次就包含在内了。”

尽管如此，科技创新界却也成了选民人数最少的一个组别，由原本的11,082个选民（包括375张团体票和10,707张个人票），减少至只有73个登记团体选民。在小而专的界别中，吴池力与慧科资本董事、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之间的竞逐也不受普罗大众关注。

当记者问及吴池力如何评价对手时，他谦卑地回应：“他是位优秀的科技投资人，拥有多年国际投资的经验。创投固然重要，但现在科创行业才刚起步，更重要的是做好前面的基础研究、产业化研究和科创企业发展。”尔后，他补了一句，“我还是更合适未来香港科创界发展。”

泉州来港15载
手握47项专利

“合适”，是吴池力在整场访问中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从经历而言，吴池力在香港科技创新产业的各个位置都所参与，积累了一线经验。他自2006年从福建泉州来港攻读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到201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从事科研工作，先后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助理教授、研究中心经理、研发部总监。在基础研究方面，他手握著47项专利。在应用研究方面，他将研发基础孵化成了两间科技初创公司。

吴池力亦介绍，科技大学绿色建筑及环境研发部下有五个研究中心和几十个教授，“他们跟香港企业、内地企业、两地政府的一些合作，都是我在帮忙协调，所以我非常熟悉香港和内地的业界”。

经验固然是一部分，但吴池力作为一位初涉政坛的“素人”，更强调科研经验所造就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擅长学习和创新
自信“年轻”是优势

“不瞒你说，我最近才刚做爸爸。我去报名参选的时候，孩子刚好满月。”吴池力谈起家庭新成员，脸上露出笑容，“我现在要做新手爸爸，之后可能会做新手议员，这当中很多都是要去学的。”没有谁天生就懂得做议员，吴池力相信，只要他能秉持一路走来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能力，就能做好议员。而他研发科技，创立两间企业的过程，则培养了很强的创新思维能力。

吴池力认为，这两大能力对于科技创新界议员尤为重要，因香港过去有很多束缚这一界别发展的问题，需要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去“打破”。现年37岁的他又补充，“年轻”也是他的资本之一，皆因科技创业者大多都是他的同龄人，共享同一套思维逻辑、问题视角，将有助他更深入了解业界所需，以此监督和问责政府，“这也是我未来希望带进议会的东西”。

“我这次的政纲叫‘真科创’，希望未来能督促政府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提出真正的科创政策，而不是流于表面、做了却没有实际效果的东西。”吴池力总结道。

内部观察总结教训
四大方向推动“真科创”

围绕著“真科创”，吴池力的政纲谈及四个“真方向”：真投入、真汇才、真接地和真机遇。四大方向的提出，是基于吴池力在香港科技创新界“摸爬滚打”十多年的内部者观察和思考。

“真投入”，针对的是香港科创投入力度不足的问题。吴池力引用2019年数据，香港政府在2019年的科技创新投入为263亿元，占GDP的0.93%，而新加坡的科技投入则占GDP的1.84%，邻居深圳的投入更是2%以上。“我们在基础研究上就没有大量的投入，而这实际上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最基础的一步。”科研投入的长期落后，到了每个科研人才的头上，便是“项目资助不足”和“年轻教授申请难”的现象。除此之外，他还为这一数字定下KPI，若能进入议席，他将会建议提高科研投入，“同比增长20%，2025年增至500亿”。

而如今仅20亿元的创科创投基金，吴池力也希望能争取增加到100亿元。“100亿元其实不是很多。”吴池力引用近期的一份统计，目前共有18间具有“香港基因”的独角兽企业，即10亿美元、80亿港元估值左右的初创。吴推演，假设政府仅为每间企业提供1亿元的扶持，20亿根本不足以支持太多初创，“更何况我们要培育一些龙头企业，让香港科创界有‘榜样’，如果只投那么少，效果完全没有达到。”

吴池力又拿新加坡和深圳作比较。新加坡的特点是“广”，由新加坡政府持有、运营的淡马锡基金不止投资本地科创，也投资国际科技企业，为财政收入“开源”。深圳的特点则是“多”，科创基金投出的金额已逾三千亿元（人民币），“20亿元，说出去真是被人笑死”。

与此同时，吴池力也注意到申请资金中的行政障碍。他以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TSSSU）为例，且不论该计划需经严格遴选，拿到资助的创业团队只是凤毛麟角。当中的资助更是需要团队先行垫付，事后再审计报销。“如果有创业热情却没有经济条件的团队就会被拒之门外。”

面对这一座座压在科技创新人才上的大山，吴池力还提出加快审批流程、放宽申报项目、成立产业化基金，争取内地科研经费来港等优化行政的政策方向。

香港有人有才独欠人才

“香港有人，也有才，但却没有‘人才’。”吴池力在谈到第二个方向“真汇才”时说，据他观察，各大专院校本科学生中，本地学生占八成，但在硕士和博士学生中，本地学生仅占了两成，可见本地学生对从事科研工作、继续深造的意愿不足。

在外地学生方面，而香港虽然吸引了不少海内外的高学历人士来港，却因为香港人才政策的滞后与低效，并不能成功挽留他们。“每年大概有两万名学生来港读书，但留在香港的却只有不到一半。”吴池力感叹，香港应为国际科技人才提供税务、保险、出行、住宿补贴及工作居留政策，以吸引人才，也可以通过增加科技人才引进配额、拓宽优秀人才引进名额，来解人才流失之痛。

“优秀人才引进计划面向的都是有多年工作经验，在业界有很强联系的人，我们可以吸引他们来港，在这里快速建立一个优秀的科创企业，打造科创环境生态系统。”吴也建议，可以为国际科创团队来港落地提供税务优惠及办公空间。

在本地学生方面，本地年轻人向来对金融及专业人士行业“趋之若鹜”，而对科技行业的“避之不及”。吴池力坦承，“哪个行业薪水高，大家肯定是喜欢去哪一个行业的。”但他强调，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工程师待遇其实非常高，所以更应把香港的科技创新行业的发展起来，让更多人在行业中拿到高薪资、培养更多估值高的独角兽企业，才能吸引年轻人来到这个行业。此外，他认为科技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业，而是企业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方式，故建议可以通过加强专业在职培训的方式，解决企业科技人才短缺的问题。

大学欠缺科技转化激励机制

第三个方向“真接地”，则是针对学界、业界都反复提起、未见改善的“香港科研成果转化难”问题。吴便从他在高校十多年的工作观察，总结出深层成因：“高校没有充分建立科技转化激励机制。”于是，教授一味去做研究、发论文、上堂，却忽视了与业界对接，忽视了去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科技痛点。

吴以自己作为例子，“我真是‘出道即巅峰’！”他感慨，“我毕业就是副研究员，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去竞选的title（头衔）依然是副研究员。”他表示，“教授”的职业头衔的评估体系依然以论文为主，反而应用研究人员在大学中并没有完整的职业道路，其一直从事的科技创新工作、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在申请教职上不具备认受性。

但他也表示，高校正在改变，例如科技大学近年在教授的绩效评估里增加了科研成果转化的相关指标。

另一方面，长久历史所形成的高校管治制度并不利于应用转化。例如专利政策，教授研发专利的所有权属于大学，若要与企业合作也需经过学校审批，从而导致应用研发又遇到不少行政阻碍，“我们应该松绑这些专利政策”。

以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为例，他是世界知名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的创始人汪滔的导师。汪滔彼时在深圳创业，一时陷入低谷期，而李泽湘不止出面为汪滔引荐技术人才，还亲自“下海”注资，介绍投资人，才造就了大疆这间估值过千亿元（人民币）的独角兽。如今，李泽湘另一头衔便是大疆创新的董事长。

“你知道吗？18间有‘香港基因’的独角兽，有四家都跟李泽湘有关系。”吴池力说道，“我们要造就更多‘李泽湘’这样的榜样，才能激励教授们投入到应用研究，也能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其他界别候选人请参阅香港01选举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