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都会区．专访｜李小加的深度思考：“一港两制”的变与不变

“你们肯定觉得我莫名其妙，怎么突然出来讲这些问题？”——香港交易所前行政总裁兼全国政协委员李小加日前提出以“一港两制”概念发展“北部都会区”引起政圈热议，有人担心吸纳内地一制或会逐渐改变香港一制，也有人猜想李小加有意转轨弃商从政；他事后接受《香港01》专访，形容自己是个“无事一身轻”的普通香港人，只是有感每逢香港讨论发展路径总会陷入“变与不变”的对立，也担心现有治理机制和执行逻辑未必适用于新兴发展区域，所以借用“一国两制”思考框架抛砖引玉，希望香港能在毫不违背“程序正义”之下拥抱“创新制度”而不是“抗拒进步”，“国家和世界，谁好我们就向谁学习，但并不会因而迷失我们自己”。李小加重申，“一港两制”的关键命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变”，而是社会各界都该突破旧有框架、认清发展前景，重新思考“如何应变”——什么是完全不能逾越的底线，什么又是必须与时俱进并且加以破除的藩篱。

特首林郑月娥10月初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时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除了建制阵营昙花一现的大加赞许之外，现正进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并没有太多讨论，普罗大众更是几乎无感。面对这道冷锋，去年底卸任港交所行政总裁一职的李小加，突然扔出一束火把——提倡沿用“一港两制”概念发展“北部都会区”，制定一部有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北部特区法》，从而摒弃以往那些严重影响生产动力和制约资源配置的不合时宜制度，并且适度吸纳包括内地优良政策的优越机制——瞬间就令社会的讨论热闹了起来。

当中不少人认同因循旧法难免拖累发展步伐，但也有人担心照搬内地一制或会逐渐改变香港一制、造成南北分裂，甚至有人猜想过去相当低调的李小加突然开腔，可能有意弃商从政。

“难道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人，就不能关心一下香港的未来？很多热爱香港、对香港有想法的人，其实并不一定都想着去做官。”李小加日前接受《香港01》专访，形容自己是个“无事一身轻”的普通香港市民，对外界的各种猜想一笑置之。而他之所以罕有就香港问题发声，其实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有感每逢香港讨论发展路径，社会总会陷入“变与不变”的二元对立，觉得相当可惜；其次，认为“北部都会区”绝对是能够重新撬动香港发展引擎的改革良机，但担心现有治理机制和执行逻辑未必适用于新兴发展区域，反而坏了好事。

于是，李小加认真梳理了“抗拒变化”的深层原因，也重新思考了“一国两制”的存在意义，想为香港拆局、破局。

在李小加看来，“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具备两大核心功能——从“横向”看，就像连线中外的“转换器”，既实行与发达经济体并轨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当中起了极其强大的协助和拉动作用，又是国家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重视法治精神，保持司法独立，讲究程序正义，深得世界信任；从“纵向”看，则关乎香港内部治理机制的表现，涵盖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展规划、民生状况、民意反应、与周边地区竞合关系等等范畴，而近年鉴于社会矛盾突显且深圳经济高速崛起，香港也不得不积极开拓内地市场腹地，才能创造全新动能，再借此解决自身困局。

可是，就在香港开始透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纵向”功能的同时，社会随之出现一种反对论述，担心“融入”将会危及“横向”功能，令“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香港往往处于这两种论述当中，说得好像只要‘融入’就会变成‘一制’、如果坚持‘两制’就绝对不能‘融入’，但仔细想想的话，就会发现‘横向’和‘纵向’目标之间根本没有内在矛盾，反而能够有机互动，让香港继续扮演有利于国家和世界的重要角色；可是，它们却被人为预设的思想框架拴住了手脚，很不应该地对立了起来。”撇开政治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二元思维”不说，李小加观察到“对立”背后存在两种现象——一是过于尊重“程序正义”，结果对新兴事物产生莫名的抵制和恐惧；二是抵制和恐惧的结果不但导致想做事的人备受制肘，而且给了不想做事的人一个完美借口，得以站在“道德高地”合理化自己的不作为，活生生地把自己从制度的主人当成制度的奴隶，忘却制度的产生就是该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最终影响的仍是香港整体发展利益。

李小加一直很想为香港解开这种人为制造的“不可能的任务”，让其“横向”和“纵向”功能都可得到充份发挥。直到两个月前，占全港面积近三分一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面世，不但给了香港未来一种新的可能——例如创建与维港中心并驾齐驱的“中央商业区”，扭转居职严重失衡，纾缓南北通勤压力，强化居住、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供应，进一步提升香港人的生活品质等等，而且启发了李小加的解难思路，“看看在变与不变的两极之间，能不能找到一个调和的空间，学习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我们也来个‘一港两制’、搞个‘特区中的特区’。”

对于熟悉国家发展和改革历程的人来说，这种在特殊领域采取特殊政策的实事求是做法，并不难理解；但不少香港人乍听之下，其实不太容易消化，甚至引发了一些遐想和恐惧——例如在发展思路上，会无可避免地把“一港两制”放在“一国两制”的对立面；又如在执行层面上，会相对片面地把“一港两制”理解为“在香港同时实行香港一制和内地一制”，然后把“特区中的特区”简化成充满区隔意味的地域，甚至误以为“北部都会区”或会变成“内地经济特区”，却不明白所谓“特区”明明具备“解放思想”和“改革治理”的双重意义。

已经来港工作至少10年的李小加，很能够理解普遍香港人的不理解，也没有责怪任何人对他的断章取义，而是反复推演，想给大家一个清楚的解释。他重申，之所以提出“一港两制”，是冀社会积聚讨论“北部都会区”如何发展的注意力，从而突破旧有思考框架，认清未来发展前景，而不是要提倡生搬硬套某种制度。他就此补充三种思考维度：

第一，“一国两制”和“一港两制”有何相同逻辑？从“一国两制”本身的辩证统一来看，“当中的‘两’制并非单纯的数字概念，而是在‘一国’框架底下，相对于‘一’之外的多种制度，本来就存在很大的创造空间”；同理之下的“一港两制”，同样具备一定的制度弹性，当中可以借鉴内地优良制度取长补短，但并不仅限于向内地偷师，同时也会继续拥抱世界，“国家和世界，谁好我们就向谁学习，但并不会因而迷失我们自己。”

第二，“一国两制”和“一港两制”之间有何分别？“一国两制”是创建在物理边界、法律边界、政治边界和经济边界之上的两大制度，而“一港两制”涉及的只是治理模式和执行逻辑的改变，以“有效政府”结合“有效市场”，绝不牵涉政治体制或者资本主义的变更，“简单来说，从物理上看仍然是一个香港，但在土地征收、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等层面，就会沿用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管理。”

第三，为何需要区别对待南北香港？从上述“一国两制”的核心功能来看，南北香港两个发展区域可以很好地分担“横向”和“纵向”的核心功能，即“南香港”继续追求极之严谨的“程序正义”、继续维持现有庞大利益格局、继续取得国际社会高度信任，而“北香港”则着力透过新兴发展模式提升本地治理品质，“但绝对不是说我们需要就此摒弃‘程序正义’，而是必须在维护这一核心价值的原则之下，因应‘北部都会区’与别不同的发展条件，例如并未释放的土地潜力、尚未错综的利益格局、更高要求的公平正义等等，重新检视哪些规则早就不合时宜，继而给它拆墙松绑，好让它提高生产效率、开拓更大空间价值。”再者，若不加以区分的话，有可能会把好的制度改坏，倒不如把改革范围缩小到某个框架当中进行尝试。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确实没有需要改变，但今天已经出现两种变化，导致香港需要认真思变。”李小加所指的“两种变化”，也是香港不得不作出决策的两大问题——

首先，香港人口容量已经远远超出原有制度的负载能力，其中低收入人口增长比高收入人口增长快得多，但用以支撑基层生计的制造业却在慢慢消逝，导致这个阶层的向上流动陷入停滞，但整个社会又很难一下子大规模重整分配机制，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层和精英所面对的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那么，我们是否要弃那部份基层市民于不顾？

其次，新界北部长年疏于开发，尤其是与深圳交界的边境地区更是荒芜，但在一河之隔的南山和前海等地早已遍地黄金，那么，我们是否仍然坚决与之保持距离、是否仍不抓紧时间创建全新竞合关系、是否仍不思索应该如何加速转换腹地价值以尽快解决本地问题？

如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继续纠缠“要不要变”，或者不去想方设法“加快应变”，“否则长此以往、相互僵持，几乎是对后人的不负责任。”

“我很着急。‘北部都会区’概念这么好，别一下子又给争议没了，而且一定要用新的方法去发展，否则我们再干50年也什么都干不成。”李小加强调，“一港两制”的关键命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变”而是“如何应变”，所以社会各界不妨积极思考什么是完全不能逾越的底线，什么又是必须与时俱进并且加以破除的藩篱，“所以，在变与不变之间，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我们最想解决的问题，而我们准备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条件、能够从中换取哪些合理收益、什么东西又是绝对不能改变？”

至于具体而言应该“如何思变”，李小加没有给出详细方案，而是提出三大基本原则，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引发社会各界深化讨论。

第一，理性分辨当中的真假议题，例如有些讨论担心一旦引进部份内地优良机制就会导致香港全面内地化，可能是种脱离现实基础的过度想像。第二，香港确实出现一些发展问题，但并不代表必须推倒重来，也还不至于要全面交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规划发展，但立法机关、特区政府和公务员团队必须积极表现治理承担。第三，香港海洋法系有别于大陆法系，两者立法逻辑沿用“黑名单制”和“白名单制”，“黑名单是指只要这件事情没有被禁止不能做，基本上你都可以做了再说，等到出了问题再加以限制；白名单则先订好什么事情可以做，如果不在名单上面，一般都不太容易做得成”，而就算是“北部都会区”内的《北部特区法》也应该继续沿用海洋法系的黑名单制，才能有效鼓励创新。

李小加补充，如果说“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是中外之间的“转换器”，那么，乘着“双循环”策略优势，“一港两制”之下的“北香港”和“南香港”就更有潜力扮演“香港和内地”乃至“内地和世界”之间的“转换器”。因为国家若想成为真正影响全球发展的经济体，就意味着内地标准和世界标准必须互融互通、互相相容，而“北香港”能够借助“内循环”的内需扩容和消费升级，适度与内地标准对接，从而扩大市场和产业基础，“南香港”则可在“外循环”当中充当国家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前锋角色，既帮助内地企业的国际业务达致国际化，也帮助内地企业的国内业务达致国际化，更帮助国家参与厘定全新一套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

“当你认真地思考了你的选项，你就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路可以走，或者清楚自己为何无路可走，继而就要带领市民作出选择。”李小加坦言，凡事都要平衡香港整体的成本和利益，而社会出现争议本是无可厚非，但特区政府不能陷在争论当中犹豫不决，“就像新冠病毒疫情衍生的通关问题一样，你到底是想优先和内地通关，还是想和世界通关，总该好好权衡轻重，再尝试说服反对一方，这样起码有另一方人是支持你的，你就不会永远站在市民的对立面。”

李小加在现届立法会选举当中提名两名候选人，分别是参加选委会界别的盛智文，新界北直选的香港新方向张欣宇。其他同界别候选人名单请参阅香港01选举网站。

撰文者是香港01首席记者黄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