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新方向张欣宇出战新界北——小人物，不甘心，求改变

“我不甘心整天听到‘香港已死’或者‘香港已经沦为三线城市’，我更加不甘心我们部份年轻人不再以香港为荣。面对这样的前景，我就是不甘心！”——说这番话的，如果是两年前那些矢志“光复香港”的年轻人，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会争相转载，感慨有人说出心声；然而，当知道它出自“港漂”政团香港新方向立法会新界北直选代表张欣宇日前发表的竞选宣言，可能有不少人会马上压下心中的共鸣，然后摆出一副事不关己、毫不在意的样子。

不过，无论大家是有感或无感，张欣宇都会继续“去马”。就像当年“831太子站事件”发生之后，作为港铁现场总指挥的他不断努力澄清当晚没有死人的事实，期间也一度被怀疑、被起底、被公审，甚至被劝喻“澄清事实并不是小人物的责任”；幸而，最后总算有些人回心转意。两年后的今天，张欣宇同样被劝说“参与政治、创造未来也不是小人物的责任”，但他就是不信邪，就是相信总会有人愿意相信他们这群小人物希望“香港变好”的诚意。

感谢香港给予太多
感慨港人互相伤害

“我祖籍上海，在深圳长大，在香港读书、工作、成家、育儿。不论走到哪里，我都觉得自己就是香港人，我也很以这个身份为荣，有一万个理由希望香港变得更好。”张欣宇日前接受《香港01》专访，一再强调香港这座城市给予他的太多太多——工程知识、专业身份、国际荣耀、稳定工作、幸福家庭、价值信念——他没有理由不站出来为这头家做些对的事情，尤其是当很多人已然灰心丧志、远走他乡，他越是心痛，就越想恳请大家不要放弃。

什么是“对的事情”？又可以怎样令香港“变得更好”？张欣宇反过来回答：“不管什么阵营，相信大家都有同感香港正处于不好的状态，其中一个最深刻的不好，是明明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日常也有很多交集、互相需要，但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把另一部分人当成香港人。尤其是两年前社会撕裂得最严重，大家甚至不当对方是人。这实在太令人难过了。”

张欣宇的难过情绪，既简单又复杂。那时候“黄丝”、“蓝丝”动辄喊打喊杀，而像张欣宇那样根本难以简单被颜色定义的人，只能无奈地被夹在中间，有时甚至会无故卷入漩涡，变得“两边不是人”。一方面，他很为人们基于对这片土地的感情而积极参与推动改变所感动，“因为如果大家变得冷漠，不再关心社会和未来，那么这个城市就真的玩完了”；但另一方面，他又很为一些人所选择的激进路径和破坏方式感到痛心，会不断反思很多很不符合当下政治主流观点的问题，比如“大家心中觉得应该打破某个假想敌，是否一个错误的判断”，又如“大家所诉求的民主解决方式，是否反而不太民主，甚至自相矛盾，经不起验证”——凡此种种，他都感到很可惜，“大多数人动机明明是好的，但最后变相自己打自己。”

最令张欣宇难过的，是连绵数月的折腾过后，“其实大家都输，社会并没有因而向前，香港也没有变得更好”，因为那些“民主斗士”念兹在兹的“时代革命”不但没有出现，反而导致很多被民粹主义牵著鼻子走的政治人物堕入法网，也破坏了本来就荆棘满途的央港互信；可是，尽管香港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缠绕社会命脉的深层次矛盾却越发凸显，因为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早已停滞不前，而用以调适资源不公的分配机制也早就失效——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话来说，是社会发展的“饼”既做不大又分不好，结果，最有迫切需要的人得不到最适切的帮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也过得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营营役役、苦苦生存。

分配不公是耻辱
自生自灭太荒谬

“一个这么繁荣的国际都市，怎么可以允许这些不公造成的不堪情况继续存在？这实在是一种耻辱！而我们并不是真的没有资源、没有土地、没有人才，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府竟然允许这些问题继续存在，这真的是一种耻辱！”作为3个小朋友的爸爸，33岁的张欣宇对于目前至少有5万名儿童居住在厕所和厨房处于同一空间的㓥房里面，始终无法释怀，因为他深信这一代人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下一代人的美好生活，而生活环境的恶劣和居无定所的状态难免影响㓥房儿童的身心健康，“你总不能说是他们想要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所以自己选择住在里面吧？这个说法既不合理，又不负责任，简直是自欺欺人！”

张欣宇没有特别点名批评任何人，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回应的是特首林郑月娥早前表示“㓥房冇乜问题，每个人住什么单位都是个人选择，有些年轻人为了更多私隐就会选择㓥房”的荒谬说法。他坦言，自己的确是某些人口中“有所选择”的年轻人——父母都是中学数学老师，所以从小到大总算不愁吃穿；当年在香港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毕业后，又马上获曾经实习的港铁公司聘请为见习工程师，薪酬福利不俗，确实能够为了享有更多私人空间而自主选择独立住房——然而，那些年租金早已贵得惊人，一个200多平方呎的深水埗单位每月也要花费至少一半薪金，计及其他日常开销之后，他也是个“月光族”。

“你想想，我在大公司里有一份稳定工作，生活还算好一点，但其他人怎么办呢？你怎么能够用个别的、少数的例子，去合理化非常扭曲且不人道的㓥房现象？”有别于不少政府官员和政党精英都会谈及自己曾于居于㓥房的经历以建立一种对于基层群体“感同身受”的形象，然后习惯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由合理化贫穷和不公的存在，张欣宇承认自己不是苦不堪言的一群，但他并没有对弱势苦况习以为常，反而认为不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这种同理心，一来或许源于他是共情能力很强的双鱼座，二来因为他每天的工作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社会。“大富大贵的人不会搭地铁，我们面对的就是普通人，大家都在为两餐奔波，面对这样那样的生活难题。”张欣宇现任港铁公司车站事务经理，负责观塘线及荃湾线的车务和车站运作，有很多机会和乘客聊天，“每次一聊就一个多小时，本来是一件投诉车站的小事，但聊开了就会跟我分享对社会的看法，这让我明白大家在关心什么，又是什么东西让大家产生某种观点和立场”；另外，他直接领导超过1400名前线人员团队的经验也加固了他对别人的关心，“如果当中有400人遇到困难，我们总不可能任由他们自己面对，而是会想办法帮助他们，才能够维持团队的正常运作，为数以百万计香港人提供服务。”

民主民生互不矛盾
不蓝不黄聚焦治理

“但这种最为基本的原则，特区政府好像总是考虑得不多，社会当中也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对很多问题的本质甚至看得不是很清楚。”张欣宇有著“土木工程师”的“职业病”，习惯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视角去看待不同议题，但当对香港社会问题了解得越多，就越是对很多讨论感到困惑。

例如，社会不是未曾设法解决各种民生困境，但会很单纯地相信“民主选举”就是灵丹妙药，甚至形成一种对立思维，认为其他制度必然就是差劣的、邪恶的，以为追求经济发展就是市侩的、铜臭的，更会主张为“民主”而牺牲“民生”、为“选举”而不谈“政策”，“但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保障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不少香港人却身陷意识形态的迷障，也跳不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无法真正对应问题，认知困境表露无遗。当然，这并不代表香港人不应该追求“民主选举”——事实上，张欣宇和很多人一样，从2014年占领行动开始关心香港政治，也很向往更大程度和更高品质的民主参与，可惜当年的政改方案在大部分建制派议员没有投票的情况下被泛民主派以大比数否决，“我开始去想，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最后会变成一场闹剧？为什么这么有影响力的立法会议员，竟然是这样的质素？为什么大家会消极地抗拒‘袋住先’，而不是积极地勇敢地‘行一步先’？”直到2019年爆发反修例风波，他的诸多疑问有了更清晰的解答。

“真的是时候改变了！”当时带著对社会撕裂的难过和前景黯淡的忧心，张欣宇加入不同社交群组，一开始只是“围炉取暖”，而聊著聊著，发现仍有很多像他一样“不蓝不黄”的同路人，于是慢慢集结他们，并和同是“港漂”的刘畅及王宇一起创立“香港新方向”。时至今日，这个组织已经拥有200多名成员，当中还有不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老行尊盛赞诚恳而清新
重量级选委提名又提点

有别于其他政团过度聚焦虚无飘渺的政治迷思，这个无资金、无资源、无背景的“三无”政团主打的是实事求是的政策倡议——先以“三个维度和一个基本”作为价值支撑，即以“香港是我们的香港、中国的香港、世界的香港”三个维度理解“一国两制”，并以“以民为本”为基本原则平衡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再由不同专业背景成员主持6个涵盖政制改革、土地房屋、教育及青少年发展、社会福利、产业经济、医疗环保平权等范畴的的研究小组，重新厘清香港出了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继而透过社交媒体对外提倡——有为政府，完善民主参与，摆脱财团垄断，重筑身份认同，落实“真问责”，大众“共承担”。

“如果我们希望香港变得更好，那就需要有一些因素，例如一些人的出现、一些事的发生，才能令香港变好。但如果我们只是在旁观望，而不去创造这些原因，香港并不会自己变好。既然我们希望香港变好，为什么不去尝试成为这个原因？”张欣宇透露，香港新方向自2019年10月成立以来，默默拜访过不少备受不同光谱尊重的政坛前辈，包括退休高官和政党元老，那些老行尊都形容这个组织“诚恳而清新”，并且鼓励他们努力成为改变的原因。

这或多或少也是张欣宇能够在毫无知名度和从政经验的情况下，取得多位“超重量级”选委提名参加立法会新界北地区直选的原因，当中包括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香港交易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港铁公司行政总裁金泽培、长江实业执行董事赵国雄等，令他有望与民建联刘国勋及乡事派沈豪杰同场对垒。传统建制可能不太看好张欣宇的选情，但不少提名他的选委都很热心提点，有的甚至在会面之前已经备好多条问题进行详尽考核，内容涵盖政治哲学到宗教教义，为他带来大脑激荡，从而不断深化理念论述。

地产商不是市民敌人
各阶层都有求变共识

“这些选委都很有公信力，甚至可以说是香港以前极具竞争力的代表，在交流中我也感受到他们愿意传承的信任。”对张欣宇来说，每一个提名人选都别具意义，“李小加的内地背景确实和我们有相似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五湖四海的人才都选择在香港发展、为香港贡献。这是香港应有的、可爱的模样”，而袁国勇的医学成就、科学精神和抗疫功劳更加不在话下，金泽培则是工程专业服务公共交通的业界翘楚。

赵国雄的提名同样令人眼前一亮，大家不禁好奇，张欣宇这个无名之辈到底如何取得香港首富李嘉诚“重臣”的支持；更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方向早前发表土地政策倡议，促请政府重夺土地发展主导权，当中包括动用3000亿元收购2600公顷新界荒废农地以兴建100万个以公营为主的住宅单位，并且彻底分割公营和私楼市场，从而遏制脱离居住用途的炒卖行为。这就更令人疑惑，一个要求释放地产商囤积土地的小小组织，为什么反而争取地产商代表的提名，而对方又肯接受？

“我们想要改变的其中一种气象就是，面对各种议题，我们不应该把某一个持份者当成敌人，因为大家都是一分子。或者应该反过来说，当我们的政策主张如此鲜明，而对方仍然愿意给予支持，正好反映香港不同阶层和团体都在求变，知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割裂、只想著自己界别的利益，而是希望一起解决问题，让香港人住得大一些、过得好一点。”张欣宇解释，对于他们的倡议，社会不应只关注收地的“环节”，更应该看到收地之后的“效益”，“能够打开一个数十年来都无法打开的死结，可以说是活化土地市场，创造官商民三赢。”

切身体会香港之苦
提倡政府重拾主导

上周四（11月4日），在达到提名门槛的情况下，张欣宇首次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加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大多数参选人劈头搬出一堆“政治正确”的大道理，但他反其道而为之，罕有地稍作介绍之后，就直接以“普通市民”、“年轻父亲”和“专业人士”的三重身份，逐一分享他切身体会的香港之苦——

“我发现，香港住房长期短缺...我发现，交通基建规划不到位，长途返工身心疲倦...我感受到，在香港育儿之不易...我感受到，在香港看病和安老之不易...我看到，香港产业单一，年轻人看不到未来...我看到，政府缺乏担当，有目标没结果...我爱的香港，是一个多元之城、关爱之城...我爱的香港，有独特的粤语文化、珍贵的集体回忆...我想让下一代有更好的机会、更好的生活。”

尽管语气多少有些生涩，但收获了“有诚意，无套话”的正评。

“香港当下处于尴尬局面，很多人感到迷惘。面对这些忧心忡忡，我都能够切身体会，但我并不甘心。我不甘心香港就咁算，不甘心整天听到‘香港已死’或者‘香港已经沦为三线城市’，更加不甘心我们部份年轻人不再以香港为荣。面对这样的前景，我就是不甘心！”张欣宇提出九大政纲之后，话锋一转分享个人感受，说出不少香港人的心声。

之所以对很多人眼中的“政治花瓶”仍然有所期望，皆因他深信立法会理应成为一个理性讨论具体政策的平台，希望选民不要因为过去的议员未能很好地发挥议会的务实议政功能就全面否定其作用：“它可以动员舆论、取得市民无法得悉的资讯、直接与主事官员当面对质......但这些功能全未用好用尽，这么快就质疑议会没有什么用？”

政策失败共担责任
全职从政全程投入

事实上，人们对立法会失去信心，除了因为它曾经沦为政治纷争的表态场所，相信还基于“行政主导”之下议会本身的职权局限。尽管《基本法》赋予立法会议员制定法律、审批公共开支及监察政府运作等职权，但凡是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等政策草案，只能由政府提出，或必先得到特首书面同意；而政府草案只需获过半与会议员的支持即可通过，但议员提出的议案、法案及修正案等，则须经过“选委选出组别”和“功能及直选组别”的“分组点票”，并各获过半数支持才可通过。在绝大多数传统泛民都无法或不愿参选的情况下，外界普遍对“爱国者治港”的议政水平抱持怀疑态度，预计他们难以是是非非——当然，这种判断的吊诡之处是以为只要有了泛民就能提高议政品质，却忘了他们过去如何为反而反。

“我不想做一个只懂得评论、表态、剪彩的议员，这样太过贬低立法会议员的职责。如果我能够从事这个职业，我应该成为一个良好政策能够成功落地的原因。简单来说，一个政策的成功，里面应该有我的努力，而一个政策的失败，当中也必然有我的责任。这种自我绑定的想法听起来有些愚蠢，但作为从政者，又怎么能够将自己抽离其中？”

张欣宇不但对议会前景抱持乐观心态，甚至已经做好“全职从政”的准备，“因为很多人基于我的专业背景而相信我，并且希望我能够把我的专业知识带入议会当中、用在政策上面，他们并不是要票选一个‘最佳工程师’，所以我更有需要全程投入，如果用兼职心态应付的话，或会辜负选民期望；另一方面涉及政治伦理考量，我现在所从事的港铁公司本来就是备受社会监察的公共服务公司，如果我一边做议员，一边在港铁工作，或会造成利益冲突，理应做个清楚切割。”

澄清太子站的谣言
相信小人物的力量

张欣宇的乐观和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831太子站事件”过后的经历——那或许是很多人内心深处不愿触碰的角落，却是张欣宇相信“小人物的力量”的开始。很多报道称呼他是案发当时的“太子站站长”，但他本身的职务却是“尖沙咀站车站经理”，只是当晚下班后刚到坐上一趟在太子站清客的列车，眼见情况混乱而他职级较高，便临时成为港铁的“现场总指挥”；后来网传有人在站内被警察殴打致死，他也因为内地出身背景而被怀疑、被起底、被公审，甚至成为部分人口中的“血案帮凶”，被指“协助警方隐瞒事实真相”。

“当时很多人劝我，应该保持低调，因为要让香港人了解事情真相的话，并不是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责任。”可是，随著谣言铺天盖地，他越来越为人们的无法自拔感到忧心，“我就想，我明明知道发生过哪些细节，为什么我不向大家讲清楚、为什么我要假设当我讲了之后别人一定不会相信我？”于是，他开始展开力所能及的澄清行动——每逢车站出现示威人士，他就会和愿意对话的代表理论一番；只要有人到他的社交媒体帐号“寻求真相”，他也乐于逐个逐个长篇大论讲清讲楚，“回复了200多个私信之后，令人惊喜的是，大部份人最后都选择相信我的说法，有人甚至哭了，说终于知道太子站根本就没有死人。”

这对张欣宇的冲击太大了。“原来一个小人物也是有用的，而就算实在撕裂非常严重的2019年，仍然会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小人物、或者一个被贴上很多负面标签的人。”他感慨万千，因为直到今天，仿佛面对同样场景，“有人说不要搞政治，因为构想未来并不是小人物的责任，但我就是不信邪，我为何要假设我出来的话大家不会相信我、不愿意给我机会？我相信我有能力令香港变好，我也相信总会有人愿意相信像我这样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