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协为何要降低解散门槛？

工会，是为维护工人权益和劳工赋权的自发组织社会团体，但作为最港第一大单一行业工会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好像忘却了工会的初衷。自教协于8月10日宣布解散以来，已有人质疑教协常务会未有咨询会员意见，单方面宣布解散。而在8月28日下午，逾140名教协会员代表出席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同意将解散门槛由全体合格会员的三分之二或以上，大幅降低至会员大会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或以上，变相令9.5万名教协会员的命运掌握在极小撮人手中。假如现在教协已置会员权益于不顾，那为何当初要将决定解散的权力授予其会员？

“有得拣咩？”昨天出席教协特别会员大会的一名成员，在进入会场时回应记者的提问。他的回应，既可以道出全港最大单一行业工会的教协，不敌政治环境的风云色变，终要走向解散的无奈，又可以理解为一种矛盾的心情，对教协需要解散感到惋惜及难过，亦忧虑日后老师会更难发声，但手上的选票“再无选择”，教协已决心为其48年的历史划上句号，即使要修改会章，亦在所不惜。

团结力量
向教师赋权的工会性质

教协萌芽于1973年争取文凭教师增加薪酬的运动，其后逐步确立“工会”、“教育团体”和“社会团体”的三重角色。但追本溯源，团结并向社会上的教师赋权、向剥削教师权益的政策说不，才是教协作为“工会”的初衷。

例如，在“文凭教师薪酬运动”中，港英政府降低文凭教师起薪点，并企图将教师薪级与公务员脱钩，教师钱世年和司徒华等人多次发起游行，升级至全港教师大罢课，最终迫使港英政府放弃计划，更令顶薪点升级。事件成为教协成立的契机，事后司徒华等人正式向职工会提交文件，并在教协的宗旨、管理架构和会章制度中，正式确立教协捍卫教师权益和赋权教师的角色。

其实，回归以来，《职工会条例》并无列明，工会的组织架构细则，和选举需要有多少“民选”和“委任”成份，只要在会章里列明有表决权和无表决权的会员资格即可；而解散程序亦是同理，条例当中也只是要求工会“订定关于该职工会解散方式”，并没列明解散的细则和投票要求。

观乎教协会章，不难发现其组识架构或多或少都有些“民主”色彩和劳工赋权的特质，比如，教协分别设立理事会和监事会，分掌协会的管理和监管权力，并在这之上设立周年会员代表大会作为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在选举形式上，理事会以候选理事会内阁作捆绑式投票，而监事会则是逐个席位选举监事，而两者均是由合格会员（有交会费）“一人一票”选出。虽然理事会以内阁选出，令其选票的代表性较弱，但监事会有权反制理事会的决定，从而达至互相制衡。而上述的选举事宜，均由教协的选举委员会作统筹。

而作为教协最高权力机构的周年会员代表大会，则仿照“代议民主”的形式，每两年“一人一票”地选出一定数量的会员代表（每一学校单位有合格会员一至十五人选出会员代表一人，十六至三十则为两人。早前有传媒引述消息指教协现时有逾3100名会员代表），进入权力机构代以行使检讨、策划、表决的权力。

难说整个教协的架构都是以“直接民主”的形式向教协会员赋权，但在目前的框架下，会员手上的选票的确能够左右教协的发展，并能够通过选举，参与到教协的日常决策之中。而理事会就重要议题的决议，仍要听令于周年会员代表大会的表决结果，解散程序亦毫不例外。可以相信，教协当初将解散门槛，设为全体合格会员三分之二或以上表示同意，同样是遵照“多数表决”的选举原则决定，解散工会需要符合会员的整体利益。

或许有人质疑教协的解散门槛过高、章程严谨，但翻查其他工会的会章章序，不乏相似的解散要求，比如：香港导游总工会和香港铁路总工会同样要求全体有表决权（已缴会费的）会员不少于三分之二的投票支持；职工盟则是不少于五分之四，而记协和香港公务员总工会的解散门槛，更是极为严格，不少于六分之五会员支持才能解散。相比之下，教协三分之二的解散门槛属合理水平。

然而，此次解散的决定，教协并没有按照会章，交由全体合格会员投票，亦未有咨询会员意见，反而提倡修例降低解散门槛，仿佛已顾不上会章的“民主原则”和上述的工会价值，尽管以现时教协的规模，难有组织能够短期内取代，但在“风声”下，“为求早死早超身”。

政治因素外
教协内部早已摇摇欲坠

但除去政治因素以外，其实教协之所以要降低解散门槛，实则是有难言之隐。按照原先的章程，教协要全体合格成员的三分之二或以上表示同意才可解散。如果以2020年理事会和监事会选举中，教协选举委员会派出的75,402选票（即合格会员）为例，亦即是要大约50,268人投票赞成，教协才能够通过解散决议。

然而，参考过往教协的理事会和会员代表选举的投票率，要满足这项解散要求，可谓绝非易事。根据教协网站统计，过去四届理事会选举投票率最高只有逾四成，而最近一届的投票率更大幅下滑至逾两成，只有不足2万人投票，是为四年来的新低。而投票人数较少的会员代表选举，选举委员会在2019-2021年度选举中，共派出了12,281张选票，只收回3,071张，总投票率仅得25%。这样看来，坐拥9.5万名会员的教协，其实早已摇摇欲坠。

对比之下，代表大会及特别会员代表大会的投票门槛，可谓容易得多，只要有合格会员代表人数四分之一或八十人以上出席会议即可。不过，教协近年周年及特别会员大会的出席率之低，经已影响到协会的日常运作。比如，由2016年第二十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始，教协一直向会员代表派发优惠券，以鼓励会员代表出席。而在疫情期间，周年会员代表大会的出席人数更为堪忧，（2020年4月25日）第二十四届第一次周年会员代表大会更因与会人数不足而最终流会。其后，会方为了维持教协的日常运作，只好在（2021年4月24日）第二十四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提出调低包括周年及特别会员大会的最低出席法定人数的建议，将原定的100人，调低至今日的80人，才能免于流会。

如今，即使在教协生死存亡之际，8月28日修改会章当日，在场的会员代表仅得140人，连全体会员代表3100人的十分之一亦远远够不上。如此一来，教协急于修例解散的决定，不应归咎于其上层理事会和监事会“单方面”选择放弃，而是教协内部早已人心涣散，甘愿在风高浪急的政治环境之下，放弃手上的选票、放弃教协这个曾为会员提供专业培训、提供不同福利和争取劳工权益的组织。这正好呼应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修改会章的决定，将原先“必须有全体合格会员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的解散门槛，大幅降低为“在会员代表大会或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合格会员代表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

在8月28日的特别会员代表大会会场外，有与会者向记者表示，教协技术上仍未解散，通过修例后，仍待当局接受议案和日后的会员代表大会投票，形容仍有“漫长程序”需要进行。假若议案不获会员代表大会通过，教协理事会及监事会解散决定便无法实行。教协的去留，仍须由会员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