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运动员｜既要增加体育投资 更应改善体总管治

东京奥运上星期一（8月9日）完满结束，香港代表队获得破纪录的一金两银三铜佳绩，引发社会对体育发展的讨论；特首林郑月娥翌日公布五项新措施，强调特区政府将会在“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基础上，加入“产业化”及“专业化”等目标。体育资源向来不足，港府固然需要增加支援，但如果只是投机主义作祟、一味增加拨款，而不加以改善港协暨奥委会及旗下体育总会为人诟病多年的行政失当、财政混乱、裙带瓜葛、机制封闭等等问题，恐怕也难以令公帑用得其所。无可否认，当局已于去年底特此拨款2500万元成立为期五年的“体育总会机构管治小组”，然而，小组至今似乎未有任何可观进展。

体育界经常传出体育总会管理不善的丑闻，其中有关运动员遴选机制不公的新闻更是层出不，因为基本上没有客观的评定准则，而是交由教练及总会“一锤定音”，不时引发争议。

争议个案一：
2019年单车总会拒绝郭澄出战奥运测试赛

2019年，香港获得一个女子小轮车竞赛（BMX racing）的东京奥运测试赛名额，名额本应非郭澄莫属，因为她是港队唯一代表。不过，郭澄母亲表示，当她们去信单车总会申请参赛后，总会直到截止报名当日才以电邮回复指，由于“是项比赛非本年度重点该训练项目”，“整合教练意见后认为运动员未达致参加奥运水平，避免运动员有不必要的受伤机会”，拒绝推荐郭澄出战。郭母大感不满，批评“总会至上”、“教练至上”，抹杀女儿努力。

记者翻查郭澄在国际单车联盟的纪录，她在2018年曾经参加三个俗称“C1”的专业级别赛事（Class 1）和一个亚洲青年组赛事，并在两项C1比赛及亚洲赛中获得第5名，而目前世界排名第56名。据此表现，要参加奥运资格赛绝非“天方夜谭”；即使奥运水平的赛道会比洲际、C1赛的危险性更高，只要有足够训练，要保护自己也非难事。那么，总会和教练到底以什么标准断定郭澄“未达致参加奥运水平”？记者再翻查单车总会网页，未见有任何关于BMX港队选拔的准则，亦没有BMX海外比赛的遴选机制。换言之，外界无从得知。

争议个案二：
2014年青少年剑击代表李婉雯和方乔落选赛事

2014年，香港青少年剑击代表李婉雯被指训练出席率不足，落选出席世界青少年剑击锦标赛；而青少年重剑排名第一的方凯申（原名为方乔），则无故落选出战亚运重剑个人赛，只能参加团体赛。两人家长当时联同前香港剑击代表刘国坚召开记者会，指控剑击总会行政混乱、黑箱作业等。

刘国坚解释，李婉雯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前的出席率超出100%，至2014年1月因要参加学校考试而向总会请假并且获批，但总会最终却只以当月计算她的出席率低于要求训练时数62%，明显不公。至于曾获全港青少年重剑排名第一但无故落选亚运重剑个人赛的方凯申，据方母透露，当他们就此提出上诉后，上诉委员会主席唐思敏私下回应指，鉴于另一运动员具有奥运经验，预料会比方凯申取得更好成绩，所以方凯申只能参加团体赛。

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但剑击总会仍然没有提供合理解释。翻查剑击总会2018年修订的《甄选“香港剑击代表队成员”的准则》，列明“本地排名”、“国际剑击联会个人成人排名”、“队内训练排名”、“训练出勤率”及“教练评语”等评比因素，但并没有列出各个因素的占比，而且至今也没有再作修订。

争议个案三：
2018年不符遴选准则运动员获港协暨奥委会批准参选亚运

2018年，全港100米蛙泳排名第一的郭家辉向港协暨奥委会申请参加即将举行的亚洲运动会，不料遭该会否决，改由游泳总会委员吴旭光的儿子吴欣键代表港队出赛——据称当时原本只有6人符合遴选资格，但最后另有11人以“其他因素”为由入选。

外界质疑事件涉及利益输送，港协暨奥委会则发声明重申没有徇私。不过，翻查当时遴选准则，泳手需于指定国际赛事当中取得头八名的成绩，才能代表港队出战；然而，郭家辉提交的成绩是2016年亚洲游泳锦标赛100米蛙泳第12名，吴欣键提交的则是2017年亚洲室内武术比赛50米蛙泳第12名，换言之，两人都不符合相关要求，但吴欣键却得以“其他因素”出赛。另外，港协暨奥委会亦指，是为免浪费参赛额度而让游50米的吴欣键取代游100米的郭家辉出战亚运100米蛙泳项目；但是，翻查亚运规则，每队在每个项目明明享有两个参赛名额。

审计署曾于去年发表的《第七十四号审计报告》当中，以上述个案批评港协暨奥委会在选拔运动员时欠缺透明度，而且未有落实廉政公署于2011年制订的《体育总会防贪锦囊》。

管治小组每年耗资500万元
去年至今只举办过两个讲座

事实上，诸如此类的体总丑闻早已为人诟病多年，但特区政府自审计报告发表后才如梦初醒，并且特此拨备一笔为期5年、每年500万的款项予港协暨奥委，以成立“体育总会机构管治小组”检视各个体育总会的运作。港协暨奥委会更委任前警队一哥邓竟成、前食卫局局长周一岳及前保良局主席马清楠出任有关“独立督导委员会”的委员，负责领导“体育总会机构管治小组”。不过，小组成立至今将近一年，似乎未有任何可观进展。

《香港01》向提供拨款的民政事务局查询小组进度及成效，但局方回应时却是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著记者“要问返港协暨奥委会”。而当记者再向港协暨奥委会索取有关资料时，该会并未有正面回应，仅指小组曾于去年12月及今年1月举办两场讲座，分别是由香港管理专业协会导师讲授的“体育总会企业管治”及廉政公署人员主讲的“体育总会防贪锦囊”。

除此之外，《香港01》无法获得更多资讯。但无论如何，如果5年合共耗资2500万元的管治小组，每年只需举办两次讲座就算完成工作目标，而负责提供拨款的民政事务局竟然可以对其进度及成效不闻不问，相信公众应该难以接受。同样，如果特区政府以为发放了拨款、成立管治小组就等同已经改善了体育总会的管治陋习，那也绝对是荒谬无比、不负责任。

为什么港府总是对港协暨奥委会及旗下体育总会的行政失当、财政混乱、裙带瓜葛、机制封闭等等问题视而不见？归根究底的话，一是懒政，以为把责任“外判”予政府以外的机构就能了事；二是投机主义作祟，向来以精英思维主导体育政策，会倾向把大多数资源投放在比较容易得奖的项目当中，遗忘了体育运动的首要本质是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