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归后香港社会骚动演变　探讨管治去向

最近是反修例骚乱多个“两周年”纪念。两年前沸腾的街头已归于平静，但香港仍然暗流涌动。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说：“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在疫情及政治风波双重夹击下，香港政治经济矛盾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阶级问题更持续恶化。尽管社会表面已大致平静，但港人民心依然骚动。国人常说治未病、防患未然，在这承平时刻，是时候居安思危，拆解根本性矛盾，防范社会运动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在应对社会不稳的难题当前，我们必须思考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多番谈话中皆提及，香港重中之重乃是化解住屋问题，让港人得以在一个有尊严的环境下生活，找到往上流的渠道及方法。此外，也有个别声音表示，香港民怨的来源乃是出于身份认同问题，是港人对中央的抗拒，以及以自身身份与国家和内地同胞作区分的态度。笔者认为，无论是身份政治还是文化代沟，过去十年香港冒起的极端本土思维，其根源并不能与社经和资源问题切割。透过以下的寻根究柢，我们尝试论证此结论，从而厘清如何透过化解社经矛盾，同时处理身份认同及价值观冲突衍生的问题。

香港过去十年的反政府及反中央的社会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渐渐兴起的左翼本土运动思潮。当年美国发生金融海啸，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少数资本家及金融精英垄断全球绝大部份财富。香港当年也燃烧起第一次的“占领中环”运动，许多青年占据汇丰银行总行，抗议当时政府“官商勾结”、进行利益输送。政府和地产商的关系千丝万缕，普罗百姓深感权贵菁英拒绝聆听他们的声音，更令房屋问题恶化，使青年对管治者失去信心。

与此同时，香港保育团体日渐壮大，2006、2007年发生保卫旧中环天星码头、保卫皇后码头事件。这些运动的领头人虽然往往强调捍卫 “香港共同回忆”，但采用的手法及内部组织论述，却鲜明地将意欲发展这些地标的“发展商”描绘成扼杀传统文化遗产的罪魁祸首，当时所针对的“头号敌人”，不外乎香港的红顶商人。

到了2009年，反资本主义及反“再发展主义”这两股力量，汇流成“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当中最教人印象深刻的是多名示威者进行了两次的“五区苦行”，第一次围绕立法会进行了三日两夜；第二次为期四日三夜，示威者手持象征种子的白米于五个立法会选区行动，在街上每行26步下跪一次，为期四日三夜。苦行成果不彰，却换来大众对香港贫富悬殊及官商勾结的关注。

虽然上述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已显示香港社会，尤其是基层及贫苦大众积压着大量不满。与此同时，标榜左翼、师法“北欧模式”的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也在这个阶段蓬勃壮大，一度在立法会占据三席，剑指地产霸权，自我标榜为争取提升社会福利。2011年“五区公投”运动里，更出现了一股新思潮，当时的大专学生开始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学联派出“大专2012”的团队参加五区公投，认真参与选举。及后相关成员毕业，更有不少加入社民连。左翼的价值观在年轻人的圈子萌芽，也为2010年代初的学运提供道德及理论基础。

从左翼走至右翼　乃政治斗争结果

2012年是历史转轨的一年。当年有两件大事，第一，8月份香港“启丰二号”14名保钓人士顺利登上钓鱼台，挥舞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乃是自1996年以来最为成功的保钓运动，仿佛能看见香港人的中国心。但保钓一行七个香港人都是中、老年人，除了船长杨匡当年约45岁，其余香港人都已年届六十，隐约可见民族意识的传承已然出现危机。保钓议题、国家曾蒙受劫难、香港曾遭受殖民——这些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生们（“国粹派”）热血沸腾的因素，在2010年代初不复当年之勇，沦为日益凋零的一股迷思。

与此同时，香港爆发“反国教运动”，这是2003年“反廿三条”以后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反国教运动不单是针对立场偏颇的教材，还希望将“国民教育科”废除，彻底否定“国民教育”的需要。透过庞大的情感号召及洗脑式的“抗争舆论”，运动最终实现诉求，令“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搁置，也埋下了港人在官方教育系统下，对国家及国情的严重不理解。这个认知真空，不只为妖魔化国家的人提供了弹药，更间接论证“港人不需要了解国家”的谬误。

运动里强调“反洗脑”，但潜台词当然是抗拒中国人身份认同，不希望把对国家的身份认同传给下一代。在此前提下，加上当时个别政客对香港受自由行、房屋被内地资金炒卖等社会问题的刻意渲染，一股排斥内地同胞的本土主义急速崛起、擡头，并有取代及改变香港社运模式之势。

及后，原本骨子里左翼的香港社会运动意识形态急剧右转，由强调阶级矛盾，变成以族群斗争为主轴。社民连的旗帜人物“教主”黄毓民也莫名其妙地由北欧模式拥护者，忽然摇身一变成了自我定义的“极右民粹主义者”，带头主张族群斗争，闪烁其词地支持“香港城邦论”，与陈云、“热血公民”的黄洋达等人汇集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必须强调一点，所谓的中港“种族”区别，很明显在生物学及基因学层面上并不成立。所谓血统上的区分，只不过是个别投机份子尝试煽动港人排斥及反对“异己”的伎俩，但在极度渴望对中港关系有“另类想像”的青年人眼中，却成为金科定律，从而为港人与内地之间的冲突定性。

直到2014年占中失败告终，书生论政，崇尚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的“占中三子”黯然收场，大台被“后起之秀”彻底拆毁。当时“占中三子”除了戴耀廷仍坚持搞选举，为民主派提供“配票”及政治策略支援，其余二人不再积极过问政治。学联被肢解，有意影响及参加政局的学民思潮逐渐演变成“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等“伞后组织”。在一连串激烈的派系斗争之中，左翼人士被批斗为“左胶”，或是被扣上“投共”等“恶名”。再加上社交媒体崛起，平台上的众说纷纭令社会运动领袖以为网民民意便是一切。种种因素交织下，更是彻底确立了左翼主义败退，右翼反中思潮的斗争胜利。主张族群斗争的一翼完全抢夺社会运动的领导权，继而发动2016年的旺角骚乱，以及前年的反修例风暴。

同时，2015年政改方案被否决以后，泛民的核心定位及任务变得模糊，反观主张“激进本土”的议员在2016年选举皆有进帐。虽然旧有的激进势力（包括黄毓民）在选举因内讧及内斗而有所减退，但整体本土阵营在体制中的进帐颇为可观，让他们在2016年选举后的立法会，风头一时无两（当然，因宣誓而被取消资格，这乃是后话）。

由此可见，过去十年，香港社会运动由左翼主导变成右翼夺权，过程只有两、三年。成也青年，败也青年。左翼崛起，与当时的年轻社运人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至今天，当年盛极一时的朱凯迪、陈巧文、林辉、陈景辉，这些名字当中，除了第一位以外，又有多少年轻人会认识？反观2012年始冒起的黄之锋、岑敖晖等人，除了在国际舞台上“能言善辩”，与美国及西方诸国建立复杂的裙带关系，更是在号召及动员新生代方面别有心得。正是这种时代更替，令香港社会运动迈向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种族身份主义方向。

撇开表象与迷思　仍离不开社经矛盾

对于反修例运动的迷思及错误，我们已多番探讨，在此不再详述。踏入2020年，尤其是《港区国安法》订立后，反修例运动日渐消散。参与运动的“领军人物”或已入狱，或自行逃亡，整体运动呈现溃败形势。《港区国安法》下，支持本土及港独运动已成明日黄花。香港挥别街头堵路的日子一年多，但就如汉代贾谊曾在《治安策》说：“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须知道，社会运动固然表面平息，但积压的不满仍然存在，身份认同及对国家的反感和恐惧仍然盘踞在不少港人的心中。如政府所说，孤狼式、化整为零的袭击事件绝对有可能发生。

恐袭对于社会多数人来说难以接受，但实际上，以阶级矛盾为主轴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对管治构成更大威胁。在政客的渲染伎俩下，社经问题被演绎成论证族群及身份政治斗争的话语基础，然而事实上，过去三四十年香港社会基本的矛盾因素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社会运动从左翼转化为右翼的过程似乎浑然天成，但归根究柢，香港问题的核心不变：普遍港人缺乏机会、缺乏资源去自我实践。这些民怨在政客的“适度培养”下，自然衍生出偏激而反社会的思想。

如今在国家出手下，“港独”消亡，任何涉及所谓的“族群”斗争、反国家的分裂活动在《港区国安法》下没有出路。但从电影《浊水漂流》、《麦路人》普遍的受欢迎程度，不难发现香港潜在的阶级矛盾仍然是关键的火药库，若未加注意、处理，香港社会运动只会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从而再蔓延及燃烧至中央与港人的关系之上。阶级矛盾造就了两代政客对中港关系的挑拨离间，如今政治势力已经败退，但核心问题仍未解决，中央也多次苦口婆心地敦促特区政府认真处理问题，惜后者似乎仍未“觉醒”。

香港2016年坚尼系数达到0.539，五年后的今年，相信只会更严重，也许接近0.6。香港已是一个流动的火药库，若不及时拆除，后患无穷。香港的股市、楼价继续创新高之际，另一边则是贫无立锥之地。随着香港楼价过去十五年涨了四倍，土地供应严重不足，香港无地可依的露宿者人数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根据社会福利署（社署）数据，香港露宿者人数由2011年的511人增至2018年的1,127人。在疫情下，社署统计，2021年的露宿者更达到1,500人，持续突破新高；截至2018年，露宿者中以长期露宿者占比最多，露宿超过五年的有57%，超过十年的则有22%，这意味他们已形成社区，尤其在深水埗一带非常集中。

同时，香港楼宇老化严重，2016年已有约9%的单位所在的楼宇超过五十年楼龄，更有不少人住在㓥房。香港㓥房人口有25万，多半居住环境极度恶劣，空间狭窄、卫生条件恶劣，楼宇失修、火灾风险系数极高。疫情以来，香港失业率高企，达到6.4%，就业问题严重。2019年后，相当多企业在政见立场基础上，拒绝聘请“黄丝”大学生。各家本地大学，尤其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在歧视及排斥下找不到出路，对社会产生极大怨气。这些问题，皆需要管治者具备对阶级矛盾的认知，才能顺应化解。

“大乱”后“大治”　须将问题摆回原位

自古以来，处理阶级矛盾的方式，不外乎两大手法，一是增加社会福利，弥补财富一次分配的问题；其次则是想办法增加社会流动性。就前者来说，明显任何社会福利，都及不上解决住房问题重要。香港本身税率低，但高楼价却变相是“超级地租”，成为政府库房近半收入来源，即使有幸上车，也负债累累。

其次，则是增加社会流动性。这里可从两方面去谈，其一，政府可以提供的创业机会，在港英政府年代，每个政府兴建的公共屋邨例必有熟食中心、街市供低下阶层获得创业机会，政府以廉宜租金批给创业者，同时屋苑里有着足够人口基数，只要勤奋努力，不难做个小老板，若他们辛劳工作，累积相当资产，也是常事。在回归后，尤其是董建华年代领汇（现称领展）上市，使屋邨商场中产化，中小企业被淘汰，换来的都是大财团。及后政府停建公屋，或在夹缝中建公屋，虽然后者有一定成效，但这些政策皆忽略推动经济流动的因素，不明白必须让低下阶层创业、实现阶级流动，才能真正确保香港普遍人口可以脱贫。无论是发展本土手工艺产业，还是鼓励中学及大专毕业生在政府培训及支援下创业，这些政策皆是确保香港能重塑基层迈向中产的康庄大道。若忽略了这一点，远不能应对流动性问题的核心。

其二，增加社会流动性的另一条件就是思考长远的“人口政策”、“产业政策”，两个政策是一体两面，决不应该割裂看待。港英年代，香港经济急速增长，在于抓住两个历史机遇，一是韩战期间香港丧失转口港地位，被迫转型，使香港成为工业中心；其次则是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工业北移，往金融服务、专业服务转型。两次经济转型当然也少不了大量人才输入，前者得益于内地来的大量劳动力及上海资本家的技术、人才；后者则得益于香港吸引世界各地的金融、专业服务人才，让香港真正转型为国际都会。

未来香港的产业机遇在哪里呢？或许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内的经济合作，但显然易见，香港人口老化问题严重，像《出师表》所说“此皆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即使香港本地教育能生产人才，总及不上吸收外地人才来得多、快、好、省。香港人口比诸RCEP内大城市少，若不积极吸纳内地及外地人才，只会更加落后。深圳人口达2,000万，东京都会区人口是3,800万，马尼拉都会区约2,600万。人口增长会带来许多对资源的额外需求，这些需求，也必须妥善处理及回应，但高端技能人口增长，永远也是带来经济强心针的良方。高端人才能带来创造力、创新能量，同时，较为年轻的外来劳动人口也能补充香港日渐枯竭的劳动力。香港要选择变成没落的威尼斯、“又老又穷”的高雄，还是要再蜕变成为东京都、首尔、深圳这些级数的城市？这是任何管治我城的从政者皆必须正视的问题。

敢与深层次问题斗争　同时须统合大多数港人

我们认为，解决香港核心纠结，需要一种“斗争”精神。斗争对象却是我们深层次问题的根源，而不是特定群组或社会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有不少港人认为“斗争”乃是一个贬义词，乃反映着一种极端而失去理性的从政手法，俨如2019年示威者放火堵路一般的做法。但这种解读方法，忽略了一点，其实“斗争”乃是一种态度，乃是一种愿意将问题以坚定态度去克服及化解的处事作风。“斗争”与“暴力”有根本性区别。后者乃是具破坏力的一种手法，前者则是一种精神，反映着对求真、求是的追求。

对问题要勇于“斗争”，对港人则需要“统合”，将大多数港人重新纳入支持政府施政、爱国爱港的阵营之内。建党一百年，国家发展迅速的要素是团结绝大多数人，透过寻觅共同的利益，让不同阵营、立场、出身、价值观、意见的人皆能在全国发展下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及使命感。2021年的香港不应也不能再以政治立场作区分及间隔。无论是建制支持者、传统泛民的支持者，甚至是对本土主义情有独钟的人士，只要心中有国有港、接受及遵守国家底线，都应是特区政府应当关注及服务的对象。

全港有超过750万人，没可能“一言堂”，但肯定有不少利益其实是重叠的，当中肯定包括香港的住屋、土地、就业等问题。政治问题当然要政治解决，但解决社经不平等及矛盾，必然能确保特区政府在处理政治议题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使问题迎刃而解。从过去二十年社会骚动的走势来看，香港固然有很多问题，但要堵塞问题滋生及扩散，需要的仍是一种务实、实事求是的作风。期盼我们的父母官能妥善落实夏宝龙所提倡的两大政治要求，五大能力要求，让香港可重上正轨！

石中坚
一群对香港未来抱有希望的90后，相信香港必须自身从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环球政治中及中国崛起下，维持其独一无二的地位，让“一国两制”重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