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安法周年反思香港乱与治——谁会钟意这样的香港？
去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翌日“七一游行”期间，有示威者在湾仔北海中心对开的电车路上，拉起一幅印有“我哋真系好撚钟意香港”的大型直幡，用只有香港人明白的表达方式，为反修例风波的落幕发出最后的哀号，担心香港变成另一个模样。事隔一年，香港恍如换了人间，不少人感慨不再钟意香港，大家对变化的不适和前途的徬徨都已溢于言表，但内心的懊悔却仍不敢言说，因为没有谁会愿意承认，自己需要为这样的香港负上任何责任。
树欲静而风不止
短短一年之间，变化还真不少，相信大多数香港人都有感“树欲静而风不止”：
47名泛民人士因组织或参加“35+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当中大部份人已还柙将近半年仍未保释外出，包括提出“揽炒十步曲”并主责协调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香港选举制度，令停滞多年的政改进程出现转机，当中确立“爱国者治港”为原则，扩大“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组成规模和产生界别，但也强化了资格审查制度、缩减了直选议席比例；
立法会三读通过了《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当局现正拟订涉及违反誓言或宣誓无效的“负面清单”，据报有逾200名曾经参与或协办“35+初选”的区议员将被取消资格并追讨薪津，导致公民党持续涌现“退党潮”，新民主同盟亦告解散；
“反修例”期间的案件持续审讯，不少形象温和的老牌泛民陆续被判“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除了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和公民党创党成员吴霭仪获得缓刑之外，两位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和何俊仁，以及工党元老李卓人和何秀兰，都被重判入狱；
“六四事件”三十二周年纪念日当天，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首次没有被燃点，因为警务处再度以新冠病毒疫情为由反对集会，加上至今已有24名于去年“硬闯”维园举办悼念活动的泛民被控“未经批准集结”，主办集会多年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更被左派质疑纲领“结束一党专政”等同“颠覆国家政权”而处于风口浪尖， 未知何去何从；
传媒老板黎智英因涉及多宗“反修例”及“反国安”案件身陷囹圄，由他创立二十六年的《苹果日报》亦因卷入国安官非而被冻结资产导致周转不灵，突宣布于上周四（6月24日）出版100万份最后一期报章后停止运作，800名员工前途未卜，负责管理“苹果日报大楼”所在地将军澳工业邨的法定机构科技园公司随即发声明表示大楼违反租契，将启动收地程序；
踏入回归二十四周年之际，特区政府突然发生一个出乎港人意料和意愿的重大人事变动，主推《逃犯条例》修订而触发“反修例”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不但未被问责，日前（6月25日）更在特首林郑月娥提名下平步青云，获国务院任命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务司司长，接替向来被揶揄“庸碌无为、专业炒楼、业余做官”的张建宗，而同期处理示威活动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及副处长（行动）萧泽颐亦分别获当局晋升为保安局局长和警务处处长。
颠覆了习惯认知
一时之间，不少人都对这些变化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它们似乎颠覆了大家的习惯认知：
对于反修例风波的始作俑者——向来无视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累积多年的怨气和焦虑的特区政府，尤其是在民意濒临爆发边缘仍然抱持傲慢粗暴态度强行修例的主事官员，为何不但毋须问责下台，反而获得认可和褒奖？官员的任免准则究竟是怎样的？以“政务司司长”一职为例，本应扮演部门与部门及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而向来民望低迷、表达能力较差、甚至颇有斗争色彩的李家超，到底是否最佳人选？
对于受黎智英案件影响的《苹果日报》，就算它长期以意识形态斗争及鲜明政治立场作为主要卖点，亦曾经被批评“手法偏颇、伤风败俗”，但是否应该区分“专业问题”与“政治问题”？如果是前者，为何不交由时间验证存活？如果涉及后者，为何不留待法庭判决，而要急切“赶尽杀绝”，这不是变相加深市民对“政治打压”的忧虑，甚至反倒促使一个不时被学者视为反面教材的媒体成为港人投射政治情感的“民主斗士”？
对于一个基于港人对“六四事件”的道德关怀及国家发展的关心而成立、三十二年来都秉承“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坚持表达“平反六四”诉求、从未采取任何非法手段或武力行动以试图破坏国家稳定的支联会及其主办的悼念集会，为何会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如果支联会政纲真的具备“颠覆”性质，当局会否给予对方解释和修正的机会？又会否区分“支联会”与“悼念活动”？还是两者从此都要在香江绝迹？
姑勿论这些被颠覆了的习惯认知本身是否正确，人们难免会有诸多疑问。当然，也有人会反驳说，香港人应该淡定一些，因为多宗国安相关案件仍待法庭审讯及判例；香港能否继续悼念“六四”也需特区政府进一步厘清；政治舞台会否变成只懂唯唯诺诺的“清一色”阵营亦可拭目以待；香港官员的担当意识和问责文化也要时间重建⋯⋯但在“十划都未有一撇”的当下，同情也好，悲观也罢，著实有不少人感慨，不再钟意今天这个陌生的香港。
谁愿为今天负上责任？
人们说香港变了，所以不再钟意香港了，但回首过去两年，大家对这座城市明明“爱”得轰烈。
去年6月30日晚上11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亲自制定的《港区国安法》，正式经特区政府颁布实施。那时有人急急脚办理移民，有人匆匆忙续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也有人选择在《港区国安法》下的“七一”游行中，用只有香港人明白的方式，大声疾呼对香港的“爱”。例如在湾仔北海中心对开的电车路上，曾有示威者拉起一幅印有“我哋真系好撚钟意香港”的大型直幡，结果引发无数市民感慨——正因为爱，即使恐惧，也要上街；所以，不愿任她沉沦，也不会抽身离开。
不过，这份爱，让人动容，也让人沉重。2019年6月反修例风波以来——为了爱，无数香港人顶着烈日、挡着风雨，发起一次次和平示威，不让香港变成另一个模样；但也同样是为了爱，无数年轻人铤而走险、诉诸极端，掀起一场场暴力冲突，渐渐令香港变了模样。
大家明明爱她的法治，却仗着人多势众推翻社会既定决策机制，甚至以身试法、冲击法治；大家明明爱她的勇敢，却只能空逞“匹夫之勇”，无法展现“安民之谋”，导致一个个有志青年白白“送头”；大家明明爱她的团结、多年来同舟共济，却无法自拔地纠缠于“黄蓝斗争”，把香港推向空前撕裂；大家明明爱她的繁荣璀璨、让我们安身立命，却不知天高地厚般地高呼“揽炒”、甚至不顾政治伦理地“请求”外部势力介入，要她来“陪葬”。
尽管世界上本就有着不同方式的爱，但在那一年里，似乎只有粗暴和鲁莽，才是被认可的爱。然而，就像永远不了解儿女想法的父母一样，也像总是摸不清对方心思的情侣一般，大家的这份深沉和轰烈，香港终究还是无处安放。结果，当大家以为倾尽所有，就可换来心心念念的爱的回报，诸如民主自由，结果却是欲哭无泪的爱的代价，令高度自治受损。
争取的到底是什么？
可是，今天不管爱与不爱，恐怕都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需要为这样的香港负上任何责任。
因为内心的懊悔实在难以言说。所以，即使进入“后反修例时期”，眼见整个香港都围绕着政治问题空转，而社会不但没有更民主更进步、很多亟待解决的经济和民生问题也被冷待被搁置，甚至愈发走向极端、充斥仇恨和偏见、流于盲动和民粹，但大多数“和理非”始终不敢向大行其道的“政治正确”说不——大家不是以“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是你（特区政府）教我和平示威没有用”等借口合理化暴力行为，就是对激进份子敢于挺身而出为自己出口恶气而“心存愧疚”，所以不但不会对极端行为直斥其非，反而乐于利用键盘回馈诸如“齐上齐落”等精神慰藉。
也因此，当香港走到今天，他们除了怪责中央强硬治港、破坏“一国两制”云云，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只是，不要说什么“不再钟意今天的香港”，如果扪心自问，去年大家疾呼“我哋真系好撚钟意香港”时的那个香港，真的是大家想要的香港吗？又或者应该反过来问，那个时候的香港，不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很多人的习惯认知吗？
大家宣称争取“民主”，但对“民主”的认知又相当含糊，好像仅局限于“选举政治”这一种实践方式，所以狭隘地以为“一人一票”就是解决香港问题的灵丹妙药，有的甚至想以极端手段达致政治理想，像是把“民主”的“从众”原则扭曲为“从暴”；
大家高举“自由”旗帜，但无视“自由”之权的前提是承担义务和责任、必须加以法律限制，甚至一厢情愿地以“自由”之名投入西方阵营，以为可以改变香港属于中国的宪政事实、令“高度自治”扩权成为“完全自治”，结果只是把香港推向国家的对立面；
大家扬言守护“公义”，但不愿接受“行政主导”而非“三权分立”的现实，所以默许持有相同政见的一方在议事堂内“玩弄程序”，甚至上演泼肥料、扔臭物、撒文件等逾越文明的“政治表演”，导致立法机关无法解决政策问题，而且不断制造政治冲突。
香港需要怎样的“爱”？
今天看来，当初那份追求，会否只是出于一个脱离了政治现实的乌托邦想像？当初那种激昂，又会否只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躁动？大家是否清楚终究是为了什么而抗争，以及是否明白一旦“输掉”，香港将要面对什么代价？大家又是哪来的自信和勇气，以为自己“被迫”暴力冲击之后，中央不会“被迫”严厉回击？更关键的是，如果今天的香港和那时的香港都不是大家钟意的香港，大家到底想要怎样的香港？
有人会说，钟意港英时期的那个香港；然而，这些人大多未曾亲身经历殖民生活，既不明白当时香港并未真正享有什么民主自由，更不了解光辉背后如何积习渐靡，造成今天的千疮百孔——经济上，产业单一、转型困难、人才流失；民生上，分配不均、贫富悬殊、上流停滞——难怪大家营营役役，难以安居乐业。
我们当然不会钟意这样的香港，所以才会致力把她变成我们热爱的香港；问题是，为什么一直徒劳无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断错症”、“开错药”。认知影响判断，而“意识形态”正是香港无法看清问题本质的障碍，因为前人始终无法冲破原教旨资本主义、放任自由主义及政府官僚主义等“三座大山”的枷锁——以为《基本法》所提及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什么都不变”，甚至相信只要教条地延续自由放任的经济逻辑和单一固化的经济结构，而不需进行任何推动制度进步的改革，就能维持香港的辉煌，却促使大家愈发不满香港。
以特区政府为首的政治和行政精英就是这样一群典型的“误导者”，根本无法以动态思维深入领会“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只是以固化的认知去实践香港的资本主义，变相造成今天的腐败扭曲。无可否认，从社会发展历史而论，“资本主义”的确是促使香港进入现代社会的一大功臣，也是截至目前为止最适合香港的发展模式，能极速放大源于生存和自利的动能，从而激发源源不绝的经济潜力——可是，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存在颇为致命的结构缺陷，尤其是主张放任市场、自由贸易、资本不受限制流动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自四十年前被提倡并获依赖，难免令那种生存和自利的动能走向偏锋，使社会关系失去应有的“人与人属性”，异化为纯粹利益关系的“物与物属性”，从而扭曲经济发展是为人民打造美好生活的本质，导致基于利益争夺的社会冲突成为常态。
香港的社会结构正正处于最为走样变形的状态，形成了包括特首林郑月娥等人在内经常鹦鹉学舌却根本不谙此道的深层次矛盾——由港英殖民政府酿成的“官商共治”格局早已导致资源分配长期倾向既得利益群体；直到回归之后，被一众“AO党”（政务官员）主导的特区政府仍囿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教条，加上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以及缺乏改革意识的官僚主义思想作祟所影响，从来无法客观检视放任无为的施政举措，更加不敢重新定义政府的经济角色和积极作用，既未能大举制订推动经济转型的产业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义原则与普罗大众共享发展成果；即使经过1997年金融风暴和2008年金融海啸，就算香港经济明显恶化、资产泡沫日渐突显、生活品质急速下降、资源冲突愈发紧张、市民怨气不断累积并且借由政治问题持续爆发——这些精英却仍无视危机，难怪市民渐渐诉诸极端。
怎样钟意才是对香港好？
面对一个愈来愈无法彰显公平正义的香港，一些政客利用香港与国家的信任鸿沟作为政治弹药，不时基于政治利益而扭曲民怨的来源和性质，导致普罗大众只懂把矛头指向中央未能兑现普选承诺，从而继续巩固已有的猜忌、偏见和不信任，沉迷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当中，导致香港出现“泛政治化”、“民粹主义”、“否决政治”，深深陷入当下不能自拔的“普选迷思”——
首先，人们将民主视为评判政治发展的唯一标尺，只注重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忽视对政治秩序的保障、政治结构的优化、政治规则的确立、政治功能的发挥，以及政治文化的理性，变相严重缩小政治发展的内涵；其次，人们将普选视为评判民主的唯一标尺，而无视民主其实包括从代议政制到直接民主、从选举民主到协商民主的多种形式和性质，反倒无限夸大普选功能，严重窄化对民主的定义；最后，人们将差额选举、公民提名等选举形式和程序视为评判普选的唯一标尺，形成极度简化的“差额选举＋公民提名＝普选＝民主＝政治发展”公式，不但无视香港本身面对的宪制约束和法律规范，而且未能从“阿拉伯之春”等所谓“民主化运动”汲取教训。
所以，当大家偏执地以“民主选举”作为香港政治发展的原则和思路，结果只是“舍本逐末”，因为它所强调和聚焦的，是作为“末”的“普选”，而非作为“本”的普选条件，不但难以带来政治发展，反而成为政治衰败的根源，最终酿成苦果——在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的社会中，选举民主容易将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继而加剧“泛政治化”趋势；在社会阶层利益严重分化的情况下，民主选举往往刺激利益冲突，并引发社会失序，继而导致民粹主义兴起；在缺乏有效国家认同的条件下，民主选举通常容易触发身份政治对抗，继而带来分离主义的隐忧；在缺乏充分政治信任的条件下，民主选举往往引发非理性的政治行动，继而导致“否决政治”盛行；在政治制度化处于水平较低的条件下，民主选举往往冲击现有政治体制，继而驱使施政失效、诱发“港人治港”的失败。
除了意识形态的认知屏障之外，对客观条件的局限认识，也是大家错判形势的关键。尤其是绝大多数扬言推动香港政制向前的泛民政客，全都忽略香港民主进程必须满足两点：一是必须以“一国”为前提，而不是独立于国家或其制度之外的安排；二是必须具备政治信任，包括特区政府对治港代表的忠诚程度和治理能力的信任——对于前者，香港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明显未如国家所愿；至于后者，曾被中央委以重任的治港者们同样令人失望，包括为“反修例”提供环境和土壤的特区政府、纵容暴力发生的泛民和无能为力的建制，以及抗拒社会改革的商界精英，全部责无旁贷。
当中央对“港人治港”失去信任，只能积极破除区隔和阻碍，致力重组治港权力的分配机制。这也正是中央先后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和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根本原因，既要防范香港政治乱象，更要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可惜，香港市民仍然不太容易接受甚至适应，而截至目前发生的种种变化也令大家悲观不已，甚至认定香港正在极速沉沦礼崩乐坏。另一边厢，特区政府也不见得已经痛定思痛，所以迟迟未能秉承“分配”和“产业”两大主轴全面推进社会改革，似是“躺平”等待中央亲手收拾“烂摊子”；与此同时，政治极左势力似乎有擡头之势，不时“唯恐天下不乱”般煽风点火、喊打喊杀、乱扣帽子，无疑加剧大家对变化的不适和前途的徬徨。
不过，反过来问，当一些人的所作所为颠覆了中央对香港的习惯认知、把香港变成了对方不再钟意的香港，我们又有理由认为中央仍会袖手旁观？既然变化已然发生，认知也有需要调整，如果“我哋真系好撚钟意香港”，着实不得不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应该如何钟意香港，才是对她的最好回馈，而不会造成伤害。
撰文：香港01首席记者黄云娜
上文刊登于第271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28日）《在国安法周年反思香港乱与治——谁会钟意这样的香港？》。如欲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